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笔抵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
他，毫不畏惧，敢于发文讨伐袁世凯的卑劣卖国行径，敢于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丑行和镇压学生的暴行，敢于直面张作霖、吴佩孚的淫威；他，交友甚广，与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等情深笃厚，与冯玉祥将军、郭松龄将军肝胆相照；他，忧国忧民，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向当权者和外国列强发起挑战，以追求国家强大，民族兴旺，百姓安康。他就是，“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一个早期的共产党员。
寒门才子 倒“袁”先锋
邵飘萍（1884～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浙江东阳人。邵飘萍的曾祖父邵棕球是当地有名的书生，性格刚烈，性情耿直，在当地很有名望。祖父邵煜光早年走失，靠奶奶将邵飘萍的父辈养大，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是个寒门秀才，以教书为业，膝下四子四女，邵飘萍最小，加上祖母，家庭有十多个人吃饭，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社会动乱，东阳当时社会不太平，于是很多东阳人纷纷迁往附近的兰溪、建德等地谋生，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带领全家迁到离东阳不远的金华。
邵飘萍5岁随父启蒙，在父亲的教导下，邵飘萍学习刻苦，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神童”。6岁读书，10岁能作文答对。14岁的邵飘萍在父亲的督促下，前往杭州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了秀才第一名，主考官考虑年幼容易骄傲，把他降为第10名。1903年，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年仅21岁的邵飘萍，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赴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8岁入浙江高等学府，在校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毕业后邵飘萍回到金华任教，仍然继续为《申报》撰稿。
邵飘萍年轻时积极参与救国救民的运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立志“新闻救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涌现。邵飘萍的办报欲望被点燃，他难以抑制心中激动的情绪，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教师职务，只身来到杭州。在考察完当时杭州的所有报纸之后，他找到《汉民日报》报馆，拜访了这家报纸的社长杭辛斋，二人一见如故，邵飘萍很快便加盟《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实现了自己“新闻救国”的愿望。
在《汉民日报》工作期间，邵飘萍发挥了他的强项，针砭时弊，抨击地方官僚，讨伐“袁贼”，遭到袁世凯的痛恨。一次，袁世凯手下从屋顶向报社投弹，邵飘萍他们提前得到情报，早有防备，在楼梯、窗户、阳台等地方铺垫了被褥、棉花和布料等，避免了爆炸的发生。1913年3月，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刺客暗杀后，邵飘萍立即指出“有行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矛头直指袁世凯。他抨击当局“呜！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蕲”。
1913年8月10日，由于邵飘萍等人的言论，浙江都督朱瑞以“二次革命”嫌疑罪逮捕邵飘萍，封闭《汉民日报》馆。获释后，邵飘萍仍毫不畏惧，身骑大白马，回乡看望父老乡亲。之后，他于1914年腊月东渡日本，就读于浪人寺尾亨为中国人办的政治学校。在日本期间，邵飘萍登门拜访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要人（如黄克强、陈友人、陈英士、黄庸白等）和一些新闻界的挚友（如张季鸾、胡霖、潘公弼、杨虎公、徐佛等）。学习期间，他和潘公弼等三个同学创立《东京通讯社》，为京、津、沪、汉等城市著名报纸写东京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活动的情况，同时揭露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
1914年8月21日，《朝日新闻》发《中国新议定书》六条，说中国已经同意作为日本的被保护国，第三国不得侵害中国。否则，日本将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这样一来，中国就被日本控制了，日军要入侵中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危机就在眼前，邵飘萍立即将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电发国内，提醒国人奋起反抗。时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日本就趁德国无暇东顾，对德宣战，声称替中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国土，派大批军队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强占青岛和胶济路全线。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野心，居然准备承认。这个肮脏的交易虽然在极端秘密地进行，但是，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外国媒体获悉，并公开发表。邵飘萍最早向国内及时提供报道，予以揭露。李大钊也为“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挽救濒于危亡中的祖国。两人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揭一呼。“二十一条”被披露后，海内外华人同声声讨袁世凯。邵飘萍继续组织留日学生利用报纸、杂志、集会等方式抗议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二十一条”，全国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打倒袁世凯的强烈呼声。当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加入倒袁斗争。他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仅1916年的前五个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36篇社论、134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
