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
在政权的中央机构、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机关中，莫斯科人非常少。能定调子的都是各种派系坚强有力的外省人。
勃列日涅夫年轻的班子被划分为不同的帮派——第聂伯罗彼得斯克帮、摩尔达维亚帮、哈萨克帮。某个官员之所以掌权，取决于他曾经有幸与勃列日涅夫共事。得到特别宠信的则是那些早在勃列日涅夫青年时代即已与之结识的人。
原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回忆说，他刚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便发现，在政权的中央机构中、政府中和中央委员会机关中，莫斯科人非常之少。能定调子的都是各种派系坚强有力的外省人。这并非偶然，而是精心策划的干部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不大喜欢首都的居民，因为他们之中有许多谢列斯特的拥护者。
对于勃列日涅夫年轻的班子，见多识广的人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帮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摩尔达维亚帮、哈萨克帮，某个官员之所以掌权，取决于他曾经有幸与勃列日涅夫共事。得到特别宠信的则是那些早在勃列日涅夫青年时代即已与之结识的人，其时他刚刚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开始自己的仕途。
属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的有未来的政府首脑吉洪诺夫、政府副首脑诺维科夫、苏共中央庶务局长帕夫洛夫、内务部长萧洛科夫、克格勃第一副主席齐涅夫。这全都是一些忠于勃列日涅夫的人，他的同伙。
在莫斯科，人们苦笑着打趣说，俄罗斯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时期。勃列日涅夫从不放过任命自己的人担任重要职务的任何一次机会。勃列日涅夫不会忘记老相识，总是提携他们。他需要支持，尤其是最初几年他的地位尚未巩固的时候。
政府第一副首脑马祖罗夫回忆说，起初勃列日涅夫曾请求中央主席团委员们：
“领导需要威信，请大家给予帮助。”
波德戈尔内也曾讲过，勃列日涅夫常提醒政治局委员们，在他讲话期间要多多起立鼓掌，给全场做个榜样：
“也许，这样做不好，但需要这样……”
勃列日涅夫为了从政治局中清除势力强大、独立不羁的人物，耗费了数年时间。在此之前他常常遭遇党内同志的阴谋诡计。他可懂得将赫鲁晓夫撤职是如何轻易得手的。
1965年，勃列日涅夫战前时期的朋友格鲁舍沃伊当上了莫斯科军区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又获得上将军衔。他和格鲁舍沃伊当年曾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道工作，并一道奔赴前线。
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诺夫想撤换自己的第一副手。
沃罗诺夫提了一个候选人，但勃列日涅夫却有自己的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执委会主席瓦西里耶夫。总书记的意见占了上风：瓦西里耶夫于1971年2月被任命为俄罗斯政府第一副首脑。
当时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瓦琴科深受勃列日涅夫私下照护，因而市里出现了歌剧院和飞机场。
谢列斯特在日记中记载：“知识界对瓦琴科憎恨已极，给他起了个恰如其分的外号‘普利西别耶夫中士’。”谢列斯特自己并不是大知识分子，连他都说某个人粗野，肯定是前所未见的情形。瓦琴科抨击冈察尔的长篇小说《大教堂》，愤怒指责其思想谬误，并要求将载有该小说的全部杂志从各图书馆中没收，予以销毁。瓦琴科还向勃列日涅夫状告冈察尔。
勃列日涅夫不满地对乌克兰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奥夫恰连科说：
“您应当寻求对付知识界的方法，尤其是对付那些给我们制造麻烦的作家。现在你们的冈察尔发表了长篇小说《大教堂》，其中对我们的现实的描写是不真实的……”
冈察尔曾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列宁奖金，是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那部长篇小说中并无任何离经叛道的东西。在乌克兰，尽人皆知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对该小说不满的原因。
“在《大教堂》中，”谢列斯特写道，“刻画了一个领导干部，此人自诩为思想极为先进的共产党员，可是为了甩掉包袱，却将自己的父亲，业已退休的冶金厂工人老干部，送进了养老院。各种事实完全相符——事情发生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瓦琴科的亲生父亲正是在养老院。瓦琴科待人粗鲁，极不文明，性情凶狠，仿佛他仇恨一切有人性的事物。”
然而作为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从不表露对瓦琴科的看法，在公开场合还支持这位权势赫赫的州委第一书记。瓦琴科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于1976年当上了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顾问·助手·笔杆子
勃列日涅夫为自己挑选了一大群助手。
