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决预算危机上，普里马科夫政府摒弃前政府提高税率和把课税对象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做法，改为实行降低税率、扩大税基的政策。降低企业利润税和增值税，将征税重点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减少非社会方面的税收优惠和关税优惠；对自然人实施注重社会保护的纳税标准。同时，加强税收征管，严格财政纪律。为了增加预算收入，决定对烟酒生产和销售实行国家垄断。在节支方面，政府将继续向国库制度过渡，尽量节约非工资性行政支出，摒弃以牺牲人民利益为代价的节支政策。预算赤字的弥补，在证券市场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只能靠有控制地发行货币，长远考虑仍要恢复国债市场。
（四）调整宏观政策的方向，从货币紧缩转为刺激经济发展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全面爆发，引起俄罗斯理论界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新论争。一派（以阿巴尔金为首的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学者为代表）认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全面危机，是“休克疗法”改革方针和政府长期实行紧缩政策、自由化政策的结果；因此应改变宏观政策的方向，实行刺激经济发展的扩张政策，在当前可以采取发行货币的办法解决危机中的难题，增加投资促使经济稳定和增长。同时认为，由于经济中的货币量过少，增发货币不会引起过高的通货膨胀，适逢转变政策的良好时机。另一派（以盖达尔为首的过渡时期经济研究所学者为代表）认为：金融危机不是实行紧缩政策和自由化政策的结果，而是没有实行严格的财政预算政策、长期高赤字形成国家债务过重的结果；不应走发行货币、扩大投资的道路，因为这必然导致高通货膨胀，使发展经济目标落空。
普里马科夫政府既没有完全听从前一种意见，更没有回到后一种主张，而是把两种见解结合起来，一方面使宏观政策的方向转为刺激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控制通货膨胀的水平。具体到发行货币的问题上，在金融危机造成的尖锐复杂条件下，为了解决某些紧迫的问题，不得不采取发行货币的手段，但尽量缩小发行的数量，即实行“有控制的发行”。同时，考虑到货币发行的财政性质和经济性质，尽量压缩财政性发行，而将资金主要用于经济目的。
普里马科夫政府面临极其艰巨的三大主要任务：解决工资及退休金拖欠、稳定财政货币和稳定生产。政府在三项任务同时抓的情况下，将政策的重点从优先稳定财政货币转为优先稳定生产。对此，普里马科夫指出：金融系统不应成为目的本身，而应为发展工业和国民经济服务。为了实现经济稳定，刺激经济发展，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激励增加投资。普里马科夫指出，俄罗斯能否摆脱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是否活跃，政府将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增加投资。为此经济部提出了刺激投资活动的一揽子紧急措施，包括：进一步完善有关投资的法律基础，为投资者创造符合国际标准的投资条件；完善税收制度，降低企业负担，决定将企业利润税从35％降至30％，将增值税从20％降至15％；对生产投资和采用新技术投资实行优惠政策，大规模投资（超过750万卢布）的生产企业可免税3年；建立对投资和出口的国家担保机制，减少投资风险；大力发展租赁业务，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集体投资形式；发展保险市场，吸收居民储蓄用于投资；等等。
2.清理三角债务。1998年8月金融危机以后，银行系统瘫痪，贷款减少，企业三角债迅速增长。截至1998年底，企业三角债达到12270亿卢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5％，其中逾期债务占55％。政府将首先通过国家专项拨款清偿对预算拨款单位的欠款，包括国家订货的货款，接着重组所有企业欠预算和预算外基金的债务，然后带动企业之间和企业与银行之间债务的清理，最后对于无力清偿所欠债务的企业将依据法律将其资产转给债权人。对于无力清偿欠预算和预算外基金债务的企业，拟将其股份控制额转交国家所有，然后进行委托管理，或者实行第二次私有化。
3.明确产业政策。政府产业政策和投资政策的方向，首先是扩大那些资金周转快、预算拨款利用效益高的部门的生产，扶持知识密集型、高技术型的部门和能够生产有竞争力的机器制造产品的部门。其次，重视传统优势产业部门的发展。
第三，鉴于农业的重要地位和不景气状况，政府将尽最大努力增加投资，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4.成立开发银行。切尔诺梅尔金政府时期设立了“发展预算”，普里马科夫政府在继续运用发展预算实现国家投资政策的同时，决定成立由国家控股的“开发银行”，目的是利用国内外信贷资源对实际经济部门投资，为经济开发筹资融资。
银行的法定资本为3.75亿卢布（约合1800万美元），计划通过发行股票把资本扩大到40亿卢布（近2亿美元），其中国家股份占75％。
（五）改变私有化政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俄罗斯的私有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是其出发点不是为了提高企业生产效率，而是带有某种政治目的，即为了使“改革”不可逆转；二是私有化的收入不是用于投资，而是满足国库需要；三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经过几届政府虽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但问题仍相当严重。因此普里马科夫认为，现行的私有化政策是在“破坏经济，破坏工业”。政府将改变这种为了国库需要和少数人利益的私有化立场，使私有化面向提高企业效率，吸引直接投资，扩大税收基础，维持和增加就业。同时，对国家独资企业、国家控制股份、联邦不动产、未完建筑工程和国外资产，要进行有效管理。