《申报》骨干 智斗军阀
《申报》是当时上海的一张大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1949年5月27日才停刊，前后共有77年的历史，《申报》的创办人是英国商人美查。1907年，上海金融家席裕福买下了申报馆，从此，申报馆由中国人掌控。1912年，史量才成了申报馆的大股东，对《申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后，该报很快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同时影响力最广的一份报纸。
1913年3月开始，邵飘萍就开始为《申报》写稿，至1916年6月，他在该报撰写的稿件共有70多篇，在《申报》的“北平特别通讯”栏内大胆揭露北洋军阀的丑行。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须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呼！记者是以预吊！”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死去，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以加强中央政情的采访和北京新闻的报道。从此，邵飘萍开始了京城十年记者的生涯。
当时的北京报纸不是很发达，邵飘萍一到北京就进入了角色，每天要给《申报》发回大量的新闻专电。原先，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的北京专电，每天不过一二百字，在他的努力下，《申报》每天的北京专电增加到500字，甚至达到两三千字。为了让读者了解较为详细的时局信息，他还配合专电，随时向《申报》寄出内容较为详尽的“北京特别通信”。邵飘萍反映北京时政的“北京特别通信”因为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结合时局，视角独特，写法上不拖泥带水，很快吸引了读者，成为了《申报》占领市场的一大法宝，《申报》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1.4万份。
为了采写到有价值的新闻，邵飘萍凭着对新闻事业的执著，会采取各种办法，动用各种手段实现。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33个国家先后卷入战争。在是否参战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显得犹豫不决，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北洋政府决定参加英、法、俄的“协约国”，对抗德、奥、土的“同盟国”，但迟迟不敢宣布。作为记者的邵飘萍深知此条信息对国民的重要性，为了采写这条新闻，紧急赶往总理府，被拒之门外，但他看到挂有总统府车牌的车辆可以自由进入总理府，于是，他通过朋友弄来了一辆挂有总统府牌照的车辆，直抵总理府。他请总理府守门官呈报段祺瑞要求段总理接受采访但遭拒。该守门官说，这三天段总理不会客，就是他的秘书、侍从也不接见。邵飘萍于是掏出钱来贿赂门卫，请他“通报段总理邵飘萍来采访”。
令人意外的是，段祺瑞很爽快答应了采访的要求。邵飘萍开始间接探问，但段祺瑞就是不谈战事。于是，邵飘萍又单刀直入提问，说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消息，愿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接受法律的严惩，并立下“军令状”，段祺瑞再也无法拒绝，就把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决定和细节，以及首先调在法华工15万，参与协约国修建工事等情况予以透露。邵飘萍得到这个特大新闻，迅速赶往电报局，用密码将这个新闻发往上海的《申报》和《时事新报》，《申报》和《时事新报》迅速出版发行“号外”，上海迅速轰动。四天后，报纸到达北京，北京也轰动起来，但这已经超过了邵飘萍与段祺瑞的三天期约，且消息从上海传入北京，段祺瑞没能掌握此次泄密与邵飘萍的证据，也就不敢贸然处置邵飘萍。邵飘萍正是利用超人的胆识与北洋政府斗智斗勇。
段祺瑞政府名为参战，实为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对德国宣战后，段祺瑞政府不但没有收回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反而进一步向日本出卖中国。1918年5月，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北满洲国等“军事行动区域内”设置谍报机关，中方要向日方提供“军事所要之地图和情报”，日后当日本进犯苏俄时，中国要派遣军队，还要置于“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此外，段祺瑞政府还将中国的铁路、电讯、森林做抵押，大肆向日本政府借款5亿日元。段祺瑞政府的种种罪行，邵飘萍看在眼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笔杆子”，利用报纸作为媒介，不断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邵飘萍刚到北平不久，除了为《申报》写稿子外，还觉得应创办一家通讯社，以此来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于是1916年8月，邵飘萍成立了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的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的新闻以及选译部分外电，通过手写或者油印的方式，每晚7时左右向北京各报馆及外国驻京记者以及上海的《申报》等油印发稿。发稿次数为每日一次，每次几十份，由雇员骑自行车将之分送给报馆，并向外埠各报邮寄。新闻编译社不受制于军阀和政客，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因此也经常受到当局的掣肘和压迫。在张勋复辟时，编译社就被强行停止出刊数日。
创办《京报》 “五四”干将
