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心平气和、沉着稳重、一丝不苟、尊重他人的人，”后来成为政治局委员的索洛缅采夫回忆道。“很有人情味。从来不会像容易冲动、难以预料的赫鲁晓夫那样，粗暴地斥责人，蛮横无理，盛怒时大叫‘撤你的职！’。与勃列日涅夫一道工作令人感到轻松愉快。”
1963年5月27日，克格勃向中央主席团呈交编号1447-C的秘密报告。谢米恰斯内向国家领导人通报了朱可夫元帅思想倾向的情况，朱可夫竟敢公然议论国家领导人和不久之前的战友——武装力量的司令员们和安全机关人员。
赫鲁晓夫吩咐勃列日涅夫会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和谢尔久克，将朱可夫召至**********加以警告。
“如果他还不明白，”赫鲁晓夫语带威胁地补上一句，“那就开除出党，加以逮捕。”
是否进行了谈话，无从知晓。档案中并无关于谈话的报告。不过，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判断，勃列日涅夫执行了指示，并向赫鲁晓夫作了口头汇报。所幸的是，事情并未发展到逮捕元帅的地步。
而在筵席上，勃列日涅夫则是一名出色的主持人，爱讲俏皮话，能发表漂亮的祝酒词。他是个精力充沛、富有吸引力的人，十分爱好足球和冰球。
扎米亚京讲述过，1962年秋赫鲁晓夫将携带核弹头的导弹派往古巴所引发的加勒比海危机正紧张之时，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时刻：仿佛眼看着美国就要对苏联的导弹阵地实施打击，战争即将爆发。
“我们在度过一个不眠之夜后，正起草致肯尼迪总统的紧急信件，”扎米亚京回忆道，“门突然打开，嘴上叼着香烟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出现在门口，他问：‘冰球打得怎么样了？比分如何？’苏联中央体育俱乐部队正在比赛。唉，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关心冰球。于是他去向卫队打听。就是说，正当国家的命运岌岌可危之际，他感兴趣的却是心爱球队的比赛情况……”
“块头很大，身体发福，正值盛年，”索尔仁尼琴1962年12月17日参加党和政府领导人与文艺界知识分子在列宁山（麻雀山）官邸举行的会见，他所见到的勃列日涅夫就是如此。赫鲁晓夫忽然想向在场的人展示一幅他所喜爱的苏联画家的画作。
“这时出现了整个聚会最精彩的一副场景：赫鲁晓夫用指头戳了戳身旁高高胖胖的勃列日涅夫的肩膀：‘喂，你去取来’。于是勃列日涅夫（他当时身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亦即苏联总统）根本不是庄重地起身离开，抑或派一个人去取，而是卑躬屈节地伏下身体（其姿势和动作仅只关于兵营的描写中才有），而且颤抖着肥大的身躯，双脚啪嗒啪嗒地跨着轻柔的碎步，以显示自己特别情愿和殷勤，似乎还笨拙地张开了双手。他很快返回，出现在大家面前，手中拿着画，仍然是踏着狗熊般笨拙的步子，将画递给赫鲁晓夫，猪崽似的脸上大汗淋漓。这个片段是如此鲜明，以致对那幅画作本身及其用意所在，我倒毫无记忆，未加记述。”
不难推测，关于这类有损自尊的事件，勃列日涅夫在对赫鲁晓夫进行清算时同样难以忘怀。
1962年，普利谢茨卡娅在《天鹅湖》中翩翩起舞。那时老挝国王来访。演出后举行招待会。普利谢茨卡娅的丈夫、音乐家谢德林正在中国举办音乐会。普利谢茨卡娅是一个人来的。招待会上，勃列日涅夫来到她身边。
“一副放肆神态的勃列日涅夫，炫耀着脸颊上的小酒窝，不时挤一挤乌黑的眉毛，提出用车送我回家，”普利谢茨卡娅描述当时的情景。“领袖在调情，不得不上车，否则领袖会心怀怨恨。我和勃列日涅夫的确是同路：都到库图佐夫大街。勃列日涅夫如今已是苏维埃国家第二把手：他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领袖按规定乘坐装甲轿车。黑色，宽敞，像是灵车。其后紧跟着另一辆车。常有卫队。
