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素质的最深层是精神层面，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两大方面，这是一个人的灵魂，下面将专门论述。在主体素质中，精神层次、能力和知识三者内外统一协调，共同构成了主体素质的梯形结构。它说明了知识和能力并不就是素质，但没有知识的内化和能力的外化就没有科学精神素质和人文文化素质的养成。因此，只有把知识的传授和能力的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必要环节，才能既防止把素质教育误认为只是知识的传授和某种能力的养成，又不拒斥知识的传授和能力培养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素质教育就是要培养主体既有主体性素质又有相关性素质，或者说，是特殊素质与综合素质的统一。这种全面的素质教育，并不是要求科学家一定要有艺术家甚至政治家的素质，或者艺术家一定要有科学家的素质，那样的话科学家就不是科学家，艺术家也就不能称为艺术家了，这既不合乎社会的需要，也不符合受教育主体的不同特性。全面的素质教育应该是主体性素质与相关性素质的统一，只有这样，受教育主体才能既保持自身素质的优势，又不因其他素质的缺失而使自身素质的优势变成劣势。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知识经济对知识的依赖实际上是对各类知识的综合依赖，一个拥有较高素质的人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掌握单一的某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要对认知对象在空间、时间、特性、规律、应用、系统网络等多方面情况有全方位把握，运用知识的过程本身就是知识的运用。例如当代的高新技术生命科学的研究就是多学科的综合，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其他相关性知识。生命现象是世界上最神奇、最复杂的现象，它不仅是生理现象，而且也是社会现象，人脑有140亿个神经元细胞，其信息储存量非常大，可以说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书信息量的几十倍，这140亿个脑细胞在胚胎发育后的3个月就已基本长成，只是彼此缺少关联，出生以后依靠突触逐渐使细胞联系起来，而脑细胞的这个过程是要通过电信号（电位差形成的脑电流）和化学信号（蛋白质）的结合，在特定环境的作用下脑电波产生共振产生脑细胞的连接。由此可见，对大脑的研究既需要生命科学的专业知识，还需要其他相关知识的支撑。
三、素质教育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人的先天禀赋是主体素质形成的前提，这是由人的大脑左右两半球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可塑性决定的。正因为人脑是人的不同意识的发源地，是人具有理性、具有自我意识的最必要的生理条件，因而人们也就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特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把理性作为人存在的标准，洛克则明确划分了肉体存在的人和智能存在的人，到了康德则进一步对认知理性和价值理性予以界定，称认知理性为知性、价值理性为理性，把人看做自己的立法者，一个合理的行动者。不论是洛克强调人是理智性的人，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人，还是康德突出强调人是具有实践理性或者说价值理性的人，是具有人文精神的人，他们都承认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的两种最基本的文化精神，是人之为人的两种最基本的精神文化素质。然而，近代工业文明史却是一部人性分裂的历史，伴随着科学主义走向巅峰，人文主义逐渐丧失自己的家园。
所谓的“科学主义”（Scientism）是指人类对科学技术的崇拜和迷信，科学替代了神也替代了人成为万物的主宰，严格地说应该称作“唯科学主义”。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科学主义思潮的形成是有特定历史背景的。首先是以蒸汽机和自动纺织机的发明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揭开了世界工业革命的序幕，而产业革命的胜利又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道尔顿的原子论、麦克斯韦尔的电磁场理论为基本化学工业和电机的发明奠定了科学基础，电炉炼钢、电机、电灯、电话、电报、内燃机、汽车、飞机在19世纪相继问世，开始了钢铁、化工和电气化的时代，科学的威力在社会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为科学赢得人类的信任，而且助长人们对科学的期待值。人们坚信只有科学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这是能够实实在在被证明的，并且，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坚信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自然学科的研究工作，同样也适用于一切人文学科，是“放之四海皆正确的真理”，通过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可以揭示世界发展的终极规律。圣西门当时就曾建议在世界各地普遍设立“牛顿议会”，他深信在牛顿议会的管理下，我们的人间很快就会变成天堂。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欧洲以电力技术的运用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序幕的拉开，科学技术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给予高度的肯定，他们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第一次较深刻地阐述了知识和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认为，工业革命所形成的大机器生产体系是随着知识和技能的积累而发展起来的，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科学要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广泛地应用到经济生产中并予以充分发展，其规模是过去任何时代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的。鉴于此，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独立因素，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孔德的实证主义把这种科学主义倾向又推进了一步，使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上升到哲学的理论形态。实证主义认为人的精神发展史经历了三个阶段———神学、形而上学和科学时代，现在进入了实证的科学时代，这与神学时代、形而上学时代的区别是经受经验证实的科学是衡量一切知识的准绳，也是认识的最高成就，科学实证的方法才是推动包括科学以及政治、哲学等社会科学在内的社会进步的动力。反之，那些不符合科学的都要摈弃。至19世纪末，科学主义在西方已经取得了主导地位。
