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西金听了别人所说的那些话，心中焦急不安，但并未发言为政府辩护。他让拜巴科夫作出回答。拜巴科夫可是个久经锻炼的人。1944年他被任命为石油工业人民委员的时候，斯大林召见他。谈话结束之际斯大林突然问道：
“您这个人民委员这么年轻，您说说，苏联人民委员应当具备一些什么品质？”
“要懂得自己这一行，勤劳，认真负责，诚实，善于依靠集体，”拜巴科夫开始列举。
“这全都很对，拜巴科夫同志，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品质。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品质您却没有说。”
斯大林走到他面前。拜巴科夫想要站起来，斯大林制止了他，用烟杆碰了碰他的肩膀：“一个苏联人民委员，首先需要的是像牛一样的神经，再加上乐观主义精神。”
这在拜巴科夫身上倒是绰绰有余。柯西金也经历过斯大林式的锻炼，但他生性对抗攻击性的能力较弱。勃列日涅夫的亲信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
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柯西金的通常是基里连科，他在中央委员会里主管工业，而且以勃列日涅夫老朋友的资格追求特殊的地位。柯西金总是不客气地予以回应，有时火气还很大。
勃列日涅夫的另一个朋友乌斯季诺夫也非常不喜欢政府首脑。他去见勃列日涅夫时，总是直言不讳地说，他很怀疑柯西金。
1963年3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建立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领导工业和建设的主要国家机关，有义务向政府报告工作。所有的工业和建设方面的国家委员会都隶属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其中包括国防技术、航空技术国家委员会、国家计委、国家建委……
乌斯季诺夫成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首脑。他立即与柯西金进行有利于自己的权力划分。早年赫鲁晓夫离开莫斯科时，即曾委托乌斯季诺夫主持政府会议。这让柯西金感到气愤和委屈。
乌斯季诺夫在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就任主管国防事务的中央书记后，他将国防工业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民用工业的一些部也为国防服务，因而柯西金和乌斯季诺夫的利益常常发生冲突，而政府首脑总是被迫让步。
马尔丘克院士曾向柯西金打听，为何不建立一个专门的计算技术部。柯西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止一次提到政治局会议上，但乌斯季诺夫反对。乌斯季诺夫说，不可能将计算技术设备的生产从整个国防综合体中分离出来，也不需要这样做。
刚刚当选为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很快与柯西金发生冲突，他知道这正中勃列日涅夫下怀。诚然，柯西金对戈尔巴乔夫也缺乏好感。
1979年9月，在向宇航员颁奖的隆重仪式开始之前，党的最高领导成员们齐集于叶卡捷琳娜大厅的门口。柯西金不满地说：
“现在给我们政治局委员分发了中央农业部的一份报告，是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他和他那个部听任地方主义倾向摆布，可是我们再也没有购买粮食的外汇了。不应当纵容姑息，要提出更加强硬的要求，完成粮食储备计划。”
作为回应，仅仅当了一年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居然当众对一位政治局委员发起攻击。他生硬地回答说，如果部长会议主席认为中央农业部表现软弱，那就让自己的机关抖落出粮食来，将余粮征集制贯彻到底。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当时鸦雀无声。这样责备上级的实属罕见。不过戈尔巴乔夫十分了解政治局内的情况。勃列日涅夫本人便经常暗示，他对政府很不满意，政府不能胜任，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临时代替部长会议，这其实就是以隐晦的方式批评柯西金。
仪式之后勃列日涅夫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
“很苦恼吧？”他关切地问道。
“是的，”戈尔巴乔夫回答，“不过问题并不在这里。我不能赞成的是，他采取了一种不考虑国家利益的立场。”
“你做得很对，别苦恼了，”勃列日涅夫说，“就应当真正做到，让政府更多地管管农业。”
两个月后，戈尔巴乔夫党内的职级得到晋升。苏斯洛夫给他打电话：
“我们刚刚谈了谈，就要开全会了，准备加强您的地位。我们要推荐您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9年11月27日的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职位等级中再上一个台阶。
撤销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大部和党的传统结构产生了一个重要的负面结果：各级党委全面恢复了在赫鲁晓夫时代部分失去了的对工业和农业的控制。
勃列日涅夫年代，中央委员会机关实际上顶替了政府机构，每一个领域都有一个单独的部门主管。中央委员会一个部的领导人就是自己那个领域的主宰。他可以在老广场上自己的办公室召见的，不仅有各部部长，而且有部长会议副主席。
