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独裁 秘密入党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遭受严重损失。
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的军事“围剿”。何应钦、李济深、何成浚、何健、陈诚、钱大钧、曹浩森、孙连仲、刘镇华等国民党将领及汪精卫、顾维钧、黄绍竑、李石曾、熊式辉、俞飞鹏等参加。会议议决拨3500万元作“剿共”年费，设“剿共”总部于汉口，蒋介石任总司令。计划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移师“围剿”中央苏区。会上还提出了“标本兼施”、“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口号，以军事与政治相互配合，齐头并进。同时，在国统区，国民党也加紧了对共产党人和进步民众的镇压。上海的共产党组织，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造成组织大量暴露，许多共产党员被捕，特别是原总书记向忠发和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给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和各级组织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国民党加强了对共产党的搜捕，上海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面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不少有识之士感到无比愤怒，纷纷表示要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一些著名的进步人士决定成立一个爱国民主革命团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把单独分散的斗争发展成为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
8月1日商务印刷馆重新复业，王云五仍任总经理，因停业而停刊的《东方杂志》也即将复刊。王云五邀请刚回国不久的胡愈之担任《东方杂志》主编。胡愈之向他提出，仍回商务主编《东方杂志》可以，但要采取承包的办法，由商务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编辑事务、所刊内容商务馆一切不得干涉。王云五同意了胡愈之的要求，1932年10月16日，新复刊的《东方杂志》正式与读者见面。胡愈之对复刊后的《东方杂志》进行了全面改革，坚持抗日救国的主张，努力革新刊物内容，尽量吸收和刊登中共党员和进步作者的文章。杂志很快成为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术阵地，销路大增，开创了《东方杂志》最鼎盛的时期。
1932年12月17日，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等人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大会，宋庆龄在会上发表演说，阐明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宗旨和首要任务。“同盟”宗旨在于支援为争取结社、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项民主权利而进行斗争。“同盟”的首要任务有三项：一是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狱、酷刑和处决制度；二是给予政治犯以法律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取舆论的注意；三是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斗争。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当天，宋庆龄被选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以后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对顺利开展活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2月29日，蔡元培、杨杏佛代表同盟在上海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同盟成立，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同盟成立后，在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开展了多项活动。胡愈之在鲁迅的“劝说”加入同盟，并积极为同盟工作。
