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政治充满波折的同时，两国经贸关系却有了稳定的发展。据中方统计，1996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428.4亿美元，从1979年建交以来的18年里，双边贸易额累计达2606亿美元。自1996年起，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据美方统计，双边贸易额18年里累计为3760亿美元。自1995年起，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双方的统计有所不同，据美方统计，1996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达到395亿美元；而据中方的统计，同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仅为105亿美元。在商业投资方面，美国在华投资截至1996年9月，累计已达21713项，协议金额335.4亿美元，实际投入129.4亿美元，列各国在华投资之首。中美之间在其他领域的交流和往来也获得了很大进展。
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了首次正式国事访问，这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访问。两国元首进行了友好的会谈，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宣布两国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如江泽民所说：这种战略伙伴关系“是建立在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的基础之上。”1998年6月底至7月初，克林顿顶着国内反华势力的压力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从而实现了中美两国元首的互访，使中美两国关系更加前进一步。1999年4月6-14日，朱基总理对美国进行了正式的国事访问，这是在美国国内反华势力再次掀起反华浪潮、中美关系又一次面临着倒退危险的时刻所进行的访问，访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使中美关系又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在整个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的一大特点就是存在着两面性和矛盾性，一方面是由中美关系的特性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受美国国内所存在的两种势力——即对华接触派和遏制派——的影响。1997年，就在美国国内就对华政策进行大辩论的时候，在美国推出了两本颇有轰动效应的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著作，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很畅销。一本是《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另一本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这两本书分别集中反映了现今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尖锐对立的两派——遏制派和接触派的观点。美国《世界政策杂志》1997年秋季号刊登了一篇对这两本书的长篇书评，题为《不可靠的计划——美国对华战略》，认为上述两派的对华政策主张，实质是一样的，都是要遏制、分化、西化、演变社会主义中国，只不过是方法不同而已。无独有偶，中国国内有些人也持上述观点，并说接触派危害性更大。对上述两派的评价不能简单化，应作具体的分析。
遏制派比较强调中美之间利益冲突的一面。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第一，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正逐渐减弱；第二，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强，美国需要对付的有可能向其霸权地位挑战的国家越来越多，不仅仅是中国。后一条更加现实、重要。日本、俄罗斯、欧盟都有可能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挑战者。日本正日益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地位；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俄罗斯也不甘当二流国家；经济力量已超过美国的欧盟已不愿再充当美国的温顺的盟友。问题是现在各大力量中心都尽量不当首先向美国挑战的出头鸟。美国与中国对抗，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只能是使其它大国得渔人之利，冷战的教训不应忘记，从美苏对抗中受益最大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而美国虽然是胜利者，但实力已被大大削弱。
接触派虽然最终目的也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霸权地位，但他们对中国和中美两国共同利益的看法却与遏制派大不相同。在接触派的政策主张中，尽管也存在意识形态对抗和地缘战略竞争的因素，但更多的是看到了两国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安全上的合作性。首先，他们认为，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具备威胁美国地缘战略利益的能力，中国目前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用于防御目的。其次，他们更强调两国经济利益的一致性。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美国要维持霸权地位，必须保持、增强其经济实力，这就需要中国这个新兴的大市场。中美两国经济互补性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们重视两国在安全上的合作。虽然苏联解体了，但中美两国在安全上还是存在许多共同利益的，需要合作，而且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
遏制派与接触派对华政策主张的差异是明显的，对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进入90年代以来，遏制派曾一度占上风，因而才会有一系列使中美关系恶化的事件发生。但是，经过几年的政策辩论和调整，克林顿政府还是逐步采纳了接触派的主张。除了它认识到上述的两国共同利益外，遏制性的政策推行不下去，也是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由于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赢得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人民和政府的理解，当初主动请求美国并与美国一道遏制苏联的西欧国家对遏制中国就不感兴趣，而没有盟友的配合，美国要遏制中国是孤掌难鸣的。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治的日益稳定，美国的决策层看到，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与其干那种于己徒劳无益却使它人渔利的事，不如与中国接触、对话、合作，从中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不过，遏制派与接触派的宗旨是相同的，就是在同中国的交往中为美国获取最大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接触也是遏制的一种方式，一种特殊的方式。就美国来说，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正是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真正含义。
