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我们需要调动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从事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因此政治局提议选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里亚博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为苏共中央书记。”
全体照例鼓掌。
勃列日涅夫问：
“需要介绍里亚博夫吗？”
全场高喊：
“不需要，我们都了解。”
不过勃列日涅夫认为还是有必要说上几句：
“我说说他的一些情况。可以为他鼓掌的是他很年轻。他生于1928年，是工程师，毕业于乌拉尔工学院。他那个州实力强大，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他工作积极努力，卓有成效。”
进行表决之后，全会结束。里亚博夫被领进政治局委员齐集的大厅。这时所有的高层领导人都向他表示祝贺。
里亚博夫在中央委员会仅仅坚持了三年。他行事敏捷、性情倔犟，与政治局委员兼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无法相互配合，而乌斯季诺夫可是勃列日涅夫言听计从之人……
不过当时里亚博夫还正得宠，所以勃列日涅夫问他：
“派谁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接替你呢？”
里亚博夫本想让科尔宾掌管该州，那是他在州委时的第二书记。可是1975年科尔宾已被任命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
于是里亚博夫建议：
“我们把科尔宾从第比利斯调回来吧，他会胜任的。”
然而勃列日涅夫对这个想法不中意。他认为，格鲁吉亚更需要科尔宾。民族共和国的第二书记是莫斯科的全权代理人，但与此同时，他的行为举止必须十分慎重，以免让民族干部感到委屈。所以勃列日涅夫不想将科尔宾调离。
于是里亚博夫推荐自己一手培养的叶利钦，当时叶利钦是州委主管建筑和工业的第二书记。
“叶利钦在莫斯科默默无闻，因此要推出他做候任人很难，”里亚博夫述说，“他甚至连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也不是。当我提出叶利钦的问题时，勃列日涅夫惊讶地说：他是什么人呀？我们并不认识他。为什么你要提拔这个第二书记呢？”
卡皮塔诺夫已经将州委第二书记科罗温的一般情况资料报送给勃列日涅夫。按履历表而言此人倒也合适。
苏共中央党的组织工作部里，存有官阶表上每一个职级的后备干部的资料。官阶表就是各种职务的一览表，任命或撤销职务都必须在党委的监督之下进行。从区党委一级开始都有官阶表。候选人未经区委同意，即使要改选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也不可以。
苏共中央官阶表划分为几类。最低一级为审查监督类，这时任命问题须征得中央委员会的部里同意，与职务候选人进行谈话的是视察员、科长或副处长。
中央书记处的官阶表是较高的一级。一些候任高级职务的人被直接约请至书记处，一天可批准对数十人的任命；另一些人则是通过中央书记们的信函表决方式予以任命。书记们会收到由各部门的部里准备的候任人的简短个人资料，同意时便署上自己的签名。中央书记们往往并不认识这些人，只是根据部里的意见签字了事。
还有一种政治局的官阶表：州委、边疆区委、民族共和国的第一书记，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军队高级指挥人员，大使和某些报刊的主编。不过中央书记处事先也要对这些候任者进行讨论。
如果问题涉及的是民族共和国的州委书记，那么按规定应由共和国中央委员会批准，但须在决定中注明：“报请苏共中央批准。”不经莫斯科同意，任命不能生效。在乌克兰，按传统设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共和国领导人，基辅同样也必须获得勃列日涅夫批准。
在中央委员会党的组织工作部里，对每个由上级任命的干部都建立个人档案。档案中保存有所谓个人简况证明，都是一些枯燥的官方资料外加几句走过场的空话：政治合格，思想坚定，品质可靠……官阶表上的高级别官员在任命之前，要由党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写出鉴定。此前还要询问几个了解候任者的人，他们的意见也记入档案。克格勃内部则不需要这类证明材料，那都是一些业已经过审查的人。
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档案保存在干部审查部门。允许接触这类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可以调阅这些材料。
当出现更换州党委第一书记的问题时，干部组织工作部就会将几名候任者向总书记作介绍。如果他不喜欢他们，则重新着手物色合适的人选。
然而里亚博夫认为科罗温不能胜任第一书记之职，而且一再坚持。里亚博夫希望让自己的人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他对勃列日涅夫说：
“叶利钦这个人勇于负责，工作刻苦、自觉。他在我手下经过很好的锻炼，是我们一手培养出来的。”
勃列日涅夫认真听取了里亚博夫的意见，表示同意：
“你了解得更清楚。既然你有把握，我就支持。”
