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伊斯兰教开始在车臣地区传播。苏联时期，北高加索民族地区的宗教活动受到严格限制。20世纪80年代后期伊斯兰教在车臣开始复兴。1993年2月杜达耶夫将伊斯兰教写进车臣宪法草案，正式定伊斯兰教为车臣国教。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及战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以车臣为中心在北高加索地区大力传播瓦哈比教义，并向车臣的非法武装提供物资、武器和人员方面的援助，帮助车臣分裂分子与联邦军队作战。据俄罗斯有关部门证实，车臣非法武装的重要头目哈塔卜、巴萨耶夫等都曾与隐藏在阿富汗的头号国际恐怖分子本·拉登的“基地”恐怖网络组织有牵连。俄罗斯还在“9·11”事件之后得到过一部详细记录本·拉登和哈塔卜的谈话录像带，其内容涉及如何与联邦军作战的各种手段和策略等。两次车臣战争期间，大量阿拉伯雇佣军从边境地区潜入车臣地区，成为与联邦军作战的主力。为阻止外国雇佣军的进入，俄军对车臣边境实行了严密封锁。“9·11”事件之前，普京政府曾公开威胁要对支持车臣非法武装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实施空中打击。
由于宗教极端势力的渗入，打着宗教旗号从事恐怖破坏活动成为北高加索地区民族分裂主义活动的主要特征。车臣当局也把瓦哈比教义作为车臣的国家“统一意识形态”进行宣扬，并宣布成立车臣最高伊斯兰教法典法院，在车臣境内全面实行伊斯兰教法典制度。1997年8月，在格罗兹尼成立了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伊斯兰民族”，这一组织为车臣境内的民族分离势力提供了宗教支持。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车臣非法武装分子以进行“圣战”为名入侵邻近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帮助那里的极端宗教势力推翻现政权，企图在整个北高加索建立统一的穆斯林国家，与俄罗斯相对抗。在两次车臣战争期间，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斯坦和北高加索地区部分共和国强烈抗议联邦政府进攻车臣，当地部分伊斯兰教居民曾以各种手段阻止俄军前进，甚至公然对俄军采取武装行动。由于俄罗斯国内经济的长期衰退，北高加索地区的贫困与失业现象极其严重，这也为宗教极端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当地居民对现状不满和对宗教的认同心理进行煽动活动提供了条件。
2.围绕里海石油的利益纷争
里海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引来各方势力插手该地区事务。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商不希望里海的石油在国际市场上与之竞争，在他们看来，车臣的独立可以堵塞从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车臣境内向俄罗斯西部港口的输油管道，从而减少里海石油的出口。车臣周边国家，如土耳其和格鲁吉亚则希望重新修建一条通过其境内的输油管道，为自己带来收益。在利益趋使下，上述国家都或明或暗地支持或纵容车臣民族分裂主义活动，有的国家甚至还为车臣非法武装提供人员和物质方面的援助。
3.美国与西方国家的外交干预
冷战结束后，美国欲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促使其加大了对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渗透，企图削弱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其办法之一就是利用车臣危机打击俄罗斯。从一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就以“双重人权标准”极力否认车臣战争的反分裂性质，谴责俄罗斯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是“侵犯人权”、“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北约、欧盟及欧安组织利用各种场合对俄罗斯施压，以经济制裁相威胁，甚至提出召开车臣问题国际会议，试图把车臣问题国际化。
1995年1月9日，即第一次车臣战争初期，欧盟宣布暂时中止俄罗斯加入欧盟的进程，并冻结了同俄罗斯达成的一项贸易协定。欧安组织还以视察车臣局势为名在格罗兹尼派驻了一个常驻代表团。第二次车臣战争刚开始之际，西方国家在1999年11月18日于伊斯坦布尔召开的欧安组织首脑会议上提出专门讨论车臣问题，要求俄罗斯从车臣撤军。与欧盟的态度一样，美国政府也多次谴责俄政府对车臣的军事行动，呼吁叶利钦尽快与车臣方面举行和平谈判。美国等西方国家领导人还一再接见不被俄罗斯承认的车臣非法政府成员，给他们以所谓道义上的支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的立场为车臣民族分裂主义寻求国际支持、促使车臣问题国际化创造了条件。俄罗斯政府对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的干预行为采取了强硬态度，始终坚持车臣问题属于俄罗斯内政，外国无权干涉。“9·11”