“开始对改革明目张胆地猛踩刹车是在60年代末期，”当时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工作的未来的苏联政府首脑雷日科夫回忆说，“在下面的生产部门，对此感到特别明显和痛心：刚刚喘了一口去，氧气马上又被关掉了……那些一眼便在经济变革中看出对政治稳定威胁的人，不过是在等待着寻找一个将这场改革窒息的借口。1968年春天，‘布拉格之春’着实将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台柱子和卫道士们吓破了胆。”
教条主义者们批判柯西金的改革，认为以利润、商品货币关系为目标是有害和危险的。这会打破经济的计划性质，导致纪律涣散、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的忠实战友和继承人克留奇科夫写道：
“柯西金坚持自己的想法，表现了罕见的顽固姿态，容不得反对意见，对于针对他所作规划和决定的实质的任何批评，都采取近乎病态的态度。他将经济完全视作自己的世袭领地，竭力不让其他任何人接近它。柯西金因此而招致最高领导层的许多成员的反对。”
“安德罗波夫不喜欢柯西金，柯西金也不喜欢安德罗波夫，”近距离观察过两个人的恰若夫证实。“也许，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不喜欢的是国家安全系统。有一次，他透露了一句：‘瞧，他们连我也窃听。’大概他因此而不喜欢安德罗波夫。”
人们发现，他们的个性有些不相投合。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总是发生争吵，并且进行非难的总是安德罗波夫。不过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具有明显的政治内情：安德罗波夫对助手们说，柯西金所提出的经济改革速度，不单是可能导致危险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摧毁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换句话说，安德罗波夫惧怕柯西金的改革。
不仅在克格勃和党中央机关之内，而且在政府本身，拥护改革的人都为数不多。据说，勃列日涅夫不喜欢人们将改革称为“柯西金改革”，因而总书记将其一举断送。柯西金本人也暗示过改革发生转折的政治原因。
作家雷巴科夫与柯西金同时在卡罗维发利疗养，他们便认识了。政府首脑给作家留下了抑郁不乐的印象，看上去像个已丧失希望的人……
“我们都在谈论改革，可是改革在哪里呢？”雷巴科夫说。
柯西金默然良久，眉头紧皱，后来才说：
“什么改革呀？‘应当工作得好一些，这就是全部的改革！’”
他显然是在引用什么人的话。
“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样认为吗？”雷巴科夫细问。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柯西金回避正面回答。
很可能，柯西金引用的是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基里连科的话。1978年夏天基里连科曾接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
“任何经济改革都不需要，”他对来宾们说，“这都是空谈。应当工作。我是中央书记，现在代替正在休假的列昂尼德·伊里奇。你们知道我今天一整天都在忙什么吗？操心交通运输，寻找车皮，因为铁路停工了。这种时候还有什么经济改革可言？”
布鲁坚茨写道：意大利来宾大为震惊。其中一个人从基里连科的办公室出来时说：
“第二超级大国执政党的第二书记竟然在操心不肯工作了的运输部门……”
当然，大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文化水平不高和知识欠缺起到了决定命运的作用。在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争论中，国家的领导人们忽略了世界已进入科学技术发展新世纪。阿法纳西耶夫回忆说，勃列日涅夫一度对科技进步的思想也产生过兴趣。他下令准备召开中央全会，大队人马前往昆采沃斯大林当年的别墅。勃列日涅夫本人也来过两次。他看过报告草案，表示赞许。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被吸收参加关于科技进步的中央全会的准备工作。所长伊诺泽姆采夫也相信科技进步，相信它一定会对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全会的准备工作，”中央书记杰米契夫回忆说，吸收了我国所有的大学者、科学中心、高等学校、各个部。草拟了一系列经过仔细研究的决议。大家去向勃列日涅夫汇报全会问题时，每次他都回答说：
“我还没有作好准备。”
全会一直未能举行……而且一次全会又能改变什么呢？
无可奈何花落去
投入农业的资金毫无效果，巨大的建设工程旷日持久，军费开支已变得难以承受，经济全靠石油产品的出口支撑，发达社会主义的招数业已使尽，不平等现象日益显著，失望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十月革命的推动力枯竭了。”
即便最聪明和最有学识的精英人物，也拿不出摆脱不景气的切实可行的办法。所有的想法都围绕着局部改良转圈子。制度似乎是绝对无法动摇、坚不可摧的。然而它只有在还是一个整体时才是如此，只消去掉其中一个部分，一切都会开始崩溃……
1965年开始的改革失败了，因为它带有局部性质，无法改变经济的形势。谁也不希望放弃强制性计划，放弃荒谬的价格制定制度。
1971年12月，柯西金访问挪威。傍晚他表示希望在奥斯陆城里逛一逛。
“柯西金注意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在商店的橱窗前伫足停留，留意商品的种类和价格，”苏联情报机关驻挪威负责人格鲁什科描述，“满腔爱国主义激情的我国贸易代表指出，挪威的物价非常高，而且经常涨价。柯西金猛地朝贸易代表回过头来，冷淡地说，供需平衡恰恰是健康经济的标志，这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