1978年8月，里亚博夫作为监管行政机关部的苏共中央书记，将内务部长萧洛科夫约请到他那里，进行了三个小时关于国内犯罪情况的谈话。里亚博夫感到惊奇的是，萧洛科夫对批评意见并无异议，答应改变现状。道别时还对里亚博夫这次坚持原则的谈话和很有价值的批评意见表示感谢：
“我当了十二年部长了，这是头一次有中央书记听取我的意见。”
里亚博夫感到满意。然而行政机关部部长萨温金随后告诉他说，萧洛科夫刚与里亚博夫见过面，马上就受到勃列日涅夫的接见。这位部长气得失去常态：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像什么话？为什么里亚博夫把我叫去，训我，教导我应当如何工作！？”
总书记未必会喜欢里亚博夫对一个从来只向他本人汇报的部长追究责任。但最主要的是，里亚博夫不善于搞好与乌斯季诺夫的关系，所以最终丢掉了中央书记的职位……
而叶利钦的际遇则要顺利得多。当里亚博夫在总书记的办公室里举荐他的时候，他本人正在莫斯科——在苏共中央直属社会科学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学习班。他突然被召到中央委员会。首先与他谈话的是主管干部的书记卡皮托诺夫，然后是主管工业的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基里连科，接下来还有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苏斯洛夫。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向叶利钦谈过什么具体事情，只是对他端详了一番。
只有事实上已是党内二号人物的苏斯洛夫问了一点具体情况：他问起叶利钦是否觉得自己有能力独立工作，是否熟悉州里的党组织。
叶利钦明白，他即将接替里亚博夫执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了。但要说这个话，那是总书记特有的权力。
稍早一些时候就任第一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讲述过：
对候任第一书记的最终决定权正是属于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亲自组建他的团队，对他们进行仔细挑选。在此之前，卡皮托诺夫、契尔年科精心研究有望获得职位者的专门卷宗。
我估计，他们会从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初步意见，然后进行候选人与中央书记们的会晤，只有在他们之后才能让他同勃列日涅夫本人见面……
这是必不可少的一轮程序，所有的州委边疆区委和共和国的第一书记在获得批准之前都必经历。
这些会见所带有的性质如果不说是荒谬的话，至少也是奇怪的。我们坐下来，彼此向对方微笑，进行不慌不忙的交谈。这时候，我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要召见我，但对此谁都闭口不提，因为可以讲“我们推荐您”这种决定性的话的人，只能是勃列日涅夫。
与苏共中央总书记进行决定性的谈话，情形则截然不同。那一次和随后的历次会见都使我深信一点：勃列日涅夫很善于让交谈的人对自己产生好感，能制造出一种无拘无束的气氛……
我很明白他并不复杂的意图：尽可能多听一听，通过倾听形成对交谈者的看法，了解其分析当地和社会的各种问题的能力……
勃列日涅夫说话时的态度显得对人特别信任，仿佛正是希望向我倾述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
对待叶利钦也是如此。卡皮托诺夫和里亚博夫将他领进克里姆林宫。身材高大、言语不多、体态壮实的叶利钦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问题解决了，未来的俄罗斯总统就此声名鹊起。
叶利钦本人后来也讲述过自己的新境遇：
第一书记的意见就是法律，恐怕没有谁敢于不将他的要求或吩咐一一照办……是的，头号人物的权力实际上是无限的。掌权的感觉令人陶醉……
在那个时代，州委第一书记就是上帝、沙皇，一州之主。第一书记的意见实际上对任何问题而言都是不容更改的最终决定。
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各民族共和国、边疆区委、州委的领导人已习惯于几乎完全独立自主。无论总书记还是他的助手，都不会深入干预各州的事务。而有些州的人口多达数百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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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
下级捞钱给上级，上级收了钱再转送更高一级，不过也不会忘了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职位、军衔、勋章甚至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统统都变成了商品。
总书记的亲信之中，拉希多夫广受欢迎。他熟知莫斯科官员们的审美情趣和爱好，任何一位负责官员都不会从乌兹别克空手而归。他从不希求因刚刚为他人效劳就获取回报。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广交朋友，以便万一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时人家能预先提醒他。
