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敢叫板蒋介石的“共谍”王昆仑
1945年5月，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审议军事报告时，王昆仑突然站起来连提三条质询：“第一，抗战已经八年，前线军民流血牺牲，西北大后方却屯兵数十万，为什么不开出去打日本？第二，中国是盟国之一，现在盟军正在大举反攻，我们却连遭败绩，政府对协同盟国作战，有无周密计划？第三，第十军方某，在衡阳兵败被俘，只身回渝，招摇过市，据说是负有特殊使命，被敌方有意放回来的，现在道路传言，报章争载，也希望军事当局有个明白回答，以释群疑。”蒋介石甚为恼火，怒气冲冲地走到大会主席台，气急败坏、声嘶力竭地骂道：“娘希皮，你王昆仑现在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却公然为共产党说话，你吃国民党的饭，在家里暗通共产党，你以为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吗？你这样做，何不早日退党？”
这位与蒋介石多次叫板的王昆仑，其实就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
求索救国 五四骁将
王昆仑，原名王汝与，字鲁瞻，1902年8月7日出生于河北定县，江苏无锡人。王姓是无锡的一个望族，《王氏宗谱》记述一世祖为我国书圣王羲之。《无锡县志》记载，王羲之曾居住无锡，无锡城区崇安寺和县区洛社开利寺原为他的住宅。王昆仑家庭世居无锡城区姚宝巷，祖父王忠荫为清代直隶候补同知。父亲王镜明，一直在直隶山东做官，担任过山东平原、海丰等县的知县。王昆仑幼年就读于北京新开路小学，十一岁进入正志中学，第二年，转入北京四中。王昆仑从小目睹清朝政府腐朽没落、帝国主义肆意侵略、国家民族危机重重，目睹辛亥革命和护国战争果实屡遭军阀攫取的政治局面。他为灾难深重的祖国而忧心忡忡，决定要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力量。1917年，少年的王昆仑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学业期满，以优异的成绩升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时的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兼容并包”方针的倡导下，各种学派林立，百家争鸣。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掀起新文化运动，受各派学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激励，王昆仑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哲学、学习西方涌入的各种政治学说、学习孙中山“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教育界和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持国家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要求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理条约。但是，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最终，英、美、法、日、意等国不顾中国民众呼声，在4月30日还是签订了《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仍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5月4日，王昆仑和他的爱国同学们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作为北大一年级学生会主席的他，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和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他们走上街头，奔走呼告。王昆仑走在北大一年级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们高举“打倒卖国政府”的标语，要求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驱逐日本在我山东的驻军，收回青岛，严惩卖国贼，掀起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学生运动。在天安门广场，他带头高呼口号；在东交民巷，他参加了递交抗议书的行动；在赵家楼，他和同学们一起放火烧了卖国贼曹汝霖的家。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王昆仑更加关心中国的政局。袁世凯死后，结束了北洋集团的大体统一局面，开始了群雄纷起、兵连祸结的军阀割据年代。北洋内部分裂为直、皖两大系，奉系在东北迅速崛起，各地大小军阀如晋系、滇系、桂系等无不割据一方。1922年1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率领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分东、西两路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迎战，第一次直奉战争全面爆发。战争结束后，直系军阀入主北洋政府，随着吴佩孚军事势力逐渐壮大，他也想在政治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因此经常和其顶头上司曹锟分庭抗礼，从而使直系军阀分为吴佩孚派和曹锟派两大派系。曹锟急于登上北洋政府的总统宝座，而吴佩孚又想当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于是两人在组阁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都尽力安排自己的亲信参与组阁，但是在让彭允彝出任教育总长的问题上却出奇地一致。
