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还存在着严格的循序渐进授勋的规矩。党的高层领导人60寿诞之际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中间时期则颁发列宁勋章或十月革命勋章。契尔年科尽管未逢整十的周年诞辰，却在1976年获得社会主义劳动英雄金星奖章。嘉奖令的措词令许多人不胜惊奇：获奖理由竟然是筹备和进行党的代表大会。在三月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央书记。
勃列日涅夫在世的最后数年间，契尔年科的作用难以置信地增长。他仔细筛选向勃列日涅夫传输来的信息，为他制定详细具体的工作计划。总书记接待室里的秘书们都成了他的下属。
安德罗波夫和他的副手在最高权力的三个层级（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根本不存在公务之外的关系，党的领导人之间的私人交往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也绝对不信任任何人。勃列日涅夫不喜欢政治局委员们背着他聚会，人们也一直唯恐激怒总书记。
对勃列日涅夫个人而言，选中安德罗波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一职，堪称最为得当的任命之一。
这里我要插上一段题外的话。当我2007年夏天撰写本书时，曾有机会在新奥加廖沃总统官邸小住，并询问安德罗波夫当年的一名下级，他对上级的看法如何。我这里说的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于问及安德罗波夫，他说：
“安德罗波夫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使人们联想到某种善良的东西，联想到使我们的生活更趋美好，”总统对我说道，“似乎他有能力改变我们的生活。诚然，后来才明白，他所注重的更多的是浅表层次的变化，整顿秩序。您还记得吧，当时一再进行围捕。不过我对他的态度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您谈的是他短暂担任国家领导人的那个时期，大家所记得的正是这一时段。然而，您如何看待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之时的安德罗波夫呢？”
“您知道，我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建立恰恰与安德罗波夫的上台联系在一起。许多东西正是他就任委员会主席之后改变的。顺便说说，这种法制并不比别人的差……”
我想更确切地了解：
“你们当时在彼此之间是如何谈论 主席的呢？”
“您说的是我在克格勃任职的那些年吗？”总统反问道。
“是的，我很想知道您当时的个人印象。你们那时候在自己的圈子里是怎样评价他的呢？对你们来说什么事情最为主要？”
“嗯，我们当时并不怎么多谈这样的话题……”
推翻赫鲁晓夫之后，安德罗波夫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1964年5月中央主席团委员奥托·库西宁去世，此人自他们当年在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事以来就一直支持他。安德罗波夫作为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落得形单影只，不知命运将会如何。
他并不属于势力强大的谢列平集团。已成为主要思想家、地位举足轻重的苏斯洛夫对他缺乏好感。与政府新任主席柯西金的关系也十分糟糕。
安德罗波夫紧张不安，唯恐那些人与他彻底决裂。他全力以赴讨好勃列日涅夫，但勃列日涅夫一时尚未对这位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1967年“五一”节安德罗波夫被任命为克格勃主席，当他走出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时全然发了呆。勃列日涅夫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当时正在总书记接待室里，便问道：
“怎么样，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应该祝贺您呢，还是怎样？”
“不知道，”他回答说。“只知道历史的车轮再一次碾过了我。”
很可能，安德罗波夫是真心不愿意干这个差事。在那个年代，由中央书记调任克格勃主席被视为贬职。他并未料想到，这个职务会让他成为全国最为声势显赫的人物之一，逐步将他导至总书记的宝座。
当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任命安德罗波夫为克格勃主席时，安德罗波夫咕哝着说：
“也许，不应当这样做吧？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搞不清楚，很难掌握这项困难的工作。”
自然，他的话大家都当成了耳旁风。勃列日涅夫事前早已与政治局委员们商定，所以实际上谁也不曾反对：安德罗波夫不属于任何一个帮派。
勃列日涅夫对人的了解非常透彻，能准确地分辨谁对他忠心耿耿，谁则不然。
一个月过后，安德罗波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成为贝利亚和伊格纳季耶夫之后第一位被授予党内高级职位的国家安全领导人。这是勃列日涅夫赠送的礼品，作为安德罗波夫所不情愿的这次任命的补偿，同时也是对前程的预支。
安德罗波夫对一切都有着正确的理解：关心总书记乃是他第一位的工作。每逢勃列日涅夫出行，他便费尽心机。安全部门工作人员不仅应当保卫总书记，而且要保护他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同胞，这些人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请求打扰勃列日涅夫。