与他一道共事时间最长的当数戈利科夫。此人从在中学当图书管理员开始劳动生涯，1935年毕业于罗斯托夫教育学院，教过历史课，随后成为新罗西斯克一个中学的校长。1940年被任命为共青团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书记。后来调入雅库特州委从事党务工作，1945年又被派往摩尔达维亚。
戈利科夫曾任摩尔达维亚共产党索罗基县委主管工业和宣传的书记，随后又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宣传部领导一个处（同时兼职编辑《文学与艺术》杂志）。按他自己的说法，“是中央委员会公认的主要笔杆子”。勃列日涅夫也在机关中注意到了戈利科夫，提出让他担任自己的助手。
“他写讲话稿不怎么行，”戈利科夫对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博尔金讲过，“他需要一个笔杆子，也算是顾问吧。坦白地说，我并不想到他那里去。”
不过，戈利科夫自然还是同意了，这才使得他逐步攀上了权力的顶峰。
斯大林逝世后勃列日涅夫被分派到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时候，戈利科夫正在撰写学位论文。1953年12月，他被录取为社会科学院直属学位论文答辩一年制学习班旁听生。勃列日涅夫前往垦荒区工作时，戈利科夫重又成为他的助手，自此之后他们从未分离。按照职责分工，戈利科夫主管农业和意识形态，但他主要还是总书记的私人助手，关注外界对勃列日涅夫都写了些什么、如何描写。机关中尽人皆知：勃列日涅夫对他怀有特殊的好感。
“列昂尼德·伊里奇从不大声训斥人，”戈利科夫回忆道，“他对我一直采取同志式的态度，常常邀请我到他家吃饭，我们两家人还一块儿去吃烤羊肉串。他同我商量工作，态度十分和善。只有一次，有人背后向他说我的坏话，于是他不再吸收我参与工作。我认为，这是楚卡诺夫和契尔年科插手的结果。他们不能容忍我独立自主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的高级助手（非正式）是楚卡诺夫。他毕业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学院，自1937年起便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捷尔任斯基冶金工厂工作，直至成为总工程师。1958年勃列日涅夫就任主管国防工业的中央书记，便调来楚卡诺夫充当自己的助手。楚卡诺夫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不喜欢勃列日涅夫的意识形态助手们。机关中的人对他都很尊敬。渐渐地，勃列日涅夫对楚卡诺夫的态度趋于冷淡。
勃列日涅夫国际事务方面的主要助手是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此人曾任职于驻瑞典大使馆，随后主持外交部斯堪的纳维亚司。年轻的安德罗波夫曾在他的手下实习——那是在安德罗波夫出国工作之前的事。
勃列日涅夫调往最高苏维埃的时候，亚历山大-阿根托夫成为他的助手。勃列日涅夫亲自给他打电话：
“是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吗？我是勃列日涅夫。我很想和您谈一个问题，您能到我这儿来一趟吗？”
“当然可以，”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只能这样回答，并为这位大人物非同寻常的客气感到惊讶。
“那您什么时候过来方便呢？”勃列日涅夫想弄清楚，“明天上午11点行吗？”
勃列日涅夫起身迎接客人，并立即开门见山地说道：
“你知道是这么一回事：我这一辈子，小时候在农村干活儿，青年时代进了工厂，然后在党委工作，整个战争期间都在军队里度过。我从来没有同外交政策这种东西打过交道，一点儿也搞不清楚，现在偏偏被选为总统，不得不张罗国外的事务。我需要一个人帮助我熟悉这种事情，搞清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有人建议我找您。要是调到我这里来工作，您的意下如何？”
勃列日涅夫是个讲求实际的人，很关心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工资和住房条件。他抱歉地说，工资仍然照旧：
“不过你要知道，我们最高苏维埃有一个非常好的别墅住宅区，还有克里姆林宫食堂也很不错……”
多年期间勃列日涅夫都相信自己这名助手高度的职业技能、忠诚可靠的人品和罕见的工作能力。甚至已习惯当众征求他的意见。有时候在会谈期间，勃列日涅夫提出某个建议之后，还会回头询问坐在旁边的这位助手：
“我说的对吗？”
勃列日涅夫信任他，甚至容许他同自己争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也总是大胆地坚持自己的观点。
“亚历山德罗夫在我们那里的绰号叫‘破折号’（他的复姓为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或者‘小麻雀’（因为他身材矮小，行为举止不够稳重，总是神经质地忙忙碌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布鲁坚茨回忆说，“这是一个忠于事业、勤恳正派的人，不耍阴谋诡计和玩弄小权术。”
他一贯待人客气，包括对待那些职务比他低的人。有一次在智利，当他听到苏联大使高声训斥其手下的一名外交人员时，他立即从桌旁起身说道：
“我无法容忍这样对下级说话。”
同时他又会把外交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叫做“修正主义者”——并非开玩笑，而是认真的。
他草拟文件无人可比，总是能很快抓住中心思想，简明扼要地进行表述。他容易冲动，手脚利落，脾气暴躁，动辄抱屈，在人际关系中不易相处。
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1975年12月末在扎维多沃，正进行总书记一篇例行讲话的草拟工作之时，葛罗米柯来了。他与勃列日涅夫交谈了三个小时。大家都以为外交部长是来表示祝贺的——第二天是12月19日，勃列日涅夫届满69岁。