上文提到的彭允彝，早年就读于明德师范，后留学日本，先入警监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期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回国，被任命为军政府外交顾问。他是个典型的投机分子，时而出任南方革命政府的要职，时而在北洋政府做高官。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他又投靠曹锟和吴佩孚的门下。“五四运动”之后，历届北洋政府都克扣教育经费，停发教授该得的薪水，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学李大钊、马叙伦等八校教职员因抗议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经费全体辞职，并通电全国。6月3日，“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联合会”不仅继续索薪，而且进一步提出“教育基金和教育经费独立”的口号，全体罢课。6月3日，北京十五校学生为维持教育举行请愿。国立八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在新华门前遭到军警殴打，受伤十余人。接着，北大教授掀起索薪运动。当时的彭允彝站在北洋政府一边，公开指责教授行为过火，说被打是咎由自取，这一言论在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教育泰斗、北大校长蔡元培公开指责其言行。1923年1月，因强烈抗议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撤换法专、农专校长，蔡元培提出辞职，学界爆发了“挽蔡驱彭”运动。19日，北大、法专、工专等校学生数千人赴国会（众议院）请愿，遭到大批军警包围毒打，三百余人受伤，造成重大流血事件，激起全国学界的极大愤慨。
王昆仑等骨干分子，继承“五四运动”的优良传统，南下济南、上海等地寻求外埠师生的支持，许多地方的学生会、教职员联合会纷纷发表宣言通电，抗议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斗争，形成了全国性的“驱彭运动”。
1922年，年仅20岁时王昆仑与傅汝霖、钟天心、陈君朴、谭克敏等志同道合的一批学生创建了“民治主义同志会”，创办了《民生》周刊，呼吁民治，保障民生。
面对军阀割据，战争不断，民不聊生的纷乱时局，王昆仑不断寻找着救国的方略。他看到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公然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时十分愤怒。而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断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出师北伐时则特别高兴。特别是对于孙中山先生屡败屡战从不灰心，总是不断寻求革命道路的精神，王昆仑佩服至极，他开始信仰“三民主义”，暗自立志要追随孙中山先生，用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挽救出于水深火热的劳苦百姓，使他们远离战争，远离剥削。在北京大学校园里，王昆仑经常与傅汝霖、钟汝中、陈铭德等九个志同道合的同学聚在一起，研究时事。
崇拜国父 追随中山
1922年，王昆仑利用“驱彭运动”到上海寻求上海各界支持的机会，和其他三个学生在孙中山先生当时的秘书谢持的引荐下，一道来到位于莫里哀路孙中山的私邸，拜见了他非常崇拜的孙中山先生，向孙中山汇报了北京学生开展“驱彭运动”的情况。短暂的一次会面后，王昆仑再次找到谢持，陈述了想单独谒见孙中山先生的理由。谢持没有懈怠，很快向中山先生作了汇报。孙中山被王昆仑的诚意和执著所打动，百忙中抽出时间与王昆仑进行了长谈。孙中山说：“彭允彝的问题，不只是教育界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光反彭允彝是很不够的，要反对他的主子曹锟、吴佩孚和他们的后台帝国主义列强。你们的斗争，也不是北京一个地方的事，而是全国的事情，应该发动全国的人民群众起来革命。你们驱逐彭允彝是革命行动，我全力支持。为达此目的，你们懂得到上海来找我很好。我再次向你说明，我要革命，要打倒北洋政府，就需要你——还有大多数爱国学生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要下决心找更多的人参加革命。”
孙中山的短短数语，打开了王昆仑的视野，让王昆仑一下子豁然开朗，奋斗的目标也更加清晰了。反对军阀，打倒列强，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而努力的志向更坚定了。面对有志气、有抱负的革命青年。孙中山详细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当时的处境。他告诉王昆仑，虽然自己发动了辛亥革命，组织了两次护法战争，在广州建立了军政府，但是这些革命行动在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强力打击下，都以失败而告终。自己在上海期间，利用难得清净的机会，回顾了自己多年来和封建军阀斗争的经历，深深感觉到自己只反封建军阀，不反帝国主义的片面性。现在，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建议，正在改组国民党，重新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将与共产党合作，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孙中山先生还很热心地介绍王昆仑加入国民党。第二天，王昆仑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党部履行了入党手续。临回北京前，孙中山又委托王昆仑带些材料到北京秘密转交给有关人士。回到北京后，王昆仑不负孙中山的嘱托，秘密发展国民党员，宣传“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很快就在北京大学建起了第一个国民党支部。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再次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不顾身体有病决定接受邀请。11月10日，为完成南北统一问题，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孙在《北上宣言》中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这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对于孙先生决定北上，王昆仑很是担心。他深知北洋政府对孙中山恨之入骨，很为孙中山的安全担心，但当他读到孙中山的北上宣言时，又为革命导师的胆略和精神所折服。为了使孙中山到京后能成功召开国民会议，王昆仑奔波于京城院校，进行广泛的宣传，成功地动员了学生联合会、全国国立大学联合会、京兆教育会等单位参加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王昆仑与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的同志们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的领导下，以极大地热情迅速发动群众。很快，一个欢迎孙中山北上、支持国民革命的运动开展起来了。