20世纪初创立的量子理论和相对论为原子能技术、合成化工技术和半导体技术的发展提供科学基础，而下半叶产生的电子技术、半导体和集成电路技术、计算机、微型计算机以及全球化信息技术和网络媒体技术又使人类社会跃进一个信息化的新时代，生命科学中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地球板块学说产生、电子显微镜的发明、核磁共振和CT的诞生、大型高能物理实验装置的建立、天体观察装置的建造等一系列令人瞠目结舌的科学创举，使人类对物质世界和生命现象的认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现代经济是以现代生产力为基础的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必须发展现代生产力。人控机器是现代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普通劳动力（体力）是从属于人机生产力的要素，很显然，自然物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我们需要的机器，“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
……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正是由于“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今天表现更为突出，因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的智力及其所创造的科技知识是现代生产力的主导要素更是不争之实。这正如邓小平所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近30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科学的革命使人们的观念和方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科学的巨大成功，不仅为科学赢得了普遍的信任和尊重，而且提升了人们对科学的期望值。在这不断上升的信任和期望中，人们对科学的崇拜也逐渐走向了极端，人们坚信只要依靠科学和理性，人类便会无所不能、无所不摧、所向披靡，简直是“没有一样改变办不到”，“科学万能论”使得人们把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简单而狭隘地局限在了科技和经济的提高，忽视人的精神世界的进步；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讲，科学知识能够得到科学事实的验证，人文学科知识由于难以证实，自然就被排斥在科学知识之外。但是自科学诞生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就在深思：
科学的发展究竟使人类更加幸福还是更加堕落？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虽然说以人的左脑是主管理性思维和语言表达的科学发现为主，把人的左脑视为优势脑并加以大力开发和利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精神的发扬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对近现代工业经济的形成、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左脑的优势在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它的劣势，把科学文化推向极端，并以它来排斥人文文化，把教育的主要功能规定为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科学素质，这必将造成人的物化，由人所开发的科学技术到头来变成了对人自身的统治。与此相类似，科技至上的教育观的局限性与片面性表现得日益清晰，人们逐渐开始怀疑它。残酷的现实警示人们，片面的科学教育并不像科学主义者所信奉的那样一定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缺少人文关怀的科学至上观无法确保人类正确地运用科技成果，在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冷战局面中，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反面角色，科技越是先进，对人类自身生存、发展构成的威胁就越大，无怪乎西方有的学者较偏激地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归纳为两大定律：“大多数科学发现、核技术发明都是以极大地损害人类、人类环境和人类文化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要是一种发现或一种技术能够用于邪恶的目的，它就会这么使用。”我们可以讨论这个命题的表述是否准确，但却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核武器的诞生与应用就是对科技运用的负面效用的一个有力脚注。这说明，如果我们只是单纯地一味强调科学主义教育观而缺少人文主义的关怀与导航，就很容易将先进的科学技术运用到与造福人类的目的相反的方向上来。
固然，知识经济是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全新的经济形式，但是，知识经济绝不仅仅是计算机与软件，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与技术，它包括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如果说社会结构是计算机的硬件，那么，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为基础产生的治国方针、施政纲领、管理模式、政策原则等则是软件。一个社会的结构，如果能够输入这种科学的软件，那么社会便得以全面进步，社会经济就能迅速发展，反之，在扭曲的社会框架下，科学技术的发展空间是极为有限的，甚至会遭到破坏，而这种破坏，是任何先进科学技术也无法弥补的。况且，在这种破坏的条件下是不会产生先进科学技术的。如果说科学技术以乘法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创新以几何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那么，哲学人文社会科学这个软件能与社会结构这个硬件“整合”到一起，以裂变的方式创造财富和推动社会整体进步。纵观人类社会，从古到今，有过一言兴邦或一言亡国。这种认识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样一个还将在相当长时间里以资源经济为主的国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认为，社会科学同样也是第一生产力。时至今日，大概已经没有人再怀疑“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然而，这里所说的科学技术是否也应包括社会科学呢？换言之，社会科学是否也是第一生产力呢？通过对社会科学与生产力关系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全方位考察，我们发现，社会科学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第一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