安德罗波夫是勃列日涅夫的忠实战友，从来不会怀疑正是勃列日涅夫应当领导党和国家。在各种争论中安德罗波夫总是站在总书记一边，并且监督其他人也要忠于勃列日涅夫。
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回忆道：
“我估计，克格勃里一直在记录我们每个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和地方其他领导人的档案材料。可以认为，这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委员圈子里的一个说法有关：
“我手里有针对你们每个人的材料……”
不单是电话遭到窃听。借助于技术设备，克格勃知道党和政府领导成员在住宅和别墅里所说的一切。有一次安德罗波夫在私下谈话中说：
“我有一些年轻姑娘专门从事电话和普通交谈的监听工作。有时候她们很难听清人们讲话的内容和家中所发生的事情。监听是昼夜不停地进行的……”
党中央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也像所有的苏联公民一样，对于讲涉嫌犯上作乱的话怕得要命。比克宁刚开始在中央宣传部工作时，与他的同事在电话上交谈，对一位中央书记表示非议。事后才想到，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里的所有电话都是被监听的，颇觉懊丧。于是他去找赫鲁晓夫当年的第一助手舒伊斯基商量。
那人思索良久，然后挥了挥手说：
“没关系，用不着担心，这种录音会交到我知道的那个人手里。而此人对该书记很不喜欢，还说我们需要能够敏锐地进行思考的人……”
只是绝不能随随便便议论勃列日涅夫，那会受到严厉惩处。
勃列日涅夫对为他撰写讲话稿的鲍文非常器重。鲍文在向别人展示勃列日涅夫的多卷本文集时喜欢说：“苏联人民一遍遍高呼的那些口号并不是他的，而是我的！”
然而有一次克格勃截获了鲍文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抱怨，说他“迫不得已”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人领导下工作，徒劳无益。
安德罗波夫将与鲍文友好的阿尔巴托夫叫来，给他看了那封信。解释说：不得不让勃列日涅夫看信，而勃列日涅夫准会把这些话揽到自己头上。阿尔巴托夫试图说服安德罗波夫——何必把信交给总书记呢？送进档案馆去得了……
“可我不敢确定，这封信的复印件是否已经转交给勃列日涅夫了，”安德罗波夫回答道。“要知道，克格勃是一个复杂的机关，连主席也要受到监视。准有那么一些人会去报告勃列日涅夫，说克格勃主席隐瞒了某些牵涉到总书记本人的事情。”
鲍文被逐出中央委员会机关，发配去了《消息报》。自然，数年之后勃列日涅夫变恼怒为体恤，鲍文重新被召回为总书记撰写讲稿。出于补偿，还将他选为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
勃列日涅夫信任安德罗波夫，尽管如此，还是让两名忠于他的将军——茨维贡和奇尼奥夫进入克格勃领导层，他们将安德罗波夫的一举一动都报告给勃列日涅夫……他们与总书记实际的亲密程度，可以根据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加以判断：当勃列日涅夫离开莫斯科或者返回首都的时候，迎送者的名单中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其他高级官员之外，必定会列入“苏联克格勃副主席谢·库·茨维贡和格·卡·奇尼奥夫”。他们三人一起前往伏努科沃政府机场——安德罗波夫作为政治局委员，茨维贡作为第一副主席，奇尼奥夫则作为与总书记特别亲密的人。
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回忆说，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常去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他们向来都深得勃列日涅夫的好感。”
同时，茨维贡和奇尼奥夫彼此不和，尤其是在茨维贡担任克格勃第一幅主席之后。这同样让勃列日涅夫感到称心如意。
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热衷于文学创作。茨维贡的妻子写散文，他也希望成为作家。他物色一批甘愿代劳的人，于是很快便出版了几部以他的名义写成的关于搜寻帝国主义敌人的报告文学著作，后来还有几部题以笔名谢·第聂伯罗夫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
他的书都能迅即问世，而电影剧本也总是很快便拍成大型艺术影片。其中的大部分都是描写游击运动，茨维贡本人则被视为英勇的游击队员，实际上他的经历全然两样。
茨维贡比勃列日涅夫小11岁。他1937年毕业于奥德萨师范学院历史系，在奥德萨州科德马市担任中学教师、校长。
1939年11月，他被调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奉派前往摩尔达维亚。战争爆发时他是南方方面军特务处的工作人员，1942年1月被调往内务人民委员部斯摩棱斯克州管理处，半年之后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第387步兵师特务处副处长。1943年3月，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地方——南乌拉尔军区除奸部反间谍局侦查处。1946年将他调往基什尼奥夫担任摩尔达维亚国家安全部第二处副处长。不久之后，勃列日涅夫也来到这个共和国……
在根据茨维贡的脚本拍摄的影片中，以他自己为原型的主角无不由维亚切拉夫·吉洪诺夫扮演。茨维贡的相貌根本不像这位著名的演员、当年的偶像人物，不过大约他在想象中所见到的自己正是这副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