俄共恢复重建后，它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都表露出希望俄共成为体制内政党的愿望。所以重建后的俄共首先放弃了传统共产主义理论中有关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思想，表示认同议会民主的道路。从1993年至今，俄共凭借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基本上实现了“成为体制内政党”
的目的。目前，在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中，只有俄共可以称得上是“历届议会大党”和“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但是，如果从俄共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作用的程度来看，可以看到在恢复重建后的九年时间里俄共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复兴—极盛—势衰的过程。
（一）俄共的复兴时期
主要是指俄共从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到1994年底的这段发展时期，它复兴的标志是参加1993年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并在选举中“意外”取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俄共基本上走的是平民主义路线，还没有提出自己十分明确的政纲，但在对待现政权的态度上与其他共产党组织已经有了显著的区别；在叶利钦政权的重压之下，俄共利用选举等宪法规定的合法手段，逐渐摆脱了困境，终于东山再起，成为俄罗斯左翼力量的代表。
1993年初，正当俄共重新恢复活动之时，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对抗也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起初，俄共领导人公开站在议会的立场上指责政府的内外政策，认为“政府没有为摆脱危机做任何事情”。在1993年4月25日的全民公决中，俄共中央还以党的名义呼吁共产党人对叶利钦投不信任票。但到了10月，当对抗双方（总统权力与议会权力之间）发生流血冲突时，俄共却采取了中立态度，没有直接参加保卫白宫的行动。其间，久加诺夫还发表谈话，希望双方能保持克制，不要采取暴力行为。然而，十月流血事件后，政府仍将俄共作为反对派对待，勒令其停止活动。
用武力解散了“阻碍改革”的旧议会，叶利钦趁势向社会抛出了以加强总统权力为核心的新宪法草案，同时宣布在对新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决的同时举行新议会的直接选举。在12月12日的全民公决中，新宪法草案得到了58.4％参加投票选民的赞同，俄罗斯新的权力结构得以建立。宪法危机终于过去，叶利钦也摆脱了旧议会的掣肘，获得了广泛的权力。但是，十月流血事件后，“民主派”在取得武力胜利的同时也失去了大批民众的信任，这就使1993年底的这场民众政治大抉择注定不会只有一个赢家。在同一天举行的第一届议会选举中，民众的分化得到了验证，刚刚恢复重建仅半年多的俄共“意外”获得大量选票。从1993年以后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来看，俄共的确是这次选举的最大赢家，它为俄共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时机。
选举前，为表现选举的公正性，吸引更多选民参加投票，叶利钦解除了十月流血事件后对一些反对派政党的禁令，俄共“因没有直接参与暴乱”也被列入被解禁之列而允许参加议会选举。解禁后不久，10月26日，俄共立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俄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俄共是否参加即将举行的议会选举问题。讨论的结果，大会决定参加于12月12日举行的国家杜马选举，并很快提出了参加全联邦选区竞选的候选人名单。代表大会后，久加诺夫在一项声明中对俄共准备参加议会选举的决定作了如下解释，他说：“消极抵制选举对反对派并没有好处。俄共通过竞选可以达到四个目的，即：揭露当局的非法行为和此次选举的虚伪性；要求举行新的选举；通过竞选，保存、发展和巩固共产党组织；争取在12月12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否决总统的宪法草案。”应该说，在当时一些共产党组织被禁、另一些共产党组织又拒绝参选的情况下，俄共领导人表现出的这种比较务实的态度是俄共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竞选过程中，俄共作为惟一获得竞选资格的共产党组织备受选民关注。
选举结果，俄罗斯共产党获得杜马450个席位中的65席，成为议会第三大党，而且俄共与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日里诺夫斯基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70席）所获的选票相加竟包揽了国家杜马中的近三分之一席位，在议会中几乎与“民主派”政党（“俄罗斯选择”、“亚博卢”集团和“俄罗斯统一和谐党”）形成了鼎立之势，令“民主派”极为震惊和失望。
这一选举结果对俄共来说意义重大。其一，它标志着曾受到现政权打压的俄共以合法身份又回到了政治舞台，重新找到了发挥自己影响力的新的场所和机会，同时也让俄共领导人看到了利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议会选举后，俄共、农业党等左翼反对派开始联合，并以议会为舞台在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实际作用。在斗争方式上，俄共也逐渐放弃了街头斗争和大规模游行示威，转而主要在议会范围内活动，即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的方式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这样也就同那些激进的共产党组织拉开了距离。