勃列日涅夫素来善于交际，平易近人，颇具魅力。他总是避免进行不愉快的交谈，撤人之职时从不说明原因，但也不会致人于死地。也可能大发雷霆，开口骂娘，然而很快便又恢复平静。
勃列日涅夫也并不急于惩处有过失的人。
他来到阿拉木图时，在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全会上严厉批评了卡拉甘达州考温拉德区委书记。次日州委第一书记来见勃列日涅夫，说他要将犯错误的人撤职，而且已经物色到了接替的人。
勃列日涅夫反而感到惊讶。他向第一书记解释说，从批评中得出结论是应该的，但必须给予改正所犯错误的机会。如果这位领导人过而不改，这时候才需要采取极端措施。
曾当过政治局委员兼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多年助手的莫基拉特回忆说：
“勃列日涅夫在位时，总的说来道德要求的水平降低了。酗酒现象大肆泛滥，人性中通常应有的诚实和正派的品德遭到冷落，而各种各样善于拍马钻营和一心假公济私之徒却如鱼得水。而充当这些人的庇护者的可耻角色的，往往正是勃列日涅夫本人及其帮凶波德戈尔内……”
勃列日涅夫对那些违反法律和道德准则、力求个人致富的人礼遇有加，这方面的大量事例已广为人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贪污受贿现象具有极其广泛的规模，因为一个人的生活取决于大批官员。今天看来，当时的受贿数额似乎引人发笑，但要知道，那时候的生活水平也全然不同。
据歌唱家维什涅夫斯卡娅说，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就很喜欢接受演员们的礼品：
她更喜欢收受外汇，这我自己便可以作证：1969年大剧院在巴黎演出期间，我塞给她400美元——那是我40天演出的全部酬金，因为我像剧院的所有演员一样，每天仅能收入10美元。
我直接向她行贿，是为了按照我的合同允许我去国外演出（否则常常成了这样：合同是我的，而根据这个合同出国的却是另一个歌唱演员）。我忐忑不安，浑身冒汗，而她却泰然自若、习以为常地顺手收下，说了声：“谢谢……”
情况已发展到这种地步：苏联的全体精英事实上都不顾工作，一心安排自家的生活。
“为什么所有的官员都喜欢勃列日涅夫呢？因为在他手下可以享受生活而不必劳累工作，”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一位高层干部向我讲述，“不想去上班，你可以给书记处领导人打电话：我今天不能来了——那你就休息吧。勃列日涅夫从来不曾为此处罚过谁。”
上层官员们纷纷出国，将自家的孩子送去那里工作，尽情分享现代文明的物质成果。莫斯科近郊兴建起一批批按当时的标准堪称豪华的别墅，莫斯科街道上出现了崭新的外国品牌的汽车。高官显贵们争先收藏时髦的彩色写生画和古董。
勃列日涅夫不喜欢口角，对下属的小毛病总是采取迁就的态度。
当时的克格勃莫斯科管理局局长阿利金回忆说，中央候补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渔业部长伊什科夫犯下了最大的贪污受贿案之一。
阿利金报告安德罗波夫：侦查材料表明，这位部长受贿23000卢布。安德罗波夫想了想说：“好吧，我一定报告列昂尼德·伊里奇，不过我知道，这对他可是个坏消息。”
过了一段时间，安德罗波夫给阿利金打电话说，伊什科夫的材料已上报总书记：
“不过勃列日涅夫认为，既然是部长、中央候补委员，那么他的问题在代表大会之前便无法解决，那会弄得很难为情。总之，列昂尼德·伊里奇劝我把他叫来谈谈算了。”
很快安德罗波夫重又与阿利金通话。伊什科夫部长承认的确收了钱，但认为那是赠款，请求将他的行为认定为错误，并声明准备将整笔款项缴作国家收入，而且也这样做了。
“他上缴得太少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阿利金说。“经侦查查明，他还有一笔受贿款多达29000卢布。”
伊什科夫重又被叫到克格勃。他并无异议，将这笔款项也如数上缴。
伊什科夫1920年代在斯塔夫罗波尔做过不长一段时期的共青团工作，其后终生都从事渔业活动。早在1940年斯大林便让他担任人民委员。由于工业结构无休无止地变动，职务的名称也随之更改，但他活动的领域却一直未变。
勃列日涅夫于1965年为伊什科夫建立了渔业部，他也就在这个职位上干了14年。1979年2月他奉命退休，但仍然是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死后光荣地入葬新圣母公墓……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梅都诺夫，自1973年以来一直是该边疆区的主宰。当勃列日涅夫开始怀念战争岁月和自己的功勋之时，所有的人当中因此而受益最多的便是梅都诺夫。勃列日涅夫上校曾经战斗过的大名鼎鼎的“小地”，正好在梅都诺夫所管辖的区域之内。这位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所操心的是，要让勃列日涅夫的功勋名副其实地永垂不朽。勃列日涅夫莅临新罗西斯克时深为感动，不禁拥抱了梅都诺夫。
梅都诺夫在党代会上许诺收获一百万吨稻谷。倒是建成了一个人工水库，但淹没了许多村庄，百姓被迁移到外地。整个边疆区都为一百万吨而辛勤劳动，酷暑天在没膝的水中干活，好让梅都诺夫能够向上司表功。他终于获得了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金星奖章。后来表明，他所许诺的一百万吨只不过是徒托空言，耕地却被破坏了。
当年遐迩闻名的“鱼案”是从索契“海洋”商店经理普鲁伊泽被捕开始的。接下来便势如破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