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政治生活中，大众传媒对公众意识及他们的政治选择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公民其他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政治参与权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情权的实现，依赖于得到完整、准确、客观的信息。
在俄罗斯社会政治发展进程中，作为政治斗争的参与者和鼓动者，大众传媒也经历了一个从摆脱官方控制、自由发展到从属于新的利益集团的过程，确切些说，这也就是一个“更换新主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各种势力展开了对媒体的争夺，其中在私有化过程中的“暴发户”——各大财团、银行、公司以及金融寡头们凭借雄厚的财力控制了主要传媒。
俄罗斯的新闻出版自由始于苏联剧变过程中，以后经过一系列相关法律的通过，新闻出版自由最终在法律上、制度上得以确立。1991年底俄罗斯颁布《俄罗斯联邦大众新闻媒体法》，宣布：“报刊和其他大众新闻媒体自由”，“禁止检查大众新闻”（第1条）；“创办大众新闻媒体的权利，属于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和其他国家机关，属于各政党、社会组织、群众运动、创造协会、合作社组织、宗教组织、公民的其他组织、劳动集体以及年满18岁以上的俄罗斯联邦公民”，“禁止垄断任何种类的大众新闻媒体”（第7条）。1993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了新闻出版自由制度，规定“保障新闻媒介的自由。禁止书刊检查”（第28条第5款）。宪法和一系列相关法律对大众传媒的法律地位，大众传媒的概念、组建、活动以及违反大众新闻媒体法的责任进行了具体规范。
经过苏联剧变的动荡，随着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的出现和确立，在新闻出版自由方面俄罗斯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实现多党竞争，法律保证不同政治派别、各政党组织发表和宣传自己的纲领、观点的权利，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均可出版自己的著作、传播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在历次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以及各级地方立法机关的选举中，各党派包括左派共产党人、各个候选人纷纷公布自己的竞选纲领，利用各种传媒工具展开宣传活动。不同派别的政治家即使是对当局持尖锐批评立场的政治家、反对派领袖也可以较为自由地出版发行自己的著作。前苏共领导人、苏联时期的领导人如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人，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左派学者罗伊·麦德维杰夫等均出版了并且还在不断出版自己的著作，其中不乏对叶利钦等俄罗斯“民主派”、当权者的攻击或贬责之辞。叶利钦总统的一些主要政敌如哈斯布拉托夫等人也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与叶利钦反目的亲信、曾任俄罗斯总统保卫局局长的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1997年出版了《鲍里斯·叶利钦：从黎明到黄昏》一书，由于该书涉及一些当权者“宫廷内幕”，在出版过程中曾遇到一些阻力，但还是出版了。
叶利钦在辞去俄罗斯总统之后出版了他的第三本书《总统马拉松》（中文版书名为《午夜日记——叶利钦自传》），书中提到了科尔扎科夫的书：“据说，在科尔扎科夫撰写的书中有许多不实之词，许多卑劣的东西，但是，我没有看这本书，我无法克制内心的厌恶之感。”总之，各种派别、观点的政治书籍的出版所受限制明显减少。而且，新闻出版单位为了某些新闻“卖点”，还追求一些突出的热点问题、不同的“异类”观点，从而客观上促进了出版物的多样性。在为数众多的各类出版物中尽管也有一些不负责任的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的糟粕，但近年来出版的各种文献还是从总体上以不同的角度为人们认识、了解俄罗斯政治、不同派别的立场、政治斗争进程以及当权者内部的勾心斗角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改革过程中，随着所有制的变化，对公民意志和政治取向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新闻媒体——电视、广播等开始在所有制方面起码是在形式上逐渐脱离国家、政府控制。新闻媒体的财政支持发生变化，从过去只是由国家、政府提供财政支持变为主要不是由国家、政府提供财政支持。新闻媒体在私有化过程中被各财团通过控股、提供财政资助等方式逐渐“瓜分”。由此产生的最明显变化就是新闻媒体的“独立”倾向。“大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实际上已经把所有的大众电子媒体——包括电视、广播，大部分有读者的报纸和杂志都变成了自己的财产，而且还建立了所谓‘街头报刊’。西方有人认为，在民主国家，新闻早已成为第四政权，也有人认为新闻是公民社会对政权的监督。看来，真理是在这两者的中间。
在俄罗斯的情况是，大众传播媒体正在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变成第二政权——位置就紧排在钱的政权、大资本的政权之后。”在俄罗斯，大财团、银行、公司和某些金融寡头个人对媒体的控制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银行和工业公司向大众媒体投资大笔资金，与其说他们希望获得的是商业利润，倒不如说是希望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赞助商们向大众媒体提出促使社会认识和政治精英的情绪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的任务，提出唤起政权通过对某公司有利的政治和经济决策，以及在国家机关游说自己利益的任务。不过，公布自己竞争对手的各种‘黑材料’和封锁对自己集团不利的材料的任务也被提了出来。此外，还提出帮助与本公司友好相处的活动家进入联邦级和地区级政权的任务。当然，广告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广告是能够带来很好利润的商品。”在叶利钦当政时期主要媒体被控制情况大致如下：