对中国来说，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个长期的事业，中国需要长期保持周边环境和国际局势的稳定，需要世界和平，需要同世界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而在对外关系中，与美国的关系是牛鼻子，与美国这个最大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中国与其它西方国家的关系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同时，搞对外开放，美国是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与美国对抗，有百害而无一利。对美国国内的各种对华政策主张，应当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如果按遏制派的主张，中美之间就不可能有对话和合作，两国关系只能是退回到过去的对抗状态，这不仅不利中国保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利于改革开放，还会引起东亚地区局势的动荡，危及世界和平。这是我们应当反对的。接触派的主张虽然也是从美国自身的利益出发，甚至也存在着分化、演变中国的因素，但接触就有利于对话与合作，有利于增进相互的了解，有利于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关系，因此是值得欢迎和响应的。当然，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和分歧，但是相比之下，两国的共同利益是主要方面，特别是经济利益和安全、战略利益。在国际战略上，两国的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这就为两国的合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两国合作的前景是广阔的。中美合作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整个世界的利益。
§§§第二节不够和谐的中日关系
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也走过了与中美关系相似的轨迹。这一方面是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中日关系本身的特性。中日关系既存在着经济上的互补性和文化上的同源性，也存在着地缘政治上的竞争性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在经济方面，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密切程度胜过中美，日本比美国更依赖中国的市场。在文化方面，有中日“同文同种”之说，就连“文明冲突论”的创始人亨廷顿也认为，日本文明更接近中华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在意识形态上，中日存在着对立，正因为这样，1989年“六·四风波”后，日本参加了对中国的制裁，并在历次联合国人权会议讨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时都站在美国一方。但是，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程度远弱于中美。中日之间最大的利益冲突是在地缘政治上，日本要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在亚洲发挥领导作用，成为亚太地区的霸主，它将中国作为它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所以它配合美国搞“中国威胁论”，想同美国联手遏制中国。这些因素决定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也存在着遏制与接触相交织的特征，并使中日关系也是波折不断。
一、调整方向：日本要当“世界副总统”
日本早在1968年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大国”，到了7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又超过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更加巩固和突出，成为投资大国、债权大国、金融大国和贸易大国。1987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56%，占世界总产值的15%。1985年底，日本的海外纯资产额超过英国和西德，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猛烈膨胀的综合国力，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此后，日本便开始向“政治大国”迈进。成为“政治大国”是80年代以来日本外交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明确提出这一抱负的是1982年当选为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1983年7月14日，中曾根在发表内外政纲时宣称：“日本今后应同经济力量相称地作为国际国家在政治方面也积极发言，履行义务”。两周后，他在群马县发表讲话时又强调日本要做“政治大国”，“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增加作为政治大国的份量”。中曾根的主张代表了战后日本国内强烈要求成为“政治大国”的一股政治思潮。不过此时，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苏联的，其主要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加强日美欧对苏战略协调；在亚太地区加强靠美、联华、抗苏战略；在南亚地区重新建立同印度的友好合作关系，巩固日本在南亚的战略立足点。
到了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强，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有所变化。从1990年起，日本防卫厅的《防卫白皮书》删除了关于苏联是“潜在威胁”的提法，尽管日俄领土问题尚未解决，俄罗斯国内还动荡不定，俄在远东仍存在很强的军事力量。这时，日本实际上已将俄罗斯视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日本眼中，当今世界强国，除了美国外已非日本莫属。而且日本还乐观估计，到下世纪初，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将与美国并驾齐驱。所以日本开始认真考虑它在国际上所能取得的更加重要的、与其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日本要充当“世界副总统”的角色。1989年8月上台的海部内阁开始转变日本外交的方针，由“消极被动型外交”转为“积极能动型外交”。为了扩大日本的影响，在1990年内，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三度赴美，这在日本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日本外相等其它要员也频繁出访。
为了给走向政治大国制造舆论，日本朝野上下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新秩序”。1990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宣称，“世界正处在历史性变化之中”，日本必须参与构筑国际新秩序，开展“有理想的外交”，并将运用经济、技术力量和经验，积极参加旨在建立新秩序的国际努力。海部还明确提出了日本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五大目标：保障和平与安全；尊重自由与民主主义；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下确保世界繁荣；确保人类生活理想的环境；必须争取以对话协调为基础建立稳定的国际关系。宫泽内阁成立后，宫泽首相在其施政演说中强调，日本要为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做贡献。宫泽在1992年4月访问法国时表示，日本为建立国际新秩序将着重在三方面发挥作用：监督裁军；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注意环境保护，鉴于南北关系而向难民提供援助。1993年7月，以新生党为首的多党联合内阁成立后，基本上继承了自民党的外交政策方针。后来的村山内阁也未脱离这一轨道。
日本所要建立的国际新秩序的最大特点是，谋求建立日美欧主导的“多国协调格局”。1990年1月，海部首相在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信中提出：“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随后不久，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栗山尚一发表了《动荡的90年代与日本外交的新进展》一文，提出：1988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万亿美元，其中美欧各占5万亿，日本3万亿，三者合计占了世界经济的2/3；由于美国独立支撑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日、欧协调的体制就成为掌握今后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关键，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责任，也就必须由美、日、欧三极共同承担；为此，日本应当尽快将战后以来中小国家式的“被动外交”转变为积极进取的“大国外交”，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更大贡献。可以说，海部与栗山的观点代表了日本政府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