可是清晨吃早饭时勃列日涅夫却说：
“葛罗米柯是来要求不去日本。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他应该在1月初去那里。我同意了：他当然不愿意因为准备出访而过不好新年，出访很麻烦，而且也没有多大意义：人家想要那些岛屿，我们却不想给。所以反正不会有任何结果，什么也不会改变——他去不去都一样。”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简直气坏了：
“这样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我们还算个严肃认真的国家吗？我们应当遵守诺言呢还是满不在乎？我们许诺了四次，日本人已经在报纸上报道了访问的事，我们要不要考虑人家的威信？或者我们是想完全把他们推向中国人？瞧瞧看，葛罗米柯不想过不好新年。政治局的决定对他一钱不值！他居然跑来请假！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做得不对！”
勃列日涅夫曾料到会有这场发作，有气无力地辩解道：
“他提出请求，我也就同意了……”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仍然固执己见：
“您表示同意，这就不对。美国国务卿今年五次前往日本，同样似乎什么也没改变。而我们的葛罗米柯去比利时、意大利，去法国，还去了什么地方——去就去吧。可刚刚真要做点复杂的工作，他却‘不希望过不好新年’。应当同日本人对话。即便像您所说的那样，目前我们什么也不给他们也罢，但是应当进行谈判，显示我们的善意。这个国家希望同我们打交道，应该珍惜这一点，重视这一点。这就是外交的意义所在。您的做法是不对的。”
总书记的其他助手也都支持亚历山德罗夫。勃列日涅夫试图改变话题，但未能如愿。他阴沉着脸，扔掉了餐巾：
“您给我准备了一份很好的生日礼物！”
勃列日涅夫抽身离去。一小时过后又回来，瞧了瞧亚历山德罗夫：
“你胜利了，安德留沙。我同葛罗米柯谈了整整一小时，告诉他，让他去日本。”
然而葛罗米柯最终仍然没有访问东京……
另一次，话题涉及的是：北约参加维也纳谈判的代表提出，如果苏联撤走一千辆坦克，他们可以从欧洲撤除一千枚导弹。
“从安全的观点看来，似乎没有障碍，”勃列日涅夫说，“无论美国人还是德国人，在签订这个协议之后都不会进攻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问题在另外的地方：社会主义阵营的朋友们将会反对。要是这样，我也就不签这个协议了。”
午餐期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提起了北约的建议。
“我们不会接受，”勃列日涅夫回答说，“应当起草一份否定的答复。”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认为谈话并未结束。有一天勃列日涅夫心情愉快，玩笑着抱怨说，各种文件本来就很多了，安德烈还要不断给人塞来新的。
“列昂尼德·伊里奇，您干嘛抱怨呀？”总书记这位助手说，“我们也可以不报告了，随您的便。”
“哎，你怎么又激动了！”勃列日涅夫和蔼可亲地说。
“是呀，我很激动。也没法不激动。现在拿北约的建议怎么办呢？说‘不’倒是很容易。可是，我们是想继续缓和呢还是仅仅在口头上说想要而已？我们一再声明：‘政治的缓和需要辅之以军事缓和’。他们所提出的完全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6000辆坦克。要是减为15000辆，情况会有什么改变吗？毫无改变。如果他们撤除1000枚过时的导弹，他们的情况也不会有任何改变。但缓和却取得了胜利。因为所有的人都会看到，我们准备对话，并对军备竞赛有所作为。如果我们说‘不’，我们只会遭受损失……”
勃列日涅夫起身去了卫队的房间，那里设有通讯中心。40分钟之后他回来说：
“我让格列奇科准备维也纳谈判的建议。让他们考虑如何应对北约的这一招……”
可以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许多方面促成了勃列日涅夫对周围世界的看法。
勃列日涅夫慷慨地奖励自己这位助手所付出的劳动——让他当上中央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授予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特命全权大使职衔；出席克里姆林宫招待会时，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总是身着大使礼服。
1972年，当勃列日涅夫已对外交政策感到兴趣时，他的身边又出现了两名国际关系方面的助手：鲁萨科夫和布拉托夫。还有过去同样是外交部工作人员的萨莫泰金，也获得了总书记参事的职务。
勃列日涅夫很器重自己的团队，对于小错误常加以原谅。书记们和助手们都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从不大喊大叫、严厉斥责。当他的指令执行得不好的时候，他便生气地改口称呼“您”。他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讲过，自己曾犯了一个不能容许的错误，心想，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就此告终。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勃列日涅夫吩咐准备一份回忆资料，勃列日涅夫讲话时引用了这份资料所列举的数字，会场里顿时议论纷纷。原来，数字的来源不对。
翌日清晨，勃列日涅夫召集众助手，像平日一样分别作出指示。仿佛他并未发现有什么过错似的。然后他让大家走了，却叫那个人留下。两人单独待在一起时他才按捺不住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