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是人类对未完成愿望的一种达成。
--弗洛伊德
（一）
弗洛伊德从美国回来后，便期待着1910年3月即将在德国纽伦堡召开的第二次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是弗洛伊德个人历史上、也是精神分析学科学发展整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这次会议以后，弗洛伊德便成为国际性的知名科学家，他的学说也迅速传往世界各个先进的国家。而且，精神分析学从此也成为一门举世瞩目的新型学科，不仅被医学界所重视，还被推广到文学艺术、教育、人类学、宗教学等其他科学和实际工作部门。
在距离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召开越来越近的时候，荣格却应邀去了芝加哥讲学。他向弗洛伊德表示，在纽伦堡会议召开前他一定会赶回来。
在这期间，维也纳和苏黎世的学者们之间也闹起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为了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让这次会议顺利召开，弗洛伊德提前一天到达了纽伦堡，并找到卡尔·亚伯拉罕、桑多尔、费伦次等人进行交谈，商讨如何协调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保证开好这次会议，促进精神分析学的进一步发展。
1910年3月30日至31日，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如期在纽伦堡举行。这是继萨尔斯堡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很显然，萨尔斯堡大会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稳固基础。
3月30日的一大早，弗洛伊德就提前来到会场，为的是能与亚伯拉罕一起商讨大会的有关事项。接着，与会学者宣读论文，进行科学研讨。弗洛伊德在大会上作了题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报告。瑞士的两位着名精神分析学家荣格和汉纳格也作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充分反映了萨尔斯堡会议后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所取得的新成就。
弗洛伊德曾考虑要让各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更加紧密地合作，共同制定一个研究计划，成立一个专门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组织。为此，弗洛伊德提前将这一重任委托给费伦次来组织筹划。
此次在进行科学讨论以后，费伦次便将他制定的关于未来组织的设想公布出来。可是，他的方案却遭到了许多人的抗议。
反对者认为，费伦次的方案低估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能力，因为他建议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共同组织的中心设在苏黎世，由荣格来担任主席。另外，他的建议中包含有一些超出科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他早在会前就向弗洛伊德表示：
“精神分析的观点不能容忍民主平等，它必须有精华分子作为中坚，遵循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统治路线。”
对于这种观点，弗洛伊德也表示赞同。这就表明，在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很清楚地预感到他的理论体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分歧看法。所以，他要强调其理论观点的统一性。
大会最终的讨论结果是决定成立国际性协会，并在各国各地设立各个支会，但对费伦次的方案作了修改。
弗洛伊德和费伦次的观点引起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的反感。他们尤其不满的是大会主席和秘书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由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学家独占。他们认为，大会根本没有重视他们长期以来无私的奉献与研究成果。
而弗洛伊德对此的观点是：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要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因此不能仅仅局限于维也纳的犹太人圈子，依靠他在维也纳的两个同事--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他们两人也都是犹太人）。他原先以为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会同意他的观点，在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以后，弗洛伊德只好到斯泰克尔的旅店住所去，想劝说他们顾全大局。
为了能缓和矛盾，弗洛伊德主动表示，他自愿让出自己“维也纳分会主席”的职务，由阿德勒来担任。同时，为了平衡荣格与阿勒德的地位和权力，他建议除由荣格主编原有的《精神分析年鉴》以外，再重新创办一个新的杂志，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主编，该杂志命名为《精神分析中心杂志》。
在弗洛伊德的劝说下，阿德勒最终同意了弗洛伊德的建议，由荣格来担任主席，阿德勒担任新期刊的主要负责人。
随后，荣格委任林克利尔担当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用以定期报道学会各项日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消息等。
（二）
在弗洛伊德的极力平衡之下，在做出以上决定之后，纽伦堡会议终于胜利地落下了帷幕。
虽然会议中出现了一些矛盾和分裂，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纽伦堡会议都是精神分析运动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高潮。在这次大会以后，精神分析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奥地利、瑞士、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匈牙利，甚至在俄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
从这次大会以后，精神分析学会的成员之间出现了很深的裂痕，两年前萨尔斯堡大会上那种团结、和谐、振奋的气氛，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同样，这一矛盾也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歧，因此它是很少有希望获得解决的。
果然，在大会召开后的5个月，由于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不断增大，阿德勒宣布辞去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会长职务，并推出该组织。随后，他又辞去了《精神分析中心杂志》联合编辑的职务。这一行为表明：阿德勒已经与弗洛伊德公开决裂。