1912年－1928年，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军阀头子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各统治了4年。这些军阀头目都有各自的军队、地盘和靠山。他们荼毒百姓，卖国求荣。当时的首都北京，是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势力为了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往往以“津贴”的名义资助报馆经费。报馆得到某派势力的资助，自然替他说话，攻击对手。更有甚者，有的军阀干脆自己出钱办报。当时北京大大小小70多家报纸，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如《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喉舌，《黄报》接受的是张宗昌的资助，《顺天时报》的后台是日本人等。它们随政局沉浮，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没有“报格”是当时北京许多报纸的共相。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表达自己的心迹。于是，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日出版两张，邵飘萍依靠办《汉民日报》时的经验，参考在日本、京沪各大报纸的版面设计，出版的报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的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目，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
创刊初始，邵飘萍与公弼两人独揽报纸的采编工作，报纸出版一个月，销量增至4000份，当时北京报社、通讯社很多，其中人员复杂、良莠不齐，鱼目混珠，各靠后台老板维持报业。有的甚至专干敲诈勒索，有的人则挂名领干薪。北洋政府为了控制舆论界，往往给报社分等级，“赠送”宣传费加以收买。各报社所领款额少则五十元，多则六百元。对于这种行为，邵飘萍恨之入骨，在《京报》上大肆抨击，揭露一些报社、通讯社为了取得“津贴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丧失了新闻业公正立场。《京报》创刊不久，很快在读者面前竖起了爱国反帝的旗帜，受到了广泛好评。
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以此定位的《京报》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京报》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代表着新潮流，不久便成为了“五四”运动前的强大舆论阵地，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聘请了当时提倡思想革命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邀请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胡适、刘半农、杨昌济等知名学者都云集北大，北大一下子由一个封建思想、官僚习气浓厚的学府变成了一个思想开放、学派林立的阵地。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正为《京报》奔波的邵飘萍不顾劳碌，坚持每周去讲两小时的课，这也开创了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在首批学员名单上，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飘萍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法、日、意等组成的“协约国”打败了德、奥等组成的“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北洋军阀派出了专使陆徵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和魏宸祖（驻意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专使迫于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在和会上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废除日本与袁世凯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帝国主义予以拒绝。
1月21日，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专使关于废除原与德国签订的青岛条约，由中国恢复所有权的正当要求，悍然以退会相要挟，妄图维护已经取代德国在华权益的既成事实。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曾在和会上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协约国”管理，日、英、法强烈反对。基于联合反苏的利益，美国对日本作出妥协，与英、法等国一道，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无理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权益。当时，主持外交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亲日分子，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当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愤然，纷纷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4月30日，巴黎和会正式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抢占的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归日本继承。5月1日，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称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总统徐世昌的顾问林长民所写《外文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沉痛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邵飘萍白天奔走各社团谋救亡，晚上撰写《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的评论文章。谓：“日本因山东问题，其内阁、其贵族院，其国民团体，皆一致强词夺理，为示威之运动。我国民、我政府、我国之议会团体，对之也有动于衷否乎？欲夺他人生命财产以自肥者，其气概且如此。然则吾人为国家生命自救灭亡起见，安得不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也哉！”
