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处奔波 拯救少帅
1934年5月，蒋介石成立了融蒋、张于一体的“四维学会”，阎宝航被推为张学良方面的理事。后来，宋美龄又以基督教教友的名义邀阎宝航到南京政府任“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总书记（后改为总干事）。刚开始，阎宝航因看不惯蒋介石，婉言谢绝，经张学良苦心劝说，接受了“新运”总书记之职，赴南京就职，并兼任军委会少将参议。
蒋介石办“新运”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改造国民全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为实行起点，以军事化为最后要求。目的就是要以“礼、义、廉、耻”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言论。按照蒋介石的说法，所谓“礼”即规规矩矩的态度，“义”即正正当当的行为，“廉”即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即切切实实的觉悟。对人们的日常行为做了具体规定，如纽扣要扣好，不打赤膊、不随地吐痰小便，走路靠右，胸部挺起，吃饭要规矩，座位要端正，集会入室，冠帽即脱，公共场所遵守纪律，就位退席，闻党国歌，肃然起立等等。同时，新生活运动还提倡禁烟、禁赌、禁娼等。阎宝航认为，就社会改革来说，这其中不乏好事。但他也十分清楚，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民众不准反抗，服从领袖。
阎宝航虽就职于“新运”，但并未按照蒋的意旨去做，倒是充分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和与国民党上层的关系，对受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青年进行了积极的营救。1934年冬，国民党北平市当局逮捕了共产党员张希尧、张雅轩等人，阎宝航闻讯后即疏通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使张等人很快获释。“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许多学生教师被捕，当时就学于北平的阎宝航的大女儿阎明诗受托回南京请求父亲设法营救，阎宝航当即打电话给北平的宪兵三团司令蒋孝先（蒋介石之侄），通过他使被捕师生获释。阎宝航不仅积极营救被捕爱国青年，而且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活动予以热情的支持和正确的引导。1936年暑假，南京地下学联成立后，阎宝航不仅允许阎明诗把地下学联负责人带到家里来开会，还常把自己的小轿车借给学联到郊外开会，并且以自己青年时代领导学生运动的经验，指导学联以野营、打球、夏令营等形式为掩护开展活动。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同红军作战，企图达到其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一箭双雕的目的。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935年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东北军在与红军的战斗中，损失惨重。10月，阎宝航与高崇民、杜重远等在上海讨论了西北局势和东北军的前途问题，联名给张学良写了建议书，劝告张学良不能对蒋介石再抱幻想，不能继续打红军消耗实力。指出东北军集中到西北，正有利于整训军队，现在对内应联合各抗日力量，对外应联合苏联，以便高举抗日旗帜，打回老家去。
1935年11月初，阎宝航从上海回到西安，受到了张学良的热情招待，并进行了一次长谈，长谈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四时，阎宝航继续劝说张学良不要与红军打仗，应该团结各方力量抗日，打回东北去。张学良明确表示不再参与内战，但表示要用真诚去感动蒋介石，促其实行抗日。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的命令。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蒋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等国民党军政要员，邵元冲等人死于非命。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将领，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南京政府于当晚十一点半，召开中常会及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决议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会议最后决定剿抚并用，一面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一面以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同时施应张学良、杨虎城。中国共产党及时派遣周恩来赴西安游说各方冷静行事，团结抗日，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张学良等提出的六项主张，张学良、杨虎城答应放了蒋介石。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张学良却被蒋介石无情扣留。
西安事变发生时，阎宝航已经从西安回到了南京，且事变发生的第二天，阎宝航又从南京到了上海，但联系到阎宝航和张学良的不同关系，南京特务怀疑阎宝航参与了西安事变，因此对他进行监视。
