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答以女子学道为见短书》)这种平等的人性论为人们争取平等的权利提供了很好的历史依据。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妻为夫纲”的年代里，《管子》从人权平等出发，为臣犯君、子犯父张目：“鼍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义以正其臣，则臣不知于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日君不君则臣不臣。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义以教其子而整齐之，则子不知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日父不父则子不。”而在《孟子·离娄》中则将君臣之间的地位、权利平等关系表述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黄宗羲《孟子师说》中也这样说到：在各种人伦关系中，君臣关系和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一样都是平等的，“以为君臣之伦于人伦为尤大，非也”；不仅父子、兄弟、夫妻、男女之间地位应是平等的，而且君臣之间也应是平等的。
君臣关系的形成，“缘乎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处理君臣之间关系的原则应该就是相互尊重，各司其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种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仆妾”、“君骄臣谄”的关系是不正常的。
谭嗣同把“仁”诠释为“平等”，用“平等”观向不平等的“三纲五伦”发起了猛烈攻击：“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轾臣，官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于是真正的平等之“仁”荡然无存。他特别强调：“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而康有为将“人权平等”这个概念明确提了出来：“人性不必远……故有性无学，人人相等。”(《长兴学记》)“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也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矣，此天予之人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私产之害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矣，此天予之人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矣，此天予之人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矣，此天予之人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大同之世、太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矣，此天予之人权也。”(《大同书》)
总体看来，国学中包含的人文精神不仅丰富而有价值，在现代我们重视国学文化的同时，更要深刻领会国学文化的精神内涵，只有这样，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被创造性的进行转化，做到与时俱进。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曰：“当仁不让于师。”
孔子说：“面对行仁的事情，对老师也不需要谦让。”
其实这句话的深刻意思是不能说老师犯了错误，我们就不尊重他了。相反，只要他是你的老师，你就要尊重他，不论他是对，还是错，只是不尊重他的错误做法和错误观点罢了。
【品故事，明心志】
多角度思考
唐代柳宗元曾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木匠出身的人，可是居然连自己的床坏了都不会修，而是求助于别人，可见他的木匠手艺是多么的差。可是他却自称能够建造房屋，柳宗元对此将信将疑。
后来，柳宗元在一个大的造屋工地上又看到了这位木匠。只见他发号施令，操持若定，众多工匠在他的指挥下奋力做事，有条不紊，秩序井然，柳宗元大为吃惊。
你对这位木匠会怎么看呢？如果看他先前的表现就会说他不是一位好的木匠，把他贬得一文不值，可是那样的话不就是埋没了一位出色的工程领导者吗？
三、孟子智慧中“人和”思想的重要性
孟子曾经在《公孙丑上》一书中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观点，这一观点极大地突出了“人和”的重要性。
《公孙丑上》的原文是这样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在这段文字里孟子指出在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这些因素都会对战争的结果造成影响，但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既不是天时，也不是地利，而是人和。什么是“人和”呢？孟子认为，人和就是否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孟子重视“人和”，他的人本管理主张和“民贵君轻”思想也是相互结合在一起的，孟子的“人和”思想对于现代领导干部如何管理下属有很实际的价值，值得我们学习。
第一，“人和”思想中体现的重视正面激励的管理方法
“隐恶而扬善”是《中庸》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意思是说对一个人要少说缺点和不足，多讲优点和成绩，少批评多表扬。“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其斯以为舜乎！”《右第五章》这也是说，舜喜欢体察平常人浅近的话语，他遮盖别人的坏处，宣扬别人的好处，这就是舜之所以能够成为领导者的原因吧。
大家都知道《中庸》是子思的着作，是思孟学派的重要典籍，因为他提出了现代管理学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则——正面激励原则。事实上孟子对于这一原则是能够很好的理解并且合理运用的。尽管齐宣王自己都承认他有好勇、好色的毛病，但孟子还是会从齐宣王的优点去加以鼓励和肯定。对齐宣王不忍见牛“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梁惠王上》)所表现的仁爱之心，更是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都充分说明孟子是很懂得在管理中运用激励原则的。
米切尔·拉伯夫在所着的《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提出：“现代行为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人们会去做受到奖励的事情。”因此强调“只有在别无选择而且绝对需要时，才动用惩罚和制裁。正面的奖励是塑造长期行为的根本方法”。因此，用适当的激励方法，充分调动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已经成为管理的核心。
第二，“人和”思想中体现的团队精神
