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年初以来，围绕着国家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总统和政府、特别是政府总理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合拍的迹象。总统不满意政府提出的年增长4％左右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一些场合，尤其是在4月18日的国情咨文中对政府和总理提出了批评，不仅批评政府制定过低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批评政府对行政体制改革领导不力。此外，据说在“斯拉夫石油”国家股份公司新任总裁的人选上普京总统和卡西亚诺夫总理之间也在“明争暗斗”。这些曾经被俄罗斯某些媒体“炒作”了一番，似乎政府改组，甚至政府更迭在所难免。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卡西亚诺夫政府依然存在，关于总统和总理之间的争论的议论却平淡了许多。由此可以看出，普京总统对待政府的态度显然不同于其前任。叶利钦任总统时期对政府的不断改组、更迭，目的是实现其改革战略，并为保证这种改革战略的延续性而寻找“继承人”。而普京时期，形势发生了变化，“改革”依然存在，但更重要的是“发展”，务实精神成为普京执政的突出特色。也正是因此，决定了在具体工作中的争论、不同意见并不一定非得导致更换总理和政府更迭。
第二，普京执政以来，最大的动作集中在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强化国家垂直权力体系方面。为此，明确提出要实行“法律专政”，2000年5月13日普京发布关于成立联邦区的总统令，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七个联邦区，并派驻总统全权代表。
5月17日和19日他先后向俄罗斯议会提交了《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正法案》、《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三项法案，所有这些法案和措施核心是强化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说到底也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约束“地方精英”，使他们真正服从中央、服从法律秩序。关于联邦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已在本书政治与社会篇第七章“民族关系与俄罗斯的联邦体制”中进行了探讨，在这里我们只讨论普京“削藩”——“驯服”“地方精英”的问题。
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三项：（1）在联邦中央与联邦主体之间设立一种新的权力实体——联邦区，用以强化总统对联邦主体的集中领导。同时，为了安抚地方领导人，也为了强化行政领导体制，普京提出成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由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参加的国务委员会，直接商讨、解决全联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2000年9月2日普京签署命令，成立了国务委员会主席团。（2）改变联邦会议上院——联邦委员会的组成方式，目的是取消各联邦主体行政长官和地方杜马主席兼任联邦委员会成员的惯例，恢复上院作为职业化立法机关的本来面目。实际上使地方大员的影响力只限于地方事务，而无法对中央决策的实施以及重要联邦法律的通过形成压力。
（3）建立总统和联邦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法律监督机制。此前，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制约，由当地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行政长官即使毫无政绩、地方立法机关即使通过违反联邦宪法的法令，中央政府甚至总统也奈何他们不得。由于有关法案的通过，联邦政权、俄罗斯总统在法律上便拥有了整顿秩序的可能性。一句话，联邦中央和总统有权解除地方官员的职务，有权废除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的违反联邦宪法的地方法规。这种监督机制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量。叶利钦时期，滨海边疆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很糟糕，1997年该地区领导层出现尖锐矛盾，边疆区行政长官和市长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总统和政府试图解决滨海边疆区的问题，但地方领导人利用其直接民选的身份不买中央的账。总统和政府虽然对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纳兹格拉坚科不满，又拿他没有办法。而普京当政后的2001年2月此人因当地供暖问题引咎辞职。
也正是由于普京旨在改革联邦体制的有关法案对地方精英有极大的约束力，在其通过过程中曾遭到由地方行政长官和地方立法机关领导人组成的联邦委员会——上院的抵制。
第三，与叶利钦时期对寡头依靠甚至迁就态度不同，普京明确表示国家政权要与财团、寡头保持同等的距离，政府应该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保障，但不能容许他们干预国家政治。而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寡头也就不再是寡头了。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指出：“权力真空导致私人公司和机构攫取国家职能。它们控制着自己的影子集团、势力集团以及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信息的非法安全机构。”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国家职能和国家机构之所以有别于商业机构，是因为国家职能和国家权力机关不能被收买或出卖，不能私有化或转让。”