事件后，虽然出于建立世界反恐联盟的目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车臣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改变，承认俄罗斯对车臣的战争具有反恐性质，但同时又把人权问题分离出来，以人权问题为借口牵制和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车臣问题仍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中的主要障碍之一。
（第二节）两次车臣战争
一、第一次车臣战争：无结局的战争
1.战事经过
对车臣发动军事行动的决定是由叶利钦主持召开的俄罗斯安全会议做出的。为了给对车臣的军事行动提供法律基础，1994年11月30日～12月11日，叶利钦连续颁布了三个有关控制车臣局势的总统令。其中，在12月9日颁布的《关于制止车臣共和国境内和奥塞梯—印古什冲突地区非法武装组织活动的命令》中，叶利钦授予政府以“解除所有非法武装的全权”，这被认为是打击车臣非法武装以及向车臣境内派兵的主要法律依据。
1994年12月6日，即在战争开始前四天，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和内务部长叶林在印古什境内与杜达耶夫会面，双方就准备举行谈判的具体事宜达成了一致，商定12月12日在北奥塞梯首都符拉迪高加索举行正式谈判。
然而，未等谈判开始，12月11日晨7点，根据叶利钦的命令，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和内务部部队约3万余人从西部、西北和东部三个方向进入车臣。联邦军方乐观地估计：车臣非法武装不堪一击，联邦军队在一周内即可结束战斗。但军队刚一进入车臣便遭到当地民众的阻拦和围困。12月16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建议总统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与车臣方面举行谈判。12月17日，杜达耶夫拒绝了叶利钦要求车臣人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宣称要与联邦军队决战到底。12月31日，进入车臣的联邦部队以5个师近4万人的兵力攻打格罗兹尼，车臣非法武装与联邦军展开激烈战斗。战事拖延下来，一打便是近两年。
以进攻格罗兹尼为起始，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战事发展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95年1月～3月初，主要任务是包围并攻打格罗兹尼。俄军兵分三路，使用了230辆坦克、454辆步兵战斗车、388门火炮和迫击炮对格罗兹尼进行了猛烈的进攻。
格罗兹尼市内坚守的车臣非法武装对俄军的进攻给予了顽强抵抗，俄军损失惨重。在攻打格罗兹尼的战斗中，俄军阵亡1100人，数百人被俘。进攻格罗兹尼之前，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曾声称用一个空降团，两个小时就可结束战斗，但实际上攻打格罗兹尼的战斗共持续了两个多月。
第二阶段从1995年3月初～1995年4月末，主要任务是攻打格罗兹尼以外的地区。3月6日，俄罗斯内务部部队攻占非法武装在格罗兹尼的最后一个据点——切尔诺列契耶后，撤出格罗兹尼，转而攻打车臣非法武装占领的格罗兹尼外围地区。到4月底，联邦军基本上控制了车臣90％的领土，车臣非法武装被赶到了南部山区。为了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3月28日叶利钦签署了《有关车臣局势正常化的补充措施》的总统令，宣布从4月28日0时至5月12日0时在车臣暂停作战行动。这次停火使退守到南部山区的车臣非法武装残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他们积蓄力量准备同联邦军展开新一轮较量。
第三阶段从1995年5月～1996年底，这是战争结束阶段。1995年5月以后，联邦军队与车臣非法武装之间的交火不断。这期间发生了震惊全俄罗斯的“布琼诺夫斯克人质事件”。1995年6月14日，车臣非法武装战地指挥官巴萨耶夫率领约100名非法武装闯入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布琼诺夫斯克，扣押了1000多名人质，要挟俄军立即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撤出车臣，否则将杀死全部人质。经过长时间谈判，联邦政府做出了重大让步，基本上满足了巴萨耶夫的要求。6月19日巴萨耶夫率领匪徒撤回车臣，800余名人质获释。1996年1月9日又发生了由战地指挥官拉杜耶夫指挥的“‘五一’村人质事件”，最后人质虽被解救出来，但拉杜耶夫等人却逃之夭夭。这两起人质事件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国家杜马为此通过了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总统叶利钦的社会支持率也降到了最低点。面对1996年6月将要举行的总统选举，叶利钦迫切需要尽快结束这场难有结果的战争。