其二，它反映了1993年前后俄罗斯民众情绪的变化：因激进变革而出现的社会庞大贫困阶层开始倾向左翼反对派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政党和组织，社会出现否定叶利钦政权政策路线的倾向和怀旧情绪。十月流血事件虽然结束了政权上层因改革政策上的分歧而导致的权力争斗，但并没有为激进民主派扫清所有政治障碍。1993年以后，以俄共为代表的议会反对派同总统权力集团之间的对抗成为俄罗斯国内政治的主要内容。
议会选举后，议会反对派采取的第一个引起“民主派”
愤怒的行动是通过了对1991年“8·19”事件和1993年十月流血事件组织者实施大赦等决议。叶利钦虽大为不满，但为了实现社会和睦，也只好接受这一现实。事实上，由于议会反对派的存在，1993年以后俄罗斯政府对各项政策都进行了适度调整：1994年1月盖达尔辞去副总理职务，标志着俄罗斯政府最终放弃实行了将近两年的“休克疗法”式激进经济改革政策，代之以内容没变但方式较为温和的渐进性改革方案；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由向西方的“一边倒”逐渐转向“全方位”
外交；1994年4月28日叶利钦倡议并组织签署了“社会和睦条约”，呼吁社会各政治势力放弃对抗，保持国家稳定与社会和睦。俄罗斯政府的这些政策调整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紧张情绪，到1994年秋俄罗斯国内局势出现了短暂的“相对稳定时期”。
但是，这一“相对稳定时期”很快就被新一轮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所打断。1994年秋，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卢布汇率的大幅度下跌，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紧接着，12月中旬，蓄势已久的车臣战争全面爆发。围绕车臣战争，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抗再起，不仅反对派严厉批评政府的车臣政策，“民主派”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突发的社会政治危机使叶利钦的个人威信迅速下降，议会反对派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开始为1995年议会选举和1996年总统大选提前做起了准备。俄共也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行动纲领，即利用目前的政治形势，争取实现总统的提前选举。从1995年初起，俄共就开始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了准备新一届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的竞选工作上。俄共先是在1995年12月的第二届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随后又组织了以俄共为首的左翼联合组织——“人民爱国力量联盟”，在1996年总统大选期间，与“民主派”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虽然俄共对现政权的挑战在总统集权体制的包围下最终宣告失败，但是可以认为：从1995年初起，俄共进入了它发展中的极盛时期。
（二）俄共的极盛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1995年初到1996年中的这段时间。俄共达到极盛的标志是：作为反对派政党，俄共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不仅成为现政权强有力的竞争者，而且几乎改变了俄罗斯政治进程的发展轨迹。
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除了给俄共领导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也增强了他们通过竞选夺取政权的信心。但俄共领导人明白，要想在现体制内取得主导权，还必须拥有议会多数席位或争取总统选举的胜利。按照新宪法，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定于1995年12月举行，半年之后即1996年6月还将举行总统大选。俄共领导人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争取权力的大好时机。根据俄罗斯法律，在选举年，一般要在距选举日半年的时间内才允许各政党进行竞选活动，但俄共却在1995年初就拉开了架势，开始为年底的议会选举进行着精心的准备。
1995年1月21～22日俄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通过了俄共党纲，并对俄共党章进行了修改；二是针对俄罗斯当前的社会政治形势，提出了俄共参加1995年议会选举的竞选纲领。在竞选纲领中，代表大会为俄共明确提出了竞选的三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是“争取在议会选举中取胜。进入议会后力争在议会组成‘人民爱国’多数派，‘人民爱国’多数派议员团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提出合适的总统候选人”；第二阶段是“在总统选举中确保爱国力量代表获胜。在此之后组成人民信任的政府”；第三阶段是“在‘爱国主义者’当选总统后，在俄罗斯各地区进行地方立法和执行权力机关的选举”。“这三个阶段的过渡时期结束后，将召开制宪会议，筹备宪法草案，自下而上地以苏维埃形式恢复人民政权”。