宋庆龄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开始的第一个营救活动，就是继续营救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办事处秘书牛兰及夫人。在它成立以前，尽管宋庆龄已联合国内外各界人士进行了努力营救，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敷衍以及某些国民党党徒的阻挠，没有取得很大的成效。同盟成立以后，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营救活动。宋庆龄致电国民党当局重要官员汪精卫、居正、罗文干等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她指责了国民党政府所采用的伎俩并希望他们“此次请勿再以‘暂缓’、‘正式手续’等空言搪塞”，宋庆龄为营救牛兰夫妇，前后奔走长达6年之久，使国民党反动政府最终未敢杀害牛兰夫妇，宋庆龄和民权保障同盟取得了胜利。
营救许德珩、侯外庐等爱国师生是宋庆龄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开展的第二个营救活动。1932年12月17日，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当天，宋庆龄与蔡元培、杨杏佛和林语堂等5人致电蒋介石、宋子文，要求他们释放非法被捕的许德珩等北平爱国师生，谴责当局“摧残法治，蹂躏民权”，指责政府之行为使民众“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更不敢谈“鼓同仇敌忾之精神”，并且指出：“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他们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爱国师生，“以重民权而张公道”。由于以宋庆龄为首的“民保盟”的营救工作和北平各校被捕师生后援会的斗争，大部分被捕师生陆续获释，营救取得了胜利。
1933年新年，胡愈之为《东方杂志》编了一期新年号，征集了一些文章，标题是“新年的梦想”。当时的总经理王云五因有的文章对国民党有讽刺之嫌，客气地要求撤掉一些文章，或改一改。但胡愈之不同意，说：“你不是包给我办的吗？要改，我就不包了。”王云五趁机说：“不包，就不包罢！”于是就辞退了胡愈之的主编职务，胡愈之因此离开了商务印书馆。
同在1933年，伤愈出院后的陈赓在上海会见了鲁迅，并准备返回苏区。陈赓是1932年9月在中央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因膝盖受伤而被秘密送到上海去治疗的。然而就在离开上海的前一天，陈赓被租界警察逮捕，并引渡给国民党政府。陈赓被捕后，中央特科和“同盟”都设法营救，宋庆龄亲自到南京，当面向蒋介石交涉释放陈赓。蒋介石考虑到陈赓是黄埔一期学生，且在北伐战争中救过自己的命，不得以将陈赓放了。除以上重大营救活动之外，宋庆龄还领导民权保障同盟做了许多保障民权、抗议迫害无辜、营救被捕者的工作。其中包括营救中共左联党团书记丁玲，中共中央文委书记潘梓年，中共中央委员邓中夏，中共地下党员刘尊棋等。除了积极参加“同盟”的救援外，依托“同盟”的力量和声望，胡愈之也直接开展了多方营救进步世界语者的活动，如成功营救了“左翼世界语联盟”工作人员肖聪和学世界语的青年诗人艾青等。
由于民权保障同盟坚持不懈地同国民党黑暗统治作斗争，国民党极为恼恨，发表宣言，诬蔑同盟为“非法组织”，要求予以解散。1933年6月，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宋庆龄在杨杏佛被害时发表声明，庄严表示：我们非但没有被吓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但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极端严重，加上杨杏佛被害后失去了一位组织家、实干家，活动无法进行，因此民权保障同盟无形中解散了。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事件和活动，使胡愈之对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有了根本性的认识，对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坚定地开展推翻独裁统治，早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充满了期待和向往。胡愈之在白色恐怖下和抗日救亡活动中的出色表现，早引起了共产党的关注。1933年，经中共党员、时任“左翼社会科学联合会”书记张庆孚的介绍，胡愈之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批准入党，受党的秘密机关中央特科直接领导。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党做情报工作，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不在公开活动场合以党员的身份出现，不参加群众性革命团体，只与介绍人张庆孚单线联系。
1934年，因工作需要，张庆孚离开上海去苏区，他把胡愈之的关系交给了王学文（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党校顾问，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与胡愈之接触的时间很短，他们只联系过两三次。不久，王学文又把胡愈之的关系转交给了曾任中央执行局特科负责人的宣侠父。1935年，宣侠父离开上海去香港时，胡愈之的关系又被交给了当时公开身份为上海徐家汇一家小印刷厂老板的严希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统战部工作）。这是后话。
主编《生活》 致力抗日