1996年4月21日，杜达耶夫被联邦军发射的自动定位火箭击中后身亡，这成为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转折点。杜达耶夫死后，1996年5月27日，联邦政府与车臣非法武装在莫斯科举行和平谈判，叶利钦与车臣总统扬达尔比耶夫签署了《关于在车臣共和国境内停火、停止军事行动和调节武装冲突的措施》的协议书。当天，叶利钦前往车臣，宣布“战争已经结束，俄军取得了最后胜利”。6月中旬俄军宣布撤军计划，8月底完成撤军，但留下两个旅常驻车臣。双方保证将以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解决一切争端。这样，在举行总统选举前夕，车臣境内出现了暂时的和平景象。车臣居民同其他地区人民一道参加了俄罗斯总统选举。
选举结束后，车臣局势再度恶化。1996年8月6日，大批车臣非法武装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了首都格罗兹尼，大约500名驻守格罗兹尼的联邦军士兵在与非法武装的战斗中牺牲。
紧急之时，叶利钦授权当时任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的列别德为全权代表赴车臣与反政府武装分子谈判。经反复协商、调解，1996年8月30日，列别德与车臣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马斯哈多夫在达吉斯坦共和国的哈萨维尤尔特签署了一项有关双方谈判原则的联合声明以及双方进一步举行和谈的一揽子协议。
该协议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一是到2000年12月31日，应以国际法为基础就俄罗斯和车臣共和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达成协议；二是在1996年10月1日之前，双方应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以监督俄罗斯军队从车臣全部撤离，并在该地区打击犯罪和恐怖活动方面协调行动。
1996年12月29日，俄罗斯政府宣布，原定常驻车臣的101旅和205旅全部撤出车臣。至此，第一次车臣战争宣告结束。
1997年5月，叶利钦和马斯哈多夫共同签署了《关于和平与俄罗斯与车臣共和国相互关系原则的条约》。根据该条约，车臣获得了超出其他联邦主体的广泛权利。
2.影响与教训
俄罗斯发动的这场车臣战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战争持续近两年的时间里，双方停停打打，冲突不断，各种大小摩擦不计其数，一场看似可以速战速决的战斗却演变成深不可测、旷日持久的战争，除成功击毙杜达耶夫外，联邦军队并未取得决定性胜利，而且还造成了国家人力和财力上的巨大损失，给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很多消极影响。这些影响有：
军事上，据俄罗斯国防部统计，截至1996年8月30日，在车臣战争中俄军阵亡2837人、伤13270人、失踪337人、被俘432人；损失飞机5架，作战直升机8架，坦克、装甲输送车、步兵战斗车和装甲侦察车500余辆；车臣武装分子有15000人被消灭。另外，据不完全统计，在这场战争中，大约造成3万～4万平民死亡，伤残者不计其数。车臣首都格罗兹尼等其他重要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约35万人沦为难民。
经济上，战争造成的财政赤字更加重了俄罗斯原本脆弱的经济。据统计，第一次车臣战争的直接经济损失至少达到15亿美元。如果按照某些国际组织的计算，战后恢复车臣日常生活和国民经济所需的资金大约为500亿～750亿美元，即使按照俄罗斯方面的保守估计，至少也要在100亿～200亿美元之间。而车臣政府提出的价码则更高，他们要求俄罗斯政府赔偿因战争给车臣人民带来的“物质与精神损失”1500亿～2600亿美元。对车臣方面提出的这一天价“赔款额”，俄罗斯政府自然无法接受。1996年俄罗斯国内经济正处于严重危机状态，政府不仅不能拿出多余的资金支持车臣的战后建设，甚至连长期拖欠的工资和退休金都不能全部偿还。事实上，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后的三年内，由于国库严重匮乏，俄罗斯政府对车臣的经济恢复工作既没有长期的计划，也没有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到1998年，车臣各项主要工业产量与战前的1993年相比都下降了90％以上，失业现象更加严重。经济得不到恢复，车臣境内的无秩序与犯罪现象更趋严重，车臣境内的恐怖活动进一步向俄罗斯其他地区蔓延。
政治上，围绕着车臣战争俄罗斯社会各种政治危机接连不断。首先“民主派”内部出现了分化。一向支持叶利钦的“民主派”坚决反对叶利钦的车臣行动，在1994年12月11日联邦政府出兵车臣的当天，以盖达尔为首的“俄罗斯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