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14日抵香港，17日抵上海。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23日，孙中山离上海抵日本长崎。12月4日从日本回到天津。
就在孙中山即将到达北京的时候，执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的冯玉祥将军受到排挤，段祺瑞悍然下令免去冯玉祥将军的陆军检阅使，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责令尽快赴职。这种情况更是增加了王昆仑他们的担心。
12月31日，北京各界人民手执小红旗，欢迎民国元勋、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王昆仑则一早就在铁狮子胡同五号，为病中的孙中山下榻休息做准备。因此，没能到现场去欢迎自己的革命导师。到达北京后，孙中山病情加重，生命垂危，作为先生身边工作人员之一的王昆仑对孙中山先生悉心照料，亲眼目睹了卧床不起的孙中山为国事操劳，为革命鞠躬尽瘁到最后一息的全过程，同时作为最先得知孙中山临终遗嘱的人，也看清了国民党右派元老在孙中山仙逝前的权力斗争。孙中山逝世后，王昆仑悲痛万分，出殡的时候，他主动去当警卫，还步行到香山为孙中山守灵。
创办《人报》 加入中共
孙中山逝世后，王昆仑在国民党内受到排挤和打击，1928年和1932年，王昆仑看到国民内部明争暗斗，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先后两次从南京回到北京开始对自己的活动进行反思。期间，他认真对比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不同，特别是对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了全面的解析，逐渐认识到，蒋介石是当今的袁世凯，再也担付不起抗日救亡的民族重担，而全国的工农大众，尤其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仅同情和倾向共产党，而且还把救亡抗日的大任寄托到共产党的身上，王昆仑决定潜心研究共产党信仰的马列主义。于是，他决定从研究马列主义的著作开始，集中研读了不同文本的马克思原著，如沈志远翻译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李达翻译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吴念慈重新翻译的《史的一元论》、《中国社会史论战》和蔡元培题词李季著的《马克思传》。他又把马克思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比较，感到二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学习革命理论和对中国当时社会状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开始研究如何寻求更好的革命道路，更好地继承孙先生的遗志，挽救受苦受难的中国百姓，而不再做官僚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工具。除了理论的学习，他还广泛接触了上海、南京、无锡等地的进步青年，并同他们经常举行座谈会，共同探讨救国之策。“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中，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镇压爱国学生运动，使王昆仑从思想上与国民党政府彻底决裂。期间，王昆仑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把解救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转向了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
为了唤醒更多的人，他决定办报。淞沪抗战使淞沪铁路运输暂时中断，上海的报纸无法到达无锡。王昆仑和孙翔凤（时任《国民导报》总编辑）等商定立刻创办一份报纸，由孙提出计划，由王筹措经费。大家商议，报纸不光报道抗战消息，还要写文章鼓励人民联合一致抗日。在决定报纸名称时，王昆仑提出：“法国有《巴黎人报道》，是法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可以称为《无锡人报》。”，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将这份报纸定名为《人报》。经过王昆仑的积极争取，在孙科等国民元老的支持下，《人报》 在1932年2月26日诞生了。《人报》的宗旨是张民意、扫专制、御外辱，表达了王昆仑和《人报》同仁为实现这一宗旨而不屈服任何言论的坚强决心。《人报》开办后，王昆仑不顾个人安危，往返于上海和无锡之间，写下了大量的关于战场消息的报道社论，歌颂抗战将士，抨击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罪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贪婪和残暴。
在《问无锡青年》社论中，他呼吁无锡的青年起来，看看今日的世界需要怎样的无锡，今日的无锡又需要怎样的青年。这篇社论对当时的宁、沪、锡等地的青年影响很大。1932年5月10日，王昆仑用笔名在《人报》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卖国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指出，这份协定类似于当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是典型的卖国条约，必定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32年6月初，蒋介石命令抗日有功的十九路军开赴福建“剿共”，王昆仑迅速在《人报》上发表了《送别十九路军兵将》的社论。期望十九路军将士：第一，不要忘记未完成的抗日使命；第二，坚持反内战的主张；第三，认清入闽的意义并非剿匪而是安民。社论同时指出，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发动了一切内战，都是为了消灭异己和争夺地盘。1932年3月，王昆仑又在《人报》上发表《近时政幕之透视》，指出蒋介石是断送东北三省的罪魁祸首，也是断送十九路军淞沪会战的罪魁祸首，尖锐地批判了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不惜对外妥协退让，而把军力用于“剿共”和对待地方实力派的丑恶行径。