1.天然气工业公司控制着《消息报》、《劳动报》、《工人论坛报》、《农村生活报》以及近30个地方报刊和电视频道，该集团对电视的控制较弱；2.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欧奈科西姆银行控制着《共青团真理报》和《文学报》，还控制着一些地方报刊和电视频道；3.古辛斯基领导的“桥—梅季亚”集团公司控制着独立电视台、《今日报》、《综述》周刊、《莫斯科回声》电台；4.别列佐夫斯基掌握的舆论工具有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第六电视台、《火花》杂志和《独立报》；5.卢日科夫掌握莫斯科电视台、《特维尔大街13号》
报纸；6.各派共产党及左派控制的有《真理报》、《明天报》、《真理—5》、《俄罗斯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以及70多种地区性报纸和700多种区县报纸，但共产党在电视方面没有任何势力；7.许多大企业、公司和银行及党派组织都出版自己的刊物。尽管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放松了，尽管新闻媒体由于其经济所属关系发生变化而在形式上不再从属于某种权力，但这并不是说在俄罗斯新闻就完全是“自由的”，大众传媒可以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进行客观、公正的报道，揭露事实真相。由于在叶利钦时期政权与大资本、大财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由这些大资本、大财团控制的媒体实际上还是在为国家权力、当权者服务，而且出于切实经济利益这种服务更加来得“自觉”、“自愿”，在绝大多数场合是更加卖力气。一些新闻工作者、记者为追踪事实真相，触犯了某些利益集团、黑社会势力，付出血的代价。例如，著名电视主持人弗拉季斯拉夫·利斯季耶夫、新闻记者德米特里·霍洛多夫等人被谋杀，而这些谋杀案同俄罗斯近年来的一系列政治谋杀案一样至今难以破案，这本身就说明了俄罗斯当今新闻自由的程度，同时也说明司法制度方面的问题。
从新闻媒体的作用方面看，对政府、当权者的舆论监督作用与苏联时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各派报刊、电视、广播时常对政府的具体政策提出尖锐的批评，针砭时弊。例如在1994年底爆发的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许多党派尤其是作为叶利钦政权重要社会基础的“民主派”政党纷纷对政府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提出尖锐批评，开动各种大众传播工具向当局施加压力。新闻媒体、各电台、电视台记者对车臣战争的“残酷”、对交战双方进行“全方位”的“客观”报道，实际上大多是站在反对政府车臣政策的立场上，对政府进行掣肘。叶利钦执政后期，面对当权者的种种独断专行、任意妄为的举动，新闻媒体更是毫不留情，给予了越来越大胆的批评。独立电视台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开设“木偶”栏目对政治家特别是当权的头面人物进行不无恶意的冷嘲热讽。所有这些尽管很难说对当权者的政治决策、对国家政治进程具有多大的影响力，但毕竟还是作为一种舆论压力存在于俄罗斯现实生活中。
同其他一些刚刚走上“西方民主制”政治发展轨道的国家一样，各种闹剧、丑行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也屡见不鲜，议员们在议会大厅里，在街头甚至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相互谩骂、殴斗早已成为人们交谈中的笑料。在前两届国家杜马任期内，通过电视直播节目几乎世界各国都看到了日里诺夫斯基与季什科夫斯基打架、日里诺夫斯基与当时任下诺夫哥罗德州州长的涅姆佐夫相互讥讽、谩骂，互泼饮用水殴斗的场面，以及Н·Н·李森科从Г·雅库宁神父胸前扯下十字架的精彩一幕。
1997年俄罗斯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汇集了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党魁、国家杜马议员日里诺夫斯基在议会大厅里大声咆哮、冲上国家杜马会议主席台引起议员殴斗、在议会大厦外殴打新闻记者等等各种难得一见的精彩镜头。传媒工具的客观报道无疑对政治家们规范自己的道德行为起着约束作用。
在对各种突发事件、社会阴暗面、社会丑恶现象的报道方面，俄罗斯媒体也一改苏维埃时期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但同时也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不厌其烦地对凶杀、吸毒、卖淫等各种社会犯罪现象进行详尽的报道，难免有新闻“猎奇”之嫌。
在当今社会，文学、艺术、体育等各类活动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客观上转移着人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的注意力，有助于缓解社会紧张情绪。在这方面大众传媒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
“……电视——最重要的一门艺术——在现今的俄罗斯起着‘娱乐’作用。今天，电视在世界所有国家的作用都是异常巨大的，而在俄罗斯电视还是缓解居民不满的最有效的缓冲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