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于是宣布退朝，回到宫里，他又单独召见拓跋澄，说：“我觉得平城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了魏孝文帝的主张。
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30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当时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道路泥泞，行军十分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不如就把国都迁到这里吧，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
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但都被孝文帝驳倒了。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新都改革：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定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为此，他宣布几条法令：改说汉语，30岁以上的人改口比较困难，可以暂缓，30岁以下、现在朝廷做官的，一律要改说汉语，违反这一条就降职或者撤职；规定官民改穿汉人的服装；鼓励鲜卑人跟汉族的士族通婚，改用汉人的姓。
北魏皇室本来姓拓跋，从那时候开始改姓为元。魏孝文帝名元宏，就是用了汉人的姓。魏孝文帝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北魏政治、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鲜卑族和汉族的融合。
北魏分裂
高欢不仅有一个“贺六浑”的鲜卑名字，还娶了一个鲜卑贵族出身的娄昭君之后为妻。他可算是一个鲜卑化了的汉人。
北魏正光四年（523年），北方爆发六镇戍卒和各族人民的大起义。高欢认为时机已到，便带着个人野心先后参加了破韩拔陵、杜洛周、葛荣等领导的起义队伍。在义军中，他暗集死党，窥测时机，发展个人势力。后来，他看到契胡酋长尔朱荣势力强大，便与死党尉景、段荣等叛离义军，投奔尔朱荣，并很快赢得尔朱荣的信任，取得亲信都督（尔朱荣卫队长）的职位。
永安三年（530年），魏孝庄帝诱杀尔朱荣于洛阳，高欢乘尔朱氏混乱之机，说动当年被尔朱荣兼并的六镇起义军20余万众军民归顺自己，并把他们带往河北。这20多万之众的六镇兵民，遂成为日后高欢起家的政治资本和军事力量。
第二年，即北魏普泰元年，高欢率众进据冀州（今河北冀县），笼络当地世族地主，利用民族隔阂煽动反尔朱氏的情绪，一时人声鼎沸，势力陡增。永熙元年（532年）3月，尔朱兆率20万大军进攻高欢。高欢以逸待劳，以少胜多，重创尔朱军，乘胜进据魏都洛阳，成为实际控制北魏政权的“太上皇”。这年7月，高欢又攻克晋阳，彻底铲除尔朱势力，在晋阳建立大丞相府，定居晋阳遥控朝政。从此，高欢及后来的北齐历代帝王刻意经营晋阳，使晋阳成为北魏、东魏、北齐三代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史称“霸府”。
永熙三年（534年），北魏孝武帝不甘作高欢傀儡，高欢兵进洛阳废其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另一军阀宇文泰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北魏遂告消亡，中国北方也从统一走向分裂。但是这种分裂只是暂时的，不久，宇文泰的后继者就统一北方，继而又统一了中国。
小知识
隋朝大运河的开凿
隋朝大运河于605年开凿，是隋炀帝非凡的政绩，也是隋炀帝的****。大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曾“游幸”江都。605年、610年和616年，隋炀帝三游江都（扬州）。“每出游幸，羽仪填街溢路，亘二十余里”，沿途几百里的州县都要献食（《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必然脱离不开间接地屠杀人民。开凿大运河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开凿过程中还滥施酷刑，多次镇压民众的抵抗运动。同时还规定：凡反抗者“罪无轻重，不待奏闻，皆斩”（《隋书·刑法志》）。
隋是承前启后的一个朝代，文帝与炀帝共在位38年。为复兴生产和加强漕运，开皇四年（584年）开“广通渠”引渭达潼关。炀帝大业四年（608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自辉县至涿郡，长达2000余里，就是今天京杭大运河。
唐朝的建立
隋朝的****促使民变四起，中国又再次出现群雄割据的局面，而唐王朝就在这个乱世之中建立起来的。