不难看出，俄共“三大”提出的这三个阶段性目标，正是俄共领导人希望通过选举逐步实现党的最终政治目标的战略步骤。争取新一届国家杜马选举的胜利是俄共实现其政治目标的第一步，“万事开头难”，因此这第一步迈得如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俄共领导人抱着志在必得的信念开始了他们的竞选活动。在竞选活动中，与其他政党和选举联盟相比，俄共的竞选策略显得更具有针对性，这些策略包括：（1）利用现政权内外政策的失误，攻击“民主派”的改革方针；（2）打出“大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统一”的旗号吸引广泛的同盟者；（3）发动地方基层组织开展对普通选民的宣传鼓动工作，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宣传俄共主张。据报道，国家杜马竞选期间，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在俄罗斯各地发表演讲达270多场。这些有针对性的竞选措施和积极的竞选活动对提高俄共在选民中的威望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
几年来俄罗斯政府执行的激进经济改革政策导致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社会贫富悬殊、以及犯罪活动猖獗等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加上车臣战争的旷日持久，民众对现政权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俄共在竞选活动中采取的具有平民主义色彩的宣传攻势也勾起了部分选民对苏联时期社会安定与温饱生活的怀恋，在俄罗斯民众中引发了一股颇为强烈的怀旧情绪。
1995年9月，在莫斯科等大城市，成百上千的当地居民高举苏联国旗、苏共党旗和列宁画像走上街头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一事件当时曾被俄罗斯舆论界称为是“民众怀旧情绪的一种反映”。
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作用，在1995年12月17日举行的第二届国家杜马选举中，对现政府不满、希望改变现状的选民把大量选票投给了许诺“恢复俄罗斯大国梦想”的俄罗斯共产党。选举结果，在参选的43个政党和选举联盟中，只有4个政党获得了规定选票而进入议会。俄共异军突起，获得22.3％的选票，加上在单名制选区中获得的议席，俄共共获得157个代表席位，占450个杜马议席中的三分之一强，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进入国家杜马的其他三个政党和选举联盟所得的席位相加也只有151席。其中，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占了51席，由政府总理切尔诺梅尔金领导的“中右”集团“我们的家园—俄罗斯”和另一个民主派联盟“亚博卢”集团分别获得55席和45席。国家杜马选举的结果大大改变了议会中的政治力量对比。
与上届国家杜马选举相比，激进民主派几乎全军覆灭。上届国家杜马第一大党——盖达尔领导的“俄罗斯民主选择”，因得票率不足5％，被排除在国家杜马大门之外，该党仅在单名制选区中获得9个席位，盖达尔本人还未在其中，这表明激进民主派已经彻底失去了对国家杜马的影响力。其他几个“民主派”政党的势力也有所减弱，且延续着分裂的趋势。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的影响也有明显下降。在此次国家杜马选举中惟有以俄共为首的左翼力量得到了发展。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形成的这种新的政治力量格局，为俄共联合其他左翼和中派政党垄断议会绝对多数席位创造了条件。选举结束后，俄共凭借在国家杜马选举中的多数席位，又将国家杜马主席和9个国家杜马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收入囊中，进一步扩大了它的胜利成果。
经过两届国家杜马选举，俄共已经从复兴走向全面崛起。
俄共在国家杜马中的优势地位也使它成为了现政权最大的反对派。从第二届国家杜马开始，俄罗斯国内常常习惯地将国家杜马称为“共产党的杜马”或“左派的杜马”，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直接看成是“民主派”与俄共等左翼反对派的争斗，这也说明，1995年前后俄共开始在国家杜马和俄罗斯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
按照俄共代表大会制定的竞选纲领，取得议会选举的胜利仅仅是完成了实现俄共政治目标的第一步。国家杜马选举的第二天，久加诺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一阶段，而且我们正在展望第二阶段，我们不能像某些政党那样只考虑今天，我们有更深远的和更严肃的战略。”俄共领导人并不想就此停住脚步，他们希望继续取得总统大选的胜利。国家杜马选举后，这个目标对他们来说似乎已不太遥远了。1996年2月15日，久加诺夫在俄共第四次全俄代表会议上被推选为左翼和“人民爱国力量”的候选人。3月4日，俄罗斯十几个左派、中左派政党和组织成立了“人民爱国主义力量联盟”，表示一致支持久加诺夫竞选俄罗斯总统。
俄共在选举中的胜利在“民主派”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半年后就要进行总统选举，所以此次议会选举被看成是总统选举的预演。自1994年以后，叶利钦的威望逐渐下降，1996年1月他的社会支持率只有5.4％，而且身体状况极其不好。但是，面对咄咄逼人的左翼反对派，为了保住“民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