列昂尼德·伊里奇为了苏联-老挝友谊‘万古长青’喝了不少的酒。他声音洪亮地为我朗诵叶赛宁的诗句：
一切都会逝去，一如苹果树上的白色烟雾飘散……我已不再年轻……
他嘤嘤啜泣。我们的领袖多愁善感。还有一个警卫员坐在司机旁边，他回头向我同情地点着头说：瞧，我们国家出了一位多么富有文化修养的领袖……他匆匆地瞥了一眼我的手提包：里面会不会有炸药或者手榴弹。万一出事，国家便会失去一位富有文化修养的领袖。这些芭蕾舞女演员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帮畜生……
朗诵完叶赛宁的诗句之后，勃列日涅夫又哼起了歌曲——领袖也是歌迷。歌声伴着口哨声有节奏地响起：‘宽阔的第聂伯河在喧嚣、呻吟。’而他本人像熊似的，用一只手在我的膝头上蹭来蹭去。
我向角落里闪避，同时惊惶不安地叫喊起来：
‘列昂尼德·伊里奇，啊，这里不能转弯！司机！……’
‘迈娅·米哈伊洛夫娜，我是可以的，’这位诗歌爱好者洋洋自得地嘿嘿干笑。
交通中断。值勤的民警举手行军礼。
两辆黑色高级轿车迎着红灯疾驰过十字路口，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向左拐去……
领袖开始了文雅的谈话：
‘这个季度您将用什么新作品取悦自己的崇拜者们呢？’
‘我已经开始排练《斯巴达克》……’
‘我可是看过《斯巴达克》了……’
‘您看的是莫伊谢耶夫的本子，而这是雅各布布松……’
‘尤汉松？冰球运动员，对吗？’
‘是雅各布布松，列昂尼德·韦尼阿米诺维奇。一位出色的芭蕾舞剧导演。’
我已经到家门口了。我低着头急匆匆地朝自家的大门走去。还在行驶中的时候，我即已半侧着身子道过别：
‘谢谢。再见。请来观看新的《斯巴达克》……’”
勃列日涅夫完全有可能担任他极其喜爱的职务，然而命运却插了一手。实际上，中央第二书记是科兹洛夫。此人利用赫鲁晓夫的信任，手握党务机关的一切权柄，操控武装力量和克格勃。
1963年初科兹洛夫罹患重症——突然瘫痪。早在他担任古比雪夫州委第二书记之时，他的一只胳膊便有时不能动弹。这是一个危险的症状，但无论他或医生都未予重视。
他稍加治疗后，被转移至别墅。赫鲁晓夫去看望他。科兹洛夫口齿不清，举步维艰。赫鲁晓夫安排他继续身居高位，但必须有人接替他机关中的工作。
1963年6月7日，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重新进行干部调整。他决定让勃列日涅夫担任中央书记，并从基辅调来波德戈尔内与之配对，充当同样角色。赫鲁晓夫说：“他在乌克兰干得很好。”
这样一来，似乎便出现了两位中央第二书记。勃列日涅夫对此心中不悦。赫鲁晓夫遵循让属下相互争斗的古老原则，故意让勃列日涅夫与波德戈尔内成为竞争对手。不过这一次赫鲁晓夫失算了，因为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更怕他本人，而不是彼此心存戒备，所以很快便联合起来对付第一书记。后来勃列日涅夫据有老广场上的一号办公室之后，与波德戈尔内的竞争方才成为严重问题。
6月22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中央书记，他失去名义上的国家总统的职位，他不得不重新埋头于乏味的管理性事务。帕弗洛达尔州委书记莫尔贡去加拿大，看见那里与土壤侵蚀作斗争的情形，1963年8月便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勃列日涅夫听取莫尔贡介绍了两个小时，深入理解垦荒的问题，后来给柯西金去电话，请其研究莫尔贡所提出的问题。
1964年1月25日，乌克兰中央第一书记彼得·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了对赫鲁晓夫来乌的印象。当勃列日涅夫给赫鲁晓夫打来电话时，他就在旁边，勃列日涅夫报告的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基辅反映的对面包质量低劣的抱怨。这激怒了赫鲁晓夫，他气恼地说：