在上海，阎宝航打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觉得事发突然，但是，由于国民党封锁了消息，阎宝航无法探听到准确的消息。不久，阎宝航打听到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为了救少卿，阎宝航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使者飞赴西安，告诉杨虎城等东北、西北军将领不要轻举妄动，张副司令过几天就回来。而后，阎宝航从西安飞回南京，继续与国民党高层协商，但无济于事，于是，阎宝航又来到上海拜见宋子文和宋美龄，希望让张学良尽早回到东北军。在宋子文的推举下，又马不停蹄来到奉化求见蒋介石，但是蒋介石不肯接见，之后，阎宝航又三下奉化，请求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为营救张学良作出了巨大努力，但最终都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无功而返。
加入中共 继续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抗日上做了一些姿态，让全国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日的希望。为了更好地推动蒋介石兑现西安事变的承诺，同时更好地组织东北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指示当时负责东北军工作的刘澜波，要尽快地把东北各零散的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总的东北救亡团体，作为实现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团体的任务有三：一是促蒋实行诺言，实行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拥蒋抗日；二是营救张学良将军；三是声援东北抗日联军。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东北党组织领导人刘澜波、张希尧通过早先在东北从事抗日救亡工作的共产党员苏子元发动高崇民。高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后，非常高兴，表示非常赞成，且全身心投入到新救亡团体的筹备工作，积极联络在北平的各救亡团体，劝说阎宝航积极参与新团体的成立。了解到共产党的主张后，阎宝航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申请，要求正式加入党组织，经过周恩来等的认真考虑，同意了阎宝航的入党请求，阎宝航于1937年9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周恩来指示阎宝航仍以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活动，代号阎政。
早在1927年春，阎宝航就向苏子元提交了入党申请。由于苏子元当时是联共党员，不直接参加中共工作，便向东北特支及东工委转达了阎宝航的要求。当时中共党组织决定，由刘澜波负责阎宝航入党审查，苏子元便直接向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秦邦宪同志报告，请求批准。代表团同意阎的入党要求，同时将阎的申请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认为，阎宝航是国民党上层反动分子，不同意吸收其入党，鉴于阎宝航与国民党一些要员的关系，党内也有人因其经历及社会关系较复杂而提出疑虑。但是对于这次阎宝航的入党要求，周恩来力排众议，毫不含糊。
1937年6月，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在北平正式成立，大会在北平西城崇元观5号东北大学礼堂举行。会场内备有一块绘有东北四省地图，上面写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的签到布，正式代表70人，列席代表150余人，签到者计268人。大会通过了《工作报告》、《组织大纲》、《宣言》，选举阎宝航等30人为常委，又从常委中选出阎宝航、高崇民等5人任执委，主持日常会务。东总总部下设1处、5部、5个委员会，阎宝航任救济委员会主任。东总成立党组，直属东北特委领导，刘澜波任党组书记。
大会确定了东北救亡总会的宗旨是：团结东北救亡力量，领导东北救亡工作，并推动全国抗日运动，以期达到恢复东北失地，完成民族解放。
东北救亡总会的成立，标志着关内东北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由自发的分散活动阶段，走向了组织严密的统一联合行动的新阶段。对阎宝航来说，这也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阎宝航利用新生活运动副总干事及东总的公开身份，从事东北救亡工作。
国民政府撤退到武汉后，东总总部和新运总会总部设在武昌明月桥14号。这时的阎宝航，既是东总主席团成员，又是东总地下党组成员，具体负责关外工作。“东总”成立后，在阎宝航等人的领导下，在民众动员、组织训练、宣传联络等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引起了国民党对它的警惕和不安。1938年5月发生了CC派特务诬陷“东总”暴动案。当时，CC常派特务到“东总”窥视，刺探消息，企图破坏。常来“东总”刺探并曾被“东总”人员痛打过的韩韬，便捏造了一个惊人的密报，称“东总与共产党勾结，联合武汉工人，夺取汉阳兵工厂武器，举行暴动，劫杀蒋委员长”。他还假刻了“东总”各部门印章，伪造了一个有“东总”负责人签名、各部门盖印的“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韩韬将这一密报经东北籍CC派特务头子齐世英转交陈立夫而上呈蒋介石。蒋责令戴笠调查此案。经过对“会议记录”和“暴动计划”的笔迹和墨色的分析化验，对照“东总”领导人签名的笔迹，最后真相大白。