《生活》最初是黄炎培主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开初内容比较单调，进不了文化市场，印数只有2800份。从第二卷起聘请邹韬奋主编，他约请一些进步作家为刊物写稿，改变刊物的精神面貌，提高文化层次，因而受到读者欢迎，很快发展到2万份发行量。1931年他读到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十分赞赏，在《生活》上发表读后感，推荐给读者。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占了我国东三省，胡愈之又发表了《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表达了鲜明的抗日主张，邹韬奋读后也为之震动。于是，他请朋友从中介绍与胡愈之会面，两人第一谈话进行了三个小时，之后，邹韬奋向胡愈之约稿。胡愈之写了一篇《一年来的国际》，评述英、美、德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介绍苏联的建设成就，并预言“九？一八”事变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邹韬奋一字不改地刊登在1931年的“国庆特刊”上。
胡愈之感到邹韬奋有胆识，有正义感，从此倾力相助，参与组织和策划《生活》的编辑工作，还经常为刊物写稿，尤其是以“伏生”为笔名写的国际问题文章，一时风行上海，大大提高了刊物的号召力。同时因为志趣相投，胡、邹两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生活》的订购数逐渐上升到15万多份，成为当时中国销量最多影响最大的刊物，由此也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蒋介石要求黄炎培改变刊物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邹韬奋与胡愈之、徐伯昕、毕云程、杜重远等人商量，决定脱离中华职业教育社，独立办刊。胡愈之建议独立后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以爱憎分明、疾恶如仇闻名的生活书店负责人邹韬奋成为了国民党特务暗杀黑名单中的又一重要对象，他只好出国避难。临行前，他将《生活》周刊全部事务委托给了胡愈之。
本来，胡愈之也上了国民党的暗杀名单，但因为他是“哈瓦斯社”的重要骨干，他以“哈瓦斯”的招牌为掩护，让国民党特务没敢轻易下手。“哈瓦斯”是法国人办的通讯社，在上海的负责人是中国人，叫张翼枢。张翼枢是湖南人，少年时去了越南，在法国人那里做帮工学会了法语，并得到了法国人的信任，后来回到上海成为法国人的买办。张翼枢到上海后拜杜月笙为“老头子”，且任上海法租界工部局的华人董事，在法租界很有点势力。当时，胡愈之编的电讯稿子质量好，各报采用“哈瓦斯”的电讯大大超过其他通讯社，张翼枢对他非常满意，为了拉拢胡愈之，多次给他加薪，加上张本人有点民族意识，因此对胡愈之从事的抗日救国活动视而不见，且还给予帮助。有了张的保护伞，胡愈之的活动更加安全。此时的胡愈之虽然是《生活》周刊的主编，但是，因他仍在“哈瓦斯社”工作，不方便到书店上班，《生活》周刊的日常编辑工作由邹韬奋的多年助手艾寒松负责。胡愈之写了大量的“小言论”，让《生活》周刊很有特色，很快团结和聚拢了一大批文化界的进步人士，成为广大爱国力量的重要阵地，销量最高时达到20万份。
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后，胡愈之在《生活》周刊上发表了《民众自己起来吧》的评论文章，公开支持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号召广大民众团结起来，争取民族革命的最后胜利。12月8日，国民党当局通令全国查封了《生活》周刊。在最后一期上，胡愈之写了《最后的几句话》，强烈谴责当局的无理行径，同时刊登了邹韬奋出国前就已经写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的文章。《生活》被禁后，胡愈之建议请与张学良有良好关系的杜重远出面注册《新生》，得以顺利通过。《新生》完全继承了《生活》的办刊宗旨，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又一重要阵地。
转眼到了1938年12月，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对有共产党色彩的书刊开始新一轮的清理。生活书店又面临一个新的关口。邹韬奋特别邀请胡愈之到重庆，商洽书店大计，总结9年来的工作，制定抗战阶段书店工作原则和新的编辑出版计划，并请胡愈之主持修订新的《生活出版合作社章程》。在这次会面中，胡愈之建议，在后方和海外开设生活书店分店，化整为零，把人员和物资分散到五十几个分支店，既可以保存实力，又扩展了书店业务。邹韬奋兴奋不已。
此间，胡愈之还为生活书店策划创办了《文学》、《世界知识》两个刊物。《文学》由茅盾、郑振铎主持，胡愈之担任编委；《世界知识》则由胡愈之亲自主持，这个刊物寿命很长，抗战胜利后发展成为独立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创办人也是胡愈之。邹韬奋1935年回国，立即与胡愈之一起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6年11月，国民党当局逮捕了包括邹韬奋在内的救国会“七君子“。胡愈之担负起营救的组织工作。经过长达8个月的不懈努力，在全国各界的支持下，1937年7月底，“七君子”终于被无罪释放。
