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拿着自己的“白富美”来和人家的村妞显摆，却没有意识到下一步这个自己的“白富美”会新生一种疾病，那就是“身份的焦虑”。他把自己的子民早期发作过的“物质的焦虑”这种病成功地传染给了赫鲁晓夫及其掌管的子民，让他们感染了那个病毒，却在日后发现“身份的焦虑”这种疾病同样是个要命的疾病，好像是第一种病毒的第二代变种，是解决了第一种疾病后必然要发作的第二种疾病。假如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是把物质的丰足和权力的尊贵当成是行为的标地，那么再显得合理的其他制度也不能让这种病毒发作成疾病。而且，“物质的焦虑”和“身份的焦虑”哪一种疾病更加让人活得糟糕，还真不是轻易能确定的。从人类史的宏观视角去观察，这真是一个让哲学家们去好生琢磨的精神课题。
我却知道，假如人类有灭亡的那一天，那一定是因为物质的极大丰富造成的恶果，甚至是必然的恶果。物质的极大丰富的帮凶是科技的进步，越来越高端的科技成果使得人类的必须品极容易满足，却把人类的欲望喂养成狼。不，是妖魔。当人类的欲望变成了无所不作的妖魔，又借助于人类自己的杰作高科技手段；当高科技的能量达到把地球毁灭的程度，不知哪一个灵魂变异又有超级邪恶能量的人把世界毁灭，还真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个醉心于携带自杀性武器的超级歹人就能做成这种事。那个时候，毁灭了的不是人类的个体，而是人类这样的物种，甚至是整个地球。
17.终极欲望和工具性欲望
小说家安东尼如此说下有关欲望的文字：对名誉的渴望是如此符合人性，失缺了它的人要么是超越了人性，要么是低于人性。超越了人性的是超人，低于人性的人是傻子。我们是凡人。如果我们心智还算正常，那么我们并不具备被分划到超人的行列的智慧；也没有那么坏的运气被分划到傻子之伍。
我们的欲望是在长大的，一开始我们要的是进入某一个群体，然后我们需要出人头地，然后我们不仅仅是要出人头地，我们要的是自己能够声名卓著。大哲学家西塞罗也指出，就是那些在书中鄙视荣誉的哲学家，也将自己的名字放在书最前面的一页，恰恰在他自己轻视盛名与罪名的书写中，渴望自己的名字被人们所认识与谈论。西塞罗以为，事实上那些公开嘲笑名誉的人也在暗暗地渴望着它。名誉是智者最后才放弃的东西。
和平年代，无非是把战争的地址从战场上移植到了我们的内心。当某个人赢了的时候，另一个人必然就输了。和平年代，战争还以游戏的方式移植到运动场上，竞技变成了文明掩盖下的娱乐与狂欢，但参与游戏的选手是严谨的，有着终极的欲望，那就是拿冠军。冠军的规格是高贵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第二名就是失败。
我们如此需要自己的成功，出人头地，马斯洛把这个事实还归纳为“自我实现”，给它赋予了一个漂亮的精神化妆模样。有一些人确实是成功了，小组里有小组长，村子里有村长，科里有科长，处里有处长。媒体还不时地公布一下这个国度谁是最有钱的人，就是一个家族里面也有首富。即使是小偷，也大抵需要一个将他们组织起来的头领。只要他们和比自己级别低的人一比较，就会心满意足。成功要的就是这种心满意足。成功，是我们奋斗不息的目的地，像山顶之于登山者。我们要经过很多艰难的路途，一想到山顶的壮丽与一览众山小的狂妄与俯视感，登山的辛苦也许就能变得可以忍受一些。
何东先生是我很尊崇的采访明星的专栏作家，他的采访总会让我们产生深度的思索。何东先生曾经对百位娱乐界前锋导演和演员进行过采访，让他最具感慨的共同点就是：当明星们在讲述自己的成名路动情处时，往往不是眉飞色舞、兴高采烈，而是神态各异，沮丧、哭泣、压抑、失落等等。这些明星说的最共同的话语是，以前那么向往的鲜花和掌声，可现在得到了这一切，却不像想像的那样开心，而且为获得这一切，自己付出的太多了。
对于抵达山顶的渴望，还有对山顶的想像，落实到抵达山顶者真实的感受，其美妙的可意性要远远地低于原先的那种渴望与想像。这是造物对我们开出的有意无意的玩笑。也就是说，成功的那一瞬，我们觉得味道好极了，如果是大的成功，有那么几个钟头，或者再多几天加上几个钟头，这种成功的可意感觉就会消失了。凡是成功的人都会尝到这种消失的滋味。消失的滋味真是太不可意了。但是，没有品尝到成功可意感的人绝不会取消对成功的渴望和想像。山顶，像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所有铁屑一样的登山者向上爬去。那些没有成功的人更惨烈，他们甚至连成功者那瞬间的可意感也没有品尝过，收获的只是登山的辛苦和绝望，还有自己失败感。