在隋末天下大乱之际，许多隋朝的官吏也纷纷造反，拥兵自立，其中李渊父子的太原起兵最终导致了唐朝的建立。
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是诸子中最有才能、胆识过人的一个。他眼见隋朝大势已去，便暗结俊杰，锐意经略天下。公元617年，天下大乱，李世民乘机劝父亲起兵。李渊依李世民及晋阳令刘文静之计，起兵太原，自任大将军，率兵3万余人进取关中，并于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在长安建立唐朝。
当时割据一方的群雄彼此相互攻伐，人人都想君临全国。唐高祖李渊即位后，乃以李世民为帅，领兵次第削平群雄，到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铲除了割据朔方的梁师都，全国复归统一。
贞观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名的治世，因年号“贞观”（627～649年），故称“贞观之治”。
唐大宗李世民即位初始，惩隋亡之鉴，顺应天下思治的民情，“抚民以静”为施政的出发点，推行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兴修水利、鼓励恳荒、增殖人口、广设义仓等措施，使隋末战乱一度凋敝的社会生产又呈现生机。
从谏如流、选贤任能，为贞观之治的明显特点。唐太宗本着舍短取长、兼明优劣的用人方针，充分发挥贤者能人的德才之长，亲君子、远小人，士庶并举、新故同进、汉夷并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虞世南、马周、秦叔宝，或以善谋、或以善断、或以忠直、或以干练、或以文才、或以武勇，各尽所能，效力于太宗，以至当时人才济济，文武荟萃，成为贞观之治实现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极为重视吏治，慎择刺史亲民，执法务求宽简，提倡节俭，抑制旧士族势力，并大兴学校，盛开科举，笼络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为庶民地主广开参政之门。唐太宗还致力于巩固边防，安抚边疆各族降众，广以羁縻州府，缓和了西北、北边的边患，民族间的交往得到加强，因此，北方各族尊太宗为“天可汗”，并开辟“参天可汗”道，以加强羁縻府州同中央的联系。
唐朝在兼容并蓄、开明开放的民族思想指导下，还推动了和亲、团结、德化的民族政策，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卓越贡献。尤其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在汉藏友好史上意义深远。
贞观年间，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措施效果显著，“贞观之治”所造就的盛世升平景象，使得史家经常与汉代的“文景之治”相媲美。
然而到了贞观后期，唐太宗屡兴营建，日趋骄逸，又连年用兵亲征高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在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大不如前期。因此，“贞观之治”是有其历史和个人局限性的。
武则天整顿吏治
隋唐时期，科举制开始取代九品中正制，成为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武则天当政后，在推行科举制的同时，又大开其他选官门径，如自举、举报恶官、试官、殿试以及开武举等，这种多途径选官求才的做法对当时的吏治产生了双重影响。从积极方面来说，它为各类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较好的外部条件；从消极方面看，使得官员队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武则天对此似也有所认识，因而在广开选官途径的同时，又采取了多种措施对官吏队伍加以整肃。具体而言，武则天对官吏队伍的整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设立铜匦（举报箱），鼓励告密：对举报犯有罪行过失官员的人，一经查实，一律授官；即便举报无实，举报者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在这样一种严酷的政治环境下，除了极少数肆无忌惮的酷吏和内宠外，官员们只好收敛起贪赃枉法的行为。
分设肃政左右台，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唐初沿袭隋制，朝廷最高的监察部门是御史台，负责检查自宰相以下各级官员的遵法守纪情况，举报弹劾处理各类违法乱纪的官员。武则天将御史台改为肃政台，不仅增置监察官员，而且还加强其监察职能。
武则天刚一登上帝位，就将原御史台改为左肃政台，专司纠察中央百官和军旅，另外增设右肃政台，专门负责京畿地区和地方各州县官员的按察，并将监察官员由此前的18人增至40人。旋即又打破“左以察朝廷，右以澄郡县”的格局，使左、右两台迭相纠正，左台官员亦兼察州县。