‘如果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要设法让某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赢利的水平，那就好了，’柯西金说，‘价格制定应当用作刺激劳动生产率的手段，抵偿费用，推动经济向前发展。我国物价在最近30年间一直不变，甚至还在降低。按这样的价格无法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你们瞧瞧挪威商品的质量……’”
物价升高本身在市场经济中什么也不能改变。利润如果既可以通过增加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来获得，也可以单纯依靠提高价格来获得，企业的经理们自然要走第二条路。以卢布计算的产品销售额就成为主要的指标。要是能径直宣布自己的货物更值钱，利润当然就会增加。在不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事。顾客别无选择。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依旧，只是价格上涨了。
已获得自主权的企业的生产并没有变得更有效率，它们只是重新挑选较贵的产品品种，从金额上看来生产实现了增长。第九个五年计划内来自商品流转的资金，有一半都是依靠降低质量和暗中提高价格获得的。
柯西金在自己的改革倾向方面过于小心谨慎。莫斯科“红十月”糖果点心厂厂长请求柯西金说：“国家给我们400万卢布用于发工资。我再也不向您要一分钱了，但是请给予我们单位对于这笔钱的支配权。”
“我对您倒还可以相信，”柯西金回答说。“可是你想想，如果把这项权利赋予一个偏远的共和国呢？我们事后在那里准会什么结果也看不到。”
他终归还是那种一切都由中央严格管理的制度的信徒。他不可能提供一种由生产者自己理智地确定开支和费用的经济制度。他的全副精力都花费在细节、琐事上，这当然对下级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按照与他一道工作的卫生部长彼得罗夫斯基的说法，“柯西金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聪明而严厉的人，他作为领导者，我得说还是过去的那种类型。”
他是一个经济问题根本不用经济手段解决的制度所培育出来的人。如果采取了一个决定，就必须千方百计加以执行。有益还是无益——这个问题根本不予考虑。结果他始终是一个节俭、勤劳、从不推托的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
“无论柯西金多么充分理解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风烛残年的葛罗米柯着文说，“但在实践中所走的依然是那条停滞的道路。他没有表述过任何深刻而有益的思想，用以消除我国经济中种种危害极大的现象。”
有时候也邀请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院士参加政府会议——指望部长们能倾听科学界代表人物们的意见。
当院士提醒通货膨胀的危险时，柯西金十分生气：“您说的什么通货膨胀呀？通货膨胀是在物价上涨的时候发生，而我们的物价很稳定。我国根本没有通货膨胀！”
伊诺泽姆采夫试图向政府首脑说明起码的真相：“居民手里有钱的时候，商店里却没有商品，因为总是被飞快地抢购一空，这也是通货膨胀的征兆。钱比商品多。”
柯西金不满地打断院士的话：“我们听够了您的这套资产阶级玩意儿！”
当开始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石油美元滚滚流入国家腰包之际，对经济进行改革的需求消失了。从1970年至1980年十年之间，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量增长9倍，而天然气的开采量则增长14倍。为了西伯利亚石油天然气行业的发展，全国都感谢柯西金。在他的领导下，国家集中力量开采和输送动力资源。
石油美元的出现，正好与勃列日涅夫对解决严重经济问题的兴趣消失相吻合。国家计委主席拜巴科夫报告勃列日涅夫说，应当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基本数据进行讨论。勃列日涅夫提出去扎维多沃讨论，除了拜巴科夫外，还叫上了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
拜巴科夫详细讲述了两天，一大堆数字让总书记备感腻烦。
“他坐在那里，满脸百无聊赖的模样，”拜巴科夫回忆说，“两只胳膊沉重地下垂在膝头上，那副模样像是在说：这些琐碎的东西白白浪费他的时间。
他让我停下，说：
‘尼古拉，见你的鬼去吧！你塞了我们一脑袋数目字。我已经啥也搞不清楚了。咱们休息休息，都去打猎吧……’
午饭后我们改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谈工作。玩高兴了的列昂尼德·伊里奇听着我讲那些用数字表示的计算结果，有时还同意地频频点头。”
数日之后，勃列日涅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宣称：
“我听拜巴科夫讲了整整两天，现在连觉都睡不着。”
拜巴科夫提醒政治局说，总的看来，第九个五年计划将会遭到失败。
“列昂尼德·伊里奇看上去情绪低落，”拜巴科夫回忆说，“他不喜欢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现在正浓眉紧锁，不满地朝着我这边瞧：为什么我要格外加重局势的紧张程度？为什么我尽讲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五年计划行将结束之时，经济形势变得更加困难，尤其又遭受前后三年——1972、1974和1975年的旱灾的影响。国家计委向政治局打报告：国家已入不敷出，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正在增加，其中包括战略性材料的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