5月3日，北京各高校学生决定当晚7时在北大聚会。当晚，开会时间还未到，来自北大、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专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等学校的学生超千人聚集北大法科礼堂。作为《京报》社长、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悲愤地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当时的形势。他高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邵飘萍富有战斗性，具有很强号召力的高呼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同时，也带动了大家愤慨的情绪。
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和国民杂志社的社员高君宇、谢绍敏、张国焘及各高校代表夏秀峰等纷纷慷慨陈词。当晚，与会者做出了如下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决心。深夜，邵飘萍回到报社撰写活动的新闻《北京学生界之愤慨》以及评论《速息内讧》，报道“五三晚会”。
当晚，邵飘萍又调整《京报》版面，要闻栏在“国民一起奋起”的大标题下刊登《国民外交协会之决议》、《学生界之宣言》，广告栏登出《国民外交协会特别大会》一文作为通知各界诸君出席在中央公园召开的“五七”国民大会，讨论救亡图存的办法。
5月4日上午，邵飘萍又马不停蹄赶往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去参加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那里举行的集会。大会临时公推北大代表孟真先生为主席，邵飘萍报告了巴黎和会经过和我国外交形势，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悲愤发言，主席当场宣布各代表迅速回学校召集同学下午一时在天安门集合，赴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示威，抗议巴黎和约。下午一点多钟，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三千多学生，挥舞白色小旗，高举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标语牌在天安门前集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受到了北洋军阀的镇压，大批学生被捕。5月5日，全北京的学生罢课，强烈抗议政府对学生大打出手的无耻行为。6日，学生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通电全国，组织散发传单，讲演等活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迅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
“五四运动”自爆发后在全国迅速发展，邵飘萍站在历史的高度，审时度势，不但利用《京报》这块阵地大篇幅报道“五四运动”，而且还针对时局的变化，5月5日至10日，在《京报》上发表了《外交失败第一幕》、《坚持到底》、《速释学生》、《研究对外之办法》、《再告工商实业界》、《内外交迫》，推动五四运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在评论中，邵飘萍敦促当局释放学生，认为学生的奋起，非“由于私仇宿怨”，而是外交“困于绝境”，学生“出于天良”所致，“非法律范围所可限制，故群众之肇祸，与个人之故意犯罪大异”。为此，他提醒当局注意主张解散高校者和乘机报复者，“不平不当，且将激成全国之变”。
邵飘萍主张与日本等列强“斗争到底”，希望当局“当能严守”，“尤愿国民亦坚持到底，使各代表可始终利于不变之地位”。他预言，在中国国民之觉悟，与日本当局之野心成正比例而俱进之时，如果政府食坚持到底之言，“中国可悲，日本也绝非可喜之事”。他在文章中还鼓励工商实业界要迅速加入到学潮中去，希望工商实业界奋起对外，以和平切实而且持久的办法，尽国民外交之责任，千万“勿效官僚政客之空言”。邵飘萍更是直言不讳坚决支持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5月10日，他继续在《京报》上一次又一次地发表评论，高声呐喊“大祸临头，忍无可忍”，夜以继日地撰写《日本之野心益暴露矣》、《外交失败之补救》、《万众一心》、《求诸己》、《斥京津日日新闻》、《国民与政府之对外》、《请政府绵密注意》、《今之所谓公理》等20多篇文章。
北洋政府为了扑灭“五四”烈火，一方面为卖国贼洗脱罪行，一方面继续污蔑学生的爱国运动是“纵火伤人”、“举动越轨”、“以爱国始，以祸国终”，甚至说学生已经构成非法行为，下令“即日一律上课”，对不听从命令者扬言要逮捕法办。政府的这一所为，再次激怒了广大学生，6月3日，学生再次上街游行、演说，被当局逮捕了181人。邵飘萍无法容忍政府的卑劣行径，6月4日，发表署名文章《为学生事警告政府》，称：“政府当知对人，而不知对事；但知打肤浅之官话，而不肯视为重大问题加以细密之研究。”“唤醒政府勿再专事对人敷衍，以益使风潮扩大。”政府不顾社会舆论，于4日再次逮捕700多名学生。学生没有被吓到，5日五千多学生再次爆发大型游行运动。邵飘萍继续用他犀利的文章，严厉指责政府袒护卖国贼，镇压爱国学生的丑恶行径。
学联成立后，拒签运动在全国勃起。邵飘萍又撰写了《和约签字后如何》、《今之所为公理》、《挽回而后签字乎抑袖手以待签字乎》、《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望主张不签字者之奋起》等评论，就签字不签字的利弊影响，签字与不签之后怎么办，签字不签字的根本原因等诸多方面进行论述，诚告国人不要迷信公理之说，不要对列强抱有幻想。中国拒签巴黎和约，国际反映强烈。邵飘萍又发署名文章《敬诉诸世界各国之舆论》，指出，“巴黎和会名为主持公道，实已变为争权夺利之场。”“我国专使拒绝签字，具有万不得已之苦衷。”因为它“直接为损害我国领土完全，间接增加东亚极大危险”，“不仅为中国自身利害计，实为东亚前途安危计，即为今后世界和平生命计”，“我国拒绝签字自是正当防卫，不得不断然之处置”，以唤起世界各国国民的同情。同时，邵飘萍在《拒绝签约后之一致对外》一文中，又忠告当局再不要“内讧不已”，“宜速复统一之组织，方可以言对外。否则签字不签字，皆将成为无意味之举动，且更增国家之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