但是，山顶的想像中的可意感像山顶一样存在着。这是一个终级欲望。它象征着人的可意性。然而高拔的山顶不是一步就能登上去的，需要实现若干个小的目标。心理学把这些小目标叫作“工具性欲望”。欲望就是这样的一个链条，其间有无数个工具性欲望。工具性欲望的实施过程大多是不享乐的，不仅是不享乐的，甚至是受苦的。非享乐的目的弄得我们很不愿意去做。去达成这些目的实施之中，我们甚至是会扭曲的，是分裂的。比如，我们想要把自己的官位弄成局级级别，我们就从科级开始拼搏。假如科级还是比较容易弄上的话，那么我们还要完成从科级到处级的演变。这个过程就变得不简单了，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科级人员为数不少，而我们共想的位置只有一个。我们在小说电视剧里看到了这个过程中你死我活的内心剧场。有时候这种你死我活还是把舞台搭建在彼此杯来盏去的环境之中。欲望的阶梯越往上演变越惨烈，也更惨不忍睹，那是一些更有智力和欲望更雄壮者的游戏。
我认识一个小处级干部，他挺幸运的又挺努力地达到了这个位子。我亲眼看到了仅仅是因为这么个位子的存在，就给他招惹了多少的麻烦，有的人对他是如何的恨之入骨，写过几回状告信，实名的和匿名的都有。我亲眼看到了他要如何左权右衡，才能像个不倒翁一样保持稳定。若是我干了他这个行当，非疯了几回不可。他待在这样一人小芝麻大的位子上，想要保持生命瓶子的不晃，那简直得能拿到诺贝尔稳定奖。
被名利场害了的人有的是，高官落马的消息层出不穷。这一点上，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就算有前人落马，名利的可意部分还是像毒品一样吸引着后来者，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一往无前，没人以为那种倒霉的概率事件会摊到自己身上。
成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像一剂药：它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在得到它之前你不知道自己缺乏什么，一旦体会了它，就想要更多。若我们想再次体验初次体会的那种快感，就必须依靠更大的“剂量”。这就是说，成功的人已经上了成功好味道的瘾，尽管这好味道持续的时间是那么短。但是，这好味道已经吊起了成功者的胃口，他本能地想去再尝试。就像性高潮，尝到过它的男人和女人不可能忘了它，不可能不再去想达成它。可是，对它的再次体味，需要更大的剂量。这剂量，就是更大的努力与泪水，外加心理的乱世。
18.慕容雪村的真话和假话
慕容雪村把小说捣持得好看，他的那篇《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写得真是好看，吸引了成批的读者成为他的粉丝。有一天，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请他为新生开学做一次演讲，以便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和也想和他一样成功的大学生们分享。这可真是个不错的消息，把写字写好了的人也当成成功人士，而不仅仅是那些挣了大钱或者当了大官的人当成功人士，怎么说也是大学教育的一种进步。
慕容雪村和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当年他也像台下看他的学生们一样，听像他如今坐在讲台上的一个成功人士讲话的故事。他说这个故事对他影响足够大。那一年，慕容雪村和底下的学生们一样大，背着书包到北京上大学。刚开学，系里请了一个家伙给他们讲话，那家伙长相不咋的，按慕容雪村的说法，长得挺猥琐的，还穿着西装坐在那里等着学生们的提问。慕容雪村那个时候一心想要像一棵树一样成才，举手提问题说，你认为我们大学四年应当怎样度过。那位老师反问，你想听真话还是听假话？慕容雪村当然想听真话。老师说，如果要听真话，那就要好好读书，学马列毛泽东思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学生干部，入党，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才。慕容雪村又好奇地问，那假话又是什么？那家伙说，如果要听假话，我劝你别问这种傻问题了，生活应当怎么过，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生活不是你自己的吗？干嘛要听别人的？要我说，大学四年就该率性而活，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如果你喝完酒，跳完舞，特别是谈完恋爱之后还有多余的精力，那么就不妨读读书学学文化。我也不劝你为国家贡献或为社会贡献，不，你首先应该对自己有所贡献，其次是家人，再次是亲戚朋友，最后才轮到国家社会。你也不一定非要做个有用的人，有用，是一个特别糟糕的词儿，它简单粗暴，把人当成某种东西，你不是一根木头，不应该考虑自己还能打人还能做劈柴，你有知觉，能感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万物的“有用”都为你而设，你只需要去感受那种幸福，但你自己不该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