王昆仑还写文章抨击国民党政府向人民搜刮各种苛捐杂税，并公然拿保护防洪大堤所应得的堤工费扩充军备和中饱私囊，致使湖北江堤失修，洪水泛滥危害人民的情况。王昆仑这一时期的文章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列强。1932年11月，王昆仑因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的提名而担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此时的王昆仑设法寻找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细心分析周围的国民党要人，认真地选择谁有可能是共产党，或者间接认识共产党。最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左恭，请左帮忙找共产党。
左恭，湖南人，一直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据王昆仑回忆，他与左恭很早就认识。此次由无锡回南京任立法委员，左恭在时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通讯社社长肖同兹的手下任职，当时左恭和其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作风不同，很谨慎，不多表示，反对CC，反对黄埔系……与王昆仑有很多共同话语，因此两个交往多了，也熟悉了。经过长期的交往，左恭对王昆仑有了较全面的了解，知道他痛恨当时的国民党，尤其反对蒋介石，知晓王昆仑的内心非常苦闷，急切想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于是，向时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志英同志做了汇报。
卢志英，又叫卢宗江、卢涛等，山东人，早年从军，在奉系军阀供职，后又脱离奉军南下，在郑州结识续范亭将军，以及中共打入西北军中的党员南汉宸、刘仲华等人，并于1925年由刘仲华介绍入党。北伐前后，他一直在西北军中工作，冯玉祥清共后，他因策划士兵起义被捕，后在成为妻子的张育民的帮助下越狱，逃到北平，以北京大学旁听生的身份作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工作。1932年，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损失惨重。党中央紧急调卢志英来南京任市委书记。上级党组织给卢的任务是恢复党的南京市委和各级基层组织，并设法打进国民党的心脏部门，以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同时，从敌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以孤立蒋介石。恰在这个时候，左恭向他报告了王昆仑的情况，经过慎重考虑，并报请上级党组织，卢志英决定做王昆仑的工作。
卢志英与王昆仑接头时化名王世昌，由于两人知识渊博，谈话投机，一下子就拉近了关系。卢志英向王昆仑详细了解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划分、成分、主要领导成员等。卢志英听了王昆仑的介绍后，要求王昆仑要做好孙科的思想工作，并把党的人员弄进立法院。对于入党的问题，卢志英说需要再向上级党组织汇报后再做决定。之后，卢又多次找王谈话，经请示中央批准，由卢志英介绍，王昆仑于1933年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中央指示王昆仑要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关系，多获取情报。为了隐瞒自己的身份，王昆仑继续以国民党右派的身份出现，继续与他熟悉的右派元老交往，还与各地方实力派，尤其是派驻首都的代表频频交往。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工作，王昆仑有意识地和川系军阀刘湘、刘文辉，滇系龙云、卢汉，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粤系张发奎、陈铭枢等各地的军事实力派人物接触，一方面获取国民党上层方面的军政信息，一方面做推动这些人参加抗日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王昆仑不仅向党中央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情报，而且对一些地方实力派人物的思想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期间，王昆仑为党做了很多工作，王的身份虽然没有暴露，但依然引起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关注。为了保证党的白区工作能正常运行，同时也为了保护王昆仑，党组织让王昆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租了一套公寓，并把妻子和两个女儿从无锡接到上海。王昆仑平时在南京立法院上班，主要做孙科及其他派系的工作，有目的地了解国民党上层的动态。每隔1到2个星期，王昆仑就到上海与家人团聚，借此与中共地下党接头，汇报所掌握的重要情报。
一次，卢志英与王昆仑会面后，卢志英着急地对他说：“昆仑同志，我们有几个同志要出去，是来自浙江、江苏各地的，先绕道去天津、大连等地，然后再出去。你有办法搞到出去的护照吗？”王昆仑非常清楚，这里所谓的出去就是出国，而且一定是去苏联。那时的中国人去苏联是很冒险的，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被扣上亲苏的帽子。那时的中共上层人士多数都上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名单，如果按正常手续办理出国护照，就会被特务逮个正着。但是，没有盖有国民政府外交部印章的护照，又去不成苏联，王昆仑陷入深思。王昆仑虽然接受了党的任务，但是心里却没底。王昆仑忽然想到了胡济邦，胡在南京期间，王昆仑曾经帮过这个人的忙，将她弄进了当时的外交部。于是，王找到胡，胡二话没说就帮忙办好了护照。护照弄好了，要从南京安全送到上海去也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据内线同志称，军统已经盯上了王昆仑，将他列入了黑名单，并委派了国民党大名鼎鼎的特务沈醉监视他。为了保护护照，王昆仑和胡济邦假装夫妻到上海，将护照安全交给了党，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