孟子说：“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离娄上》）孟子认为一个家庭和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的首要原因就是因为内部的矛盾。内部矛盾让人与人之间自相攻击，相互拆台，为外敌提供可乘之机。孟子这句话是从反面来论证的，我们从正面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集体，最为关键是加强自身的团结，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对一个国家来说关键就是要用共同的理想信念把人民凝聚起来，培养一种团结的精神，这样才能使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立足于世界文明之林。
正如《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原则》一书所写道的：“一大批长期、热忱，有认同感的员工是持久成功的关键”，一个公司的成功“有赖于员工团结合作以实现共同的目标，而不当的冲突和竞争足以毫不含糊地毁掉一个组织。”
第三，“人和”思想中体现的情感管理价值
孟子认为领导者对下属的管理一定要“以德服人”，不能“以力服人”，也就是说领导对待下属要多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少用，甚至不用压制惩罚的手段。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下》）孟子还说：“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其实孟子在这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第一种是“以力服人”，也就是凭借手中的权力，靠领导者制定的规章规度来对下属的行为进行惩罚；另一种是“以德服人”，即靠领导者的道德榜样，人格魅力，通过说服教育，和下属之间进行感情交流与思想沟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前者属于传统的古典管理模式，后者是现代才兴起的情感管理模式。情感管理模式做到了以人为本，是重视和谐的具体化。今天的着名企业家几乎都承认感情投资是实行企业内部和谐，使职工与企业结成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墨菲说：“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具有了解别人的能力，并能够同部下充分沟通。我个人尤其重视沟通这一渠道。”英国独立广播电台总裁普劳芬女士在谈到企业负责人对企业员工如何管理时，也认为“友善地询问和关切的聆听都是必要的。”甚至日本企业家总是这样告诫世人：“爱你的职工吧，他们也会百倍地爱你的企业。”所有这些说法同孟子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
第四，“人和”思想中体现的弹性管理理念
同“以德服人”相联系，孟子还提出了“以佚道使民”的主张。他说：“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尽心上》)根据他的说法，“以佚道使民”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对租税徭役的征收一定要有相关制定作为依据，而且不能随意征收，要制定合理的限制；第二“勿夺其时”或“不违农时”(《梁惠王上》)。这是指徭役、兵役的征发要避开农忙的季节，民以食为本，不能打乱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第三是“制民之产”(《梁惠王上》)，就是要发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让人民拥有自己的私有产业，让人民拥有最低的生活保障，使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
这些从管理思想的角度说就是要实行弹性管理。具体说，就是采取比较宽松、灵活、更富有人情的管理方法，当下属遇到困难的时候，作为领导者要给予更多关心和帮助。近年来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很多公司，特别是美国的公司推出了弹性管理的新举措。这种新举措的现实依据是：待工人愈好，公司收益愈大。也就是做到工人与公司的双赢。其实孟子“人和”思想的思路同上述主张是完全一致的。他的“以佚道使民”，所要达到的目标之一就是民“虽劳不怨”。又说：“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梁惠王上》)也就是统治者实行宽松式的统治，人民会更努力更忠诚，这也是一种双赢。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子夏曰：“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说：“在大节上不越界，在小节上有点出入也是可以的。”
保大节，是人生总的原则。不过分在意小节的意思是，自己有些小节出入是为了保大节，这是很必要的。如果无关大节的问题，也不应该完全不拘小节，因为不拘小节自己虽然会感到很舒服，但是会让别人感到难受。
【品故事，明心志】
宽恕之心
宋仁宗时，韩琦任陕西安抚使，范仲淹任陕西宣抚使，两人共同防御西夏。当时有张、李两个青年，想为韩琦和范仲淹出谋划策，可是又不好意思自荐，于是将自己的想法刻于碑上，让别人拉着从韩琦、范仲淹的面前经过。韩琦、范仲淹见了，不仅没有重用他们，还起了疑心。
于是几天之后，这两个人就逃到西夏去了，化名为张元、李昊，在西夏到处题诗。西夏国主赵元昊听说此事，感到很新奇，就召他们去面谈。结果发现这两人果然有本事，元昊非常高兴，将他们视为谋臣，后来这两人果然成为大宋西部边境的大患。
四、和谐之道始于人：《道德经》中的“中和”思想
“中和”思想是中国传统智慧的重要观念。《道德经》中关于“守中致和”的思想以及由此形成的“中和”原则，是目前我们所倡导的和谐文化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和”思想落实到现实社会层面就包含着爱好和平的精神，也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极大公平，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和谐社会。
第一，“守中致和”被视为“和谐”的理论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体系三大主干的儒、道、佛三家，都很重视“中和”思想。这么长时间以来，对于“中和”的涵义也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述，而“中”与“和”二字有时被人们分开来讲，有时则将二字合起来讲诉。比如在儒家的经典着作《中庸》中，“中和”的涵义就有“中和”、“中庸”、“时中”、“执中”等多种表述，而发端于《论语》、《中庸》的儒家“中庸”思想，又使得“中”的观念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核心的地位。儒家提出的“和为贵”、“致中和”的思想，表明“中和”即是一种含而未发的内在情感，又是一个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外在表现的行为准则和标准。
“中和”是道家的一种重要观念，在陈鼓应看来，“《中庸》所言‘中和’乃承道家思想而来”。其实，不管这一思想是出自道家还是儒家，在与儒家思想有着共同文化源头的道家思想里，关于“中和”的含义，向来都有很多的解释。比较概括的解释有：“‘中’之义有四：从事物规律上讲，‘中’为‘正’，即中正的必行之路；从事物变化上说，‘中’即‘度’，即在限度适宜的范围内活动；从空间上讲，‘中’是‘虚’，虚无乃道之大用；从时间上讲，‘中’即是‘机’，即‘动善时’，因机乘势‘不得已’而为之。‘和’有和合、和谐、调和、‘和而不同’之义，是协调各类关系和处理各类矛盾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