在“法律专政”下，当局开始采取积极行动依法消除寡头、财团利用以各种方式聚集的财富干预国家政治进程、利用手中控制的媒体对政府施加影响的现象。靠各种非法手段发家致富的寡头们很快便察觉到对自己的威胁，他们的各种聚财方式、经营活动中显然存在着触犯法律的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寡头对当局表现出顺从姿态，而个别“不听招呼”的寡头，如一直批评总统、对总统各项政策公开表示不满的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均因涉嫌经济犯罪受到了当局通缉，被迫逃往国外。其实，早在普里马科夫任俄罗斯政府总理时就对别列佐夫斯基等寡头进行了刑事调查。经过这种整顿，俄罗斯政治秩序明显得到改善，寡头干预国家决策、“金钱干预政治”的现象不说已经彻底根除，起码也是得到了应有的控制。接下来，当局需要花费大力气加紧做的是解决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阻止金融寡头们将他们赚取的大量资金转移到国外，并最大可能地迫使他们将已经流往国外的资金撤回国内，以促进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显然，这项任务更为复杂，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工作还未见明显成效。
第四，普京的所有政治主张几乎都是围绕着强化国家政权体系这一中心展开的。然而，强化国家政权体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必然要通过组成这个体系的各级官员——执政精英们来实现。问题恰恰在于这一整套政权体系本身以及执政精英集团在叶利钦时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前面提到过的“金融工业寡头”左右国家高层决策的不正常现象，叶利钦“家族”
中的某些人涉嫌腐败、“洗钱案”等各种经济犯罪外，政权体系腐化严重、各级官员贪污腐败十分普遍。普京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政权体系不可能廉洁自律、奉公守法、高效率地行使国家权力。“一旦官员彻底堕落，国家可能不再是民主国家。”
近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国家官员滥用权力、以权谋私、高层腐败问题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从而影响了各级权力机关的威信。不言而喻，惩治腐败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仅许多叶利钦时期遗留的大案、要案还没有答案，如前俄罗斯总统事务管理局局长、时任俄白联盟国务秘书的帕维尔·博罗金涉嫌收受贿赂案等等，而且最关键的是对执政精英、各级官员的监督机制尚未建立起来，与此同时腐败现象犹如瘟疫一般向全社会蔓延。
2002年1月初，交通部部长尼古拉·阿克肖年科被解除职务。2月，又免去了伊利亚·克列巴诺夫副总理职务，任命他为工业和科技部长。阿克肖年科被解职是由于他从事“非法活动”：非法增加交通部中央机构的数量，使国家多支出大量资金；批准数亿卢布的额外出差费；交通部拖欠巨额税款；巧立名目非法建立多项中央基金，为交通部官员挥霍和购买豪华住宅，等等。显然，解除阿克肖年科交通部部长职务与政府展开的反腐败行动有关。克列巴诺夫由副总理改任部长，据说与他在处理“库尔斯克”号失事事件过程中的态度有关，他试图为海军指挥部开脱责任。这两次正常的人事变动进一步证实了普京“提高国家公务员的专业素质、纪律性和责任心，加大反腐败的力度”的决心。
为结束叶利钦时期政治纷争不断、地方“大员”各行其是、政治精英勾心斗角的混乱局面，普京担负起整治国家政治秩序的重任，为了实现强国目标，也正是由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他并不为“民主”口号所束缚，更看重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性：整肃地方、打击寡头、控制舆论、建立议会多数（“政权党”），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加强中央权力，结束政治纷争，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多年的政治混乱使俄罗斯社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贯彻其政治意志，普京在驾驭政治精英方面，更多地倾向于起用自己的战友——原克格勃工作人员和圣彼得堡“乡党”。俄罗斯新一代政治精英在普京周围聚集起来，也可以说又一批精英跟随着普京到来，逐渐替换并还在不动声色地替换着叶利钦时期的那些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而占据国家重要职位。据说，普京周围的人大致有四类：儿时的朋友，圣彼得堡的朋友，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战友以及金融代理人。此外，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一直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正如普京所说：“虽然多次精简管理机关，合并和划分主管部门，但既没能使政府和政府机关更精干，也没能使它们更有效率。仅以下面一点为例就足以说明问题：国家权力机关和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从1993年的88.2万人增加到现在的100多万人。”为此，政府起草了一系列法律草案，“目的是废除官僚主义做法并将国家对企业事务的行政干预减少到最低限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