（六）克服对外经贸政策的盲目性和片面性，注重发展民族经济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一直实行对外贸易自由化方针。为了保证市场供应，鼓励外国商品自由输入。结果商品供应得到了补充，市场却被外国所占领，消费市场上的商品（包括食品）一半以上是外国商品。这是转轨以来俄罗斯面向国内市场的生产部门，尤其是轻工、食品和耐用消费品生产大幅度下降的最主要原因之一。针对过去的教训，普里马科夫指出，政府将优先发展民族工业，支持本国的生产者和出口企业，对经济进行结构改革。为此将实行保护国内市场、支持民族工业的政策。同时，依然对外国投资者敞开大门，“吸引外资，发展生产”仍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俄罗斯既需要贷款，也欢迎证券投资，但是更欢迎直接投资。
普里马科夫政府对转轨以来的经济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对经济政策进行全面调整，所制定和实施的政策有助于解决尖锐的社会问题，有利于金融和财政状况的稳定，特别是宏观政策的方向转为刺激经济发展，使经济出现了稳定的趋势。但是，由于多种危机的交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总统的干涉，政策的调整又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同时，政策的实施也要有个过程。这些决定了普里马科夫政府时期，在取得经济危机程度缓解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斯捷帕申政府和普京政府基本继承上届政府的主要政策。
在宏观政策的方向上，斯捷帕申政府坚定地实行刺激经济发展、活跃民族工业的方针；普京政府则把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并提出新的改革道路和发展战略。两届政府执政时期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实现了从普里马科夫政府使经济趋于稳定、到斯捷帕申政府使经济走向增长、再到普京政府使经济加快增长的发展过程。
（第三节）经济转轨的成本——效益分析和“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
一、经济转轨的成本——效益分析
俄罗斯从1992年初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至1999年已经8年。经过多年的经济改革，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确立。主要表现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造基本完成，市场主体实现了多元化；价格全面放开，通货膨胀基本得到控制；财政体制由国家社会经济财政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化，形成了新的预算体制和税收制度，建立了分税制的分级财政体制；两级银行体制基本形成，央行独立并转变职能，商业银行走向规范管理，利率已经放开，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外贸基本自由化，货币已实现国内可兑换；社会分配制度发生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进展，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多元化；国家的经济作用重新界定，政府职能已经转换，中央地方经济关系不断调整。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确立，但是新的经济体制还存在很多问题，还不是现代的文明的市场经济，而是“资本原始积累”式的野蛮的市场经济，与其相伴随的不是效率与公平，而是经济长期衰退和人民生活普遍贫困化，并充满投机、欺诈、掠夺、腐败和犯罪。新经济体制的各方面还很不完善，机制尚未有效运转，市场秩序远未形成。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成本太高，付出的代价太大。突出的表现是国家长期处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经济危机、财政货币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之中，社会生产持续大幅度下降，综合国力大大衰弱，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化。
（一）社会生产长期下降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评价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归根结底是生产力标准。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生产持续大幅度下降。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4.5％，1993年下降8.7％，1994年降幅12.7％，1995年降幅4.1％，1996年再降3.4％，1997年停止下降并出现微弱增长（0.9％），1998年因金融危机而再度下降4.9％。这样，转轨以来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下降近40％。