《新生》周刊的创办，使胡愈之和杜重远关系更加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时政，胡愈之还向杜宣传反蒋抗日的主张，动员杜游说东北军转向抗日，杜重远对蒋介石推行不抵抗主义致使东北三省沦陷感到痛恨，表示愿意积极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转向抗日。随着杜重远对共产党认识的加深，杜还提出了入党的要求，胡愈之积极向党组织汇报，并安排杜与张庆孚见面。张庆孚告诉杜重远，根据他的身份和地位，留在党外从事党的工作更为有利。
1935年5月，艾寒松在《新生》周刊以“易水”的笔名写了《闲话皇帝》一文。文章说，日本天皇是个生物学家，按照宪法，天皇没有实权，所以以搜集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讽刺了日本天皇。日本方面知道《新生》周刊是经过国民党审查的，于是认定国民党有意“侮辱”天皇，于是向国民党声讨和强烈抗议。蒋介石非常害怕日本的愤怒，立即从南京派要员来上海，会同杜月笙、潘公展等做杜重远的工作，要杜在法庭上承认《闲话皇帝》一文没有送审，相关责任由他自负。国民党方面承诺，如果杜重远承担全部责任，法庭就会按违法报刊审查法定罪，以罚款论处。杜和胡愈之商量后，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法庭一审开庭初判杜重远罚款，日本政府想借此压制中国人民的抗日言论，于是就认为判罚太轻，要求国民党加重判罚。在第二次审判中，无能的国民党政府判处了杜重远14个月的刑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生事件”。杜重远被判刑后，在东北联军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大批东北军人员，包括张学良的部下各级将领和士兵，纷纷到上海探望慰狱中的杜重远，“新生事件”更进一步激发了全国民众的抗日义愤。在与杜重远的交往中，胡愈之还认识了张学良的亲信高崇民，高崇民曾经是东北国民党的负责人之一，更是张学良十分看重的亲信。胡愈之极力劝说高崇民说服张学良、杨虎城抗日救国。在高崇民的劝说下，张学良、杨虎城赞同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胡愈之获知这一情况后，急忙想跟组织上取得联系。
由于与胡愈之单线联系的严希纯被捕，此时的上海党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无奈之下，1935年12月10日，胡愈之匆匆来到香港，找到他的前任单线联系人宣侠父，此时的宣侠父任华南工委书记。获悉张学良和东北军有抗日想法以后，宣侠父也觉得此事意义重大，容不得半点闪失，应该尽快向党中央汇报。但是由于当时的党中央刚到陕北，香港方面还没有和党中央建立通畅的联系渠道。宣侠父让胡愈之经法国去苏联，直接向驻扎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汇报情况。在经历了多个关卡后，1936年底，胡愈之终于顺利到达了莫斯科。出人意料的是，在莫斯科火车站迎接他的竟然是他的老朋友潘汉年。
潘汉年，江苏宜兴归径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始负责文化统一战线工作，1931年春，党中央任命潘汉年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及保卫工作。从此，他就成了一个“神秘”的特工人员，长期出没于敌人的心脏地带，令敌人闻风丧胆。潘汉年既做党的秘密工作，又做上层的统战工作。这两项工作，一项是绝密的地下活动，一项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巧妙地把公开的工作与秘密的工作结合起来，利用与社会人士的公开关系掩护党的秘密工作。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奉中央指示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以及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潘汉年主要从事上层统战、国共谈判、民主党派、国民党起义投诚等统战工作。他是党在白区统战工作的重要领导者、指挥者和实践者。建国初期，他成功开展了上海工商界统战工作。对潘汉年在统战工作等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曾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些场合，给予高度评价。
早在1927年，潘汉年在上海办创造社《幻洲》杂志时，胡愈之就与他相识。在莫斯科，胡愈之还见到了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在《新生》周刊写《闲话皇帝》一文的艾寒松。“新生”事件后，艾寒松被迫流亡出国，这时到了苏联。另一位是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在莫斯科中共代表团驻地，胡愈之详细向当时的代表团团长王明汇报了国内的情况，特别是张学良决定率领东北军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相关情况。汇报工作后，胡愈之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参与了上海党组织的恢复工作和抗日斗争。由于胡愈之及时向党中央汇报了张学良的思想动态，最后，促成了“西安事件”的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