与此同时，为使监察的运作有法可依，武则天命令尚书省刑部侍郎韦方质起草了专供考查地方官员用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由于武则天时代的监察官员有相当一部分是酷吏，且被赋予了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官员畏之如虎，所以胆敢以身试法、搞各种腐败行为者少而又少。特别是到了武则天后期，风闻朝廷使者到来而自杀的地方官员史不绝书，可见这种监察制度的威慑力强大到了何种程度！
重视高级政务官员的任用：武则天很重视高级政务官特别是宰相的选拔和任用。宰相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政务官，日理万端，因此是否得人，对于封建统治关系至大。武则天虽也用过本家侄子武承嗣和武三思等亲信当宰相，但主要是利用他们与自己的特殊关系来监视其他朝臣，而行政实权一般都掌握在其他宰相手中。
武则天时期的宰相如狄仁杰、魏元忠等，在朝中长期握有实权。而在历代宰相中，狄仁杰、魏元忠等均堪称名相。正因为如此，宫中的奢靡之风不仅无法通过高级官员的中介而传到整个官员队伍中，而且可以通过他们的带动作用，使整个官僚队伍形成克己奉公、勤于政事的良好风气。
对官员队伍内部的腐败现象厉行整肃：在武则天时期，官员队伍也曾出现过冗滥现象，但武则天同时也运用各种手段对官员进行淘汰，甚至对不称职者毫不留情，大开杀戒。毋庸讳言，这种清洗主要是在政治范围内进行的，但对官吏队伍的整肃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武则天始而专权，继而登基当女皇，改国号为周，这对李唐宗室和旧臣来说，是篡位行为，是典型的宫廷政变，因此必然会遭到强烈反对。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武则天只能采取残酷的手段来对付那些反抗或企图反抗自己的人。对于武装叛乱者，她能用军事手段镇压；而对其他政治上的反对者，她就只有利用酷吏来制服。其中最著名的酷吏如来俊臣、侯思止、索元礼、周兴和王弘义等，生性残忍，嗜血成性。武则天在其掌权初期为了笼络这些人，对他们的不法行为往往视而不见，但随着统治地位的日益巩固，酷吏的地位也逐渐下降，甚至受到了严厉的惩处。
小知识
无字碑
无字碑也称白碑或通俗地称为没字碑，指没有字的石碑，为碑刻中的一种很独特的现象。
无字碑的出现多因一些主观和客观的历史原因，比如由于墓主的好与不好无法言说，或最初带有预留性质而最终没有完成，也可能原先有字，因为一些自然和人为原因变成无字，等等。最著名的两块无字碑为泰山登封台下无字的石碑和乾陵武则天的无字碑。
开元盛世
清除太平公主之后，唐玄宗李隆基虽然彻底巩固了皇权，但当时的形势不容乐观：兵变大大伤了朝廷的元气，吏治的混乱、腐败亟待治理。所以，唐玄宗表示要量才任官，提拔贤能人做宰相。在这方面唐玄宗还是有伯乐眼光的。如著名的宰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唐玄宗时期的宰相，著名大臣。
慧眼识英雄：姚崇办事果断，他因为向唐玄宗提出了10条建议而被器重，做了宰相。这10条建议包括勿贪边功、广开言路、奖励正直大臣、勿使皇族专权、勿使宦官专权等，唐玄宗基本上都按照姚崇的建议执行了。
对于皇亲国戚，姚崇也不进行照顾。当时薛王李业的舅舅王仙童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姚崇奏请玄宗批准后，惩办了王仙童。
姚崇之后是宋璟，他也很重视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虽然掌握朝政大权，但他决不徇私枉法，相反对自己的亲属更加严格。
张九龄是广东人。当时的广东被称为岭南，还不是发达地区，犯罪的人也经常被流放到那里，以示惩罚。所以在人们眼里，那里是荒凉、艰苦的地方。出身于广东的人由于历代在朝中做官的很少，所以那里出来的人很难在朝中做到宰相这么高的官。但是张九龄却凭借着自己出众的才华被玄宗相中。
张九龄在做宰相之后，也像玄宗那样看重人的品德和才干，而不是看重其背景。在吏部参与选拔官吏时，他一直主张要公正选才，量才使用。同时，对于玄宗的过错，他也及时指出，加以劝谏，不因为玄宗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就隐瞒实情。
整治吏治：唐玄宗不仅慧眼识贤相，还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他采取了很多的有效措施：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每年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治理边疆：唐玄宗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办事干练果断，这是他能开创开元盛世的主要原因。唐玄宗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