工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最主要部门，俄罗斯工业生产的下降幅度比国内生产总值还大，8年累计下降46％；农业生产的下降幅度也很大，累计达40％。国内生产总值和工农业产值如此严重的下降，表明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深重程度已超过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
（二）综合国力大大衰弱
我们把俄罗斯、美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做个对比。
1990年GDP的总额（按汇率计算）：俄罗斯为10000多亿美元，美国为55000多亿美元，中国为3700亿美元；俄罗斯为美国的18.8％，为中国的2.8倍。1997年GDP总额：俄罗斯为4284亿美元，美国为80000亿美元，中国为9000亿美元；俄罗斯约为美国的5.4％，为中国的近50％。1998年金融危机以后，俄罗斯GDP按汇率计算的总额大大下降，1999年仅1871亿美元，2000年回升至2469亿美元，这只为美国的2.7％，为中国的25％。2000年俄罗斯按汇率计算的GDP只占世界的0.78％。
由于投资长期大幅度下降（1992～1998年累计下降74％），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普遍陈旧，生产技术严重落后。使用期5年以下的设备在全部设备中的比重，从1990年的29％下降到1998年的4.5％，70％以上的设备服役期已超过10年。
这导致产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极低，除了原料和动力部门之外，其他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只为美国的20％～24％。
（三）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卢布贬值
由于经济长期衰退，国家预算收入的源泉不断缩小，而预算支出又具有刚性，结果国家预算年年赤字。高年预算赤字达GDP的10.7％，低年为3.2％。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则赤字规模还要大得多。国家预算赤字较高和企业税负过重，使财政陷入两难局面。财政集中的收入较低，往往不足GDP的20％。财政支出基本用于日常经费，不能发挥财政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预算赤字导致国家负债累累。1998年6月底，内债余额700多亿美元，外债1300亿美元，二者合计相当于GDP的45％，偿还债务的支出约占预算支出总额的1/3。这成为199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危机后政府对内债进行了强制性重组，但外债负担依然沉重。2000年外债总额1445亿美元，今后10年每年须偿还大约160亿美元。
经济转轨以来生产下降和通货膨胀，一直是俄罗斯面临的两大难题。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一次性全面放开价格，导致通货膨胀恶性发展，1992年通胀率高达2510％，此后3年通胀率一直为3位数，直至1997年才降至11％。1998年金融危机后通胀率再度急剧上升，达84.4％。1999年有所回落，但仍有36.5％。1992～1999年消费价格总共上涨6168倍。
高通货膨胀率促使银行贷款利率居高不下。1992年以来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最高达到200％，1999年仍为55％，商业银行给企业贷款的利率还要高。高利率造成企业投资减少、流动资金不足、三角债庞大、支付危机发展，经济实物化严重、影子经济泛滥成灾。
与通货膨胀相伴随的是卢布贬值。1992年7月俄罗斯开始实行经常项目下的卢布可兑换。由于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外汇储备枯竭，卢布汇率狂跌不止。在开始实行卢布可兑换时规定1美元兑换125卢布，到1994年底已跌至1美元兑换3550卢布，贬值96.5％。1995年7月开始实行“外汇走廊”
政策，后来又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间卢布汇率相对稳定。1998年8月金融危机之后，卢布再次大幅度贬值，从危机前的6.1新卢布（1新卢布等于1000旧卢布）兑换1美元，跌至2000年底的28新卢布兑换1美元，贬值78％。这样，放开汇率以来，卢布总共贬值99.55％，2000年卢布的币值只相当于1992年的0.45％。
（四）人民生活贫困，社会问题严重
改革代价的承担者是广大居民和职工，其生活普遍日益贫困化。转轨8年（1992～1999年），消费价格总共上涨6168倍，居民实际货币收入总计下降56％。1999年职工月平均工资为64美元，养老金不到20美元。工资拖欠成为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的特有现象。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上升，1999年达到52.0％（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20％）。失业率不断上升，1998年达到13.3％。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富人阶层占1.5％，中间阶层占25％，穷人阶层占70％。收入低于最低生活费的人口占37.7％。影子经济（包括灰色经济和黑色经济）泛滥，比重约占GDP的30％～40％。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有组织的犯罪猖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