“您干吗把所有的事全都向我报告？您自己也应当学会亲手做一点事情嘛！”
赫鲁晓夫挂好听筒后对谢列斯特说：
“您瞧，这都是些什么助手呀？说起话来头头是道，做起事情来就缺乏本领和智慧了。”
谢列斯特自然无言以对，不过在与波德戈尔内交谈时却向其转告了当家的针对勃列日涅夫所说的话。波德戈尔内满意地说道：
“这对他是个教训：不要急于报告不愉快的事。这种事情我们本来就够多的了。”
勃列日涅夫请求谢列斯特申报对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厂授予列宁勋章的嘉奖。这个工厂业已届满70周年。谢列斯特3月初去皮聪达晋见正在那里修养的赫鲁晓夫，所提到的也有向该厂授奖的问题。
“这是勃列日涅夫求您同我商量的吧？”赫鲁晓夫狐疑地问道。
谢列斯特避免直接回答，却说是乌克兰领导人们自主提出的这个问题。赫鲁晓夫发觉，勃列日涅夫曾一度在这个工厂工作过，所以现在才操心勋章的事情。赫鲁晓夫同意授予该厂勋章，但吩咐到年底再行申报。
勃列日涅夫从莫斯科打来电话，开口便问谢列斯特是否谈了为工厂授奖的事情，然后才开始打听赫鲁晓夫总体上都说了些什么。他很想知道：关于他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什么也没有说吗？
“我开始发现，”谢列斯特在日记中写道，“不知怎么，勃列日涅夫对我每次会见赫鲁晓夫都抱着妒忌和不安的态度，他对赫鲁晓夫怕得‘要命’。”
1964年10月初，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书记勃列日涅夫为团长的苏联代表团抵达东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15周年庆典。
一天晚上，苏联大使阿布拉西莫夫为这位高官举行欢迎宴会，女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和大提琴家罗斯特洛波维奇也应邀出席。
这对大名鼎鼎的夫妇是首次亲眼目睹勃列日涅夫。
“整个晚上我都和他坐在一起，”维什涅夫斯卡娅回忆道，“他有如一位彬彬有礼的骑士，想方设法让我开心，而且总的说来他的兴致很高。
这是一个穿着考究、一头黑发的男人，年纪并不算老（当时他57岁），精力仍然充沛，非常善于交际，爱好人多热闹。他喜欢炫耀诗歌知识，特别是叶赛宁的诗句：
如今我已不再抱有多少希望，我的宝贝，或许你还梦见了我？
仿佛在一个回音响亮的春的清晨我骑着玫瑰色的马儿疾驰而过……
整个晚上他将这首诗朗诵了好几遍——也许是太喜爱了。他酒喝得不多，爱讲笑话，甚至唱起了逗人开心的四句头，脚后跟踏得咔咔响，双手模拟演奏巴拉莱卡琴，不断地弹舌头，用维亚特卡发音唱歌，声音相当悦耳。这并非平淡无奇的自我表现，不，应当说演技娴熟，富有才气。来客中有人祝酒：
‘列昂尼德·伊里奇，为您干杯！’
‘不，何必为我干杯，我们为艺术家干杯吧。政治家算什么呀，今天有我们，明天我们可就没了。而艺术却是永恒的。让我们为艺术家干杯！’
随后他请求我随便唱点什么，我就唱了柳巴沙《沙皇未婚妻》中的一首歌。那时候我对他并未另眼相看，不曾推测他将会担任国家的何种职务。无论我还是斯拉瓦，那天晚上与他待在一起都感到很愉快……”
数日之后，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感到惊奇的不仅是维什涅夫斯卡娅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而且还有十分熟悉他的许多人。他似乎并不是国家头号人物的合适人选。按照赫鲁晓夫女儿拉达的说法，这是一个“招人喜欢、稍许有点儿多愁善感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