同时与弗洛伊德决裂的还有斯特克尔。1912年11月6日，斯泰克尔宣布退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事实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发生影响时，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主张联合成为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
第二种观点认为，精神分析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来说，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该以哪种观点去分析他人的心理，则有着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瑞士的布洛伊尔从一开始就不主张成立国际性组织。后来，在1910年的圣诞节，弗洛伊德与布洛伊尔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布洛伊尔才勉强同意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他就从学会中退出了，将自己的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
在精神分析学发展史上，荣格是继阿德勒和斯特克尔后的另一个分裂者。
荣格曾是弗洛伊德最为器重的一位学生，维也纳的学者们对弗洛伊德有意见甚至最后产生分裂，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弗洛伊德将国际要职让给了瑞士人，尤其是荣格来担任。
在1909年9月的时候，弗洛伊德与荣格一起赴美讲学，那时弗洛伊德与荣格情深意笃。弗洛伊德曾多次将自己比作摩西，将荣格比作约书亚。摩西是传说中犹太民族的古代领袖。据《圣经》上记载，摩西带领犹太人摆脱了埃及人的奴役，从埃及返回迦南。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
弗洛伊德用这样的比喻显然是将荣格当成了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但从1912年起，弗洛伊德同荣格的关系就开始出现裂痕了。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在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严重。
不过，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分歧也不是一下子就爆发出来的，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弗洛伊德发表《少女杜拉的分析》后，荣格就表示不满。纽伦堡大会上，亚伯拉罕又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写了一篇神经病症与“性”的关系的论文，再次引起了荣格的激烈反对。
而1912年夏季即将召开国际精神分析学年会时，作为代表大会主席的荣格却到纽约去讲学了，致使一年一度的会议不得不中断。同年，荣格又发表了《论原欲的象征》一文，明确地指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对立。
对于这种分歧，弗洛伊德曾主动找荣格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并没有解决问题。
1913年10月，荣格正式辞去《精神分析年鉴》主编的职务，同时明确地向弗洛伊德表示，此后不可能再与弗洛伊德继续工作了。
几个月后，荣格又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职务。至此，荣格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
荣格辞职后，亚伯拉罕接任临时主席职务，着手筹备1914年9月将在德累斯顿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会议不得不停止。
（三）
面对精神分析学组织内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面对阿德勒、荣格和斯特克尔这几位昔日忠实好友的分裂活动，以及精神分析学者们之间的摩擦和分歧，弗洛伊德的内心感到十分苦恼和忧伤。但他那坚强不屈的性格让他没有因此丧失信心，而是继续千方百计地维护和发展这一事业。
1912年夏天，弗洛伊德携妻子一起前往卡尔斯巴特温泉疗养，在维也纳与琼斯和费伦次谈到了阿德勒、斯泰克尔的离去，以及摆在眼前的荣格在日渐离心离德等严峻的形势。费伦次提议，可以将分布在各个中心城市的、弗洛伊德亲自为之作过精神分析的学会成员组织起来。
但经过讨论，这个提议似乎不切实际。后来，琼斯又提出组织一个类似于“老近卫军”那样的，由一小批可靠的精神分析工作者组成的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必须是弗洛伊德最亲密的朋友。他们团结在弗洛伊德的周围，维护他，给他勇气和信心。一旦将来再起纷争，可以给弗洛伊德以安慰。同时，也给他一些类似于助手那样的帮助，诸如对他人的批评给予答复，帮助弗洛伊德搜集资料、文献，为他提供来自小组成员自己的经验例证等。
另外，加入这个小组的成员还必须要遵守一项规定：成员一旦要背离精神分析学说的基本原理，诸如压抑、无意识、幼儿性欲等，都必须事先与小组的其他成员讨论他的见解，否则不得分开发表。
这个提议得到了费伦次的支持，随后，他们又将提议分别告诉了兰科和弗洛伊德本人。兰科自然是支持的，弗洛伊德在得到消息后欣喜之情更是溢于言表。这在后来他给琼斯的复信中就可以看出来：
你提议，由我们中间最优秀、最忠诚可靠者组成一个秘密组织，在我过世以后继续推进精神分析事业，使之免受个人因素和意外事件的影响，这个想法实在令我心动。……我知道，这个念头有些孩子气，但或许正可以用它来应付实际中的需求。
我想，一旦我知道有这样一个组织来守卫我的事业，我就会放心地活着，坦然地死去。
首先，这个组织的存在及其活动必须是绝对保密的。这个组织可以先由最初产生这一想法的你、费伦次和兰科等几个人组成，下一步再加上虽然结识时间不长，但深得我信任的萨克斯，以及亚伯拉罕。当然，这需要事先征得你们几个人的同意。而我，最好还是留在这个组织之外。
当然，我也会保守秘密，并为你所告知的一切而表示深挚的谢意。在你答复我之前，我不会透露任何有关这件事的消息，甚至不与费伦次交谈。无论下一次发生什么事，未来精神分析运动的领导人都将在这个虽小、但经过挑选的小组中产生。对于小组的成员，即使他们最终令我失望，我还是打算信任他们。
……
这个小组后来称为委员会，于1913年5月25日成立。起初有5个人参加，主席为倡导人琼斯，成员有费伦次、兰科、亚伯拉罕和萨克斯。以后，由弗洛伊德推荐，1919年9月艾丁根又加入该委员会。
虽然1910年纽伦堡大会上的分裂让弗洛伊德感到很难过，但却并没有阻碍他继续发展事业的决心。这年，弗洛伊德发表许多着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
在这些着作当中，有两篇是最重要的：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另一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着作。在这两篇着作中，弗洛伊德对幼儿的心理进行了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1910年夏，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着名作曲家古斯塔达·马勒进行了精神治疗。马勒患上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他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情有所好转，病情改善了他与妻子的关系。这让马勒一家对弗洛伊德深为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