但戴笠并不因此对“东总”放心，同年8月，武汉警察局根据戴笠的旨意，对“东总”进行了突然搜查，同时，康泽向阎宝航提出警告。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机构，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权由蒋介石嫡系人物陈诚把持（部长），以便控制军队和民众运动。同时邀请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这样，第三厅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聚集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人士，开展对敌、对国外宣传，成为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阎宝航被聘为该部的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康泽任该部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动员事宜，邀阎宝航参加拟定计划。
有一天，戴笠设宴邀请阎宝航等东北旧识，席间，阎宝航谈及如何动员民众问题，指出康泽根据国民党中宣部的旧办法拟定的计划，必然要与今天动员民众参加抗战的精神背道而驰，指出，“用警察特务的办法，绝对动员不起民众来”。戴笠听后满脸怒容地说：“什么叫警察特务办法？你这话是为共产党开路。老实说，共产党是壮汉子，我们是病汉子，我们不能跟他赛跑，不但不能跟他赛跑，还得拉着他后腿，不让他跑。若照你的主张去动员民众，那就给共产党创造机会。”阎宝航不甘示弱地说：“问题是我们不抗战，那就无话可说。如果要抗战，就要动员民众，而不可限制民众。”这样双方针锋相对，举座惊愕，不欢而散。戴笠留住阎宝航说道：“玉衡兄，你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言论有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再仔细谈谈，使你好好了解我们的政策。”此后，戴笠不但未再邀他去谈，却派特务跟踪他，康泽也不再找他参与其事。
1938年10月，中国军队在保卫武汉大会战中失利，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武汉迁往重庆。按照中共长江局的指示，东总党组讨论了在紧急情况下东总的撤离与工作布置，决定东总分四路撤离武汉。陈先舟、张希尧率一部分会员撤往西安，会同在西安的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东总负责人，加强东总陕西分会工作；刘澜波、张学思等撤往延安，建立延安分会；于炳然、刘丕光率一部分会员撤往衡阳，以便联合两广及湘赣等地会员及东北流亡同胞创立东南分会；阎宝航和于毅夫则率东总总部迁往重庆。
阎家老店 护卫同志
1939年阎宝航抵重庆时就带着周恩来、李克农关于建立情报机构和设置电台的嘱托。他在重庆北碚买下了一幢古朴幽静的宅第，重庆新村17号，让电报员张志敏和党的地下交通员纪华夫妇住下，并安装了秘密电台。后来，这里成为了党内外人士从事抗日活动及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场所。由于阎宝航的身份特殊，寄住他家比较安全，许多同志一遇危险就来他家暂住或常住。阎宝航一家总是热情地为他们解决食宿，作出妥善安排。因此，他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阎家老店”。在他家里，既有被捕获释的革命同志，也有被害同志家属；既有逃避国民党反动派迫害追捕的进步人士，也有因工作等原因常住于此者。许多希望投奔解放区的进步青年，为求助阎宝航，也以此为中转。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东北同乡、失业难民为求职就业，也常来此居住。因此，“阎家老店”的常住人口有时竟达数十，把一个三层楼房住得满满的。有时为给突然来的同志腾出住处，子女们就要睡在地板上。阎宝航虽然身兼数职，收入颇丰，但经常是入不敷出，全家过着俭朴而清苦的生活。“阎家老店”不仅是革命同志的避难所，而且也是党开展统一战线和地下工作的重要基地。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阎宝航充分利用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联系广泛的优越条件，开展统战工作，为党搜集情报。阎宝航除了抓住重要环节展开活动外，无时无刻不活跃在一切可能利用的场合。有时他以富商大贾的身份出现在美军俱乐部的舞池，有时则挽起袖子和国民党军官聚会在赌场。在阎宝航的人际交往中，既有国民党各部门要员、外国驻华官员，也有军事、经济、新闻、文教、实业、科技、金融、对外宣传等社会各界人员，甚至还有社会底层的一些“灰色小人物”，如失业青年、街头游民，以及袍哥等民间秘密社团。
1941年春，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重庆开始大肆逮捕共产党人。毛泽东发电周恩来，请他和叶剑英、董必武设法离开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可留少数人看管。周恩来复电自己必须坚持在重庆，以打退国民党反动高潮，争取时局好转。同时也作最坏打算，紧急疏散党内人员到安全地区。
一天，东总党组书记、《反攻》主编于毅夫通过秘密渠道获知，国民党在一个黑名单上列了18个人，其中就有于毅夫的名字。情况万分紧急，周恩来令其立即秘密离开重庆。叶剑英指示他不要坐飞机，而坐江轮去泸州到云南转皖町到缅甸，然后坐船到香港找廖承志接关系。为了于毅夫安全离渝，晚上，叶剑英在临江门宽仁教会医院一上等病房里约见了阎宝航，向他下达了保护于毅夫安全撤走的任务。叶剑英以军人特有的简练语言对阎宝航说，不仅要保证于安全离开重庆，还要认真选择好路线，不要走海棠溪公路，因那里有军统检查站，要走川康到昆明路。哪条路设卡，哪条路没设卡，都要弄清楚。叶剑英还令阎宝航联络黄炎培，请其设法保护东总服务队的男女青年。阎宝航受命后，利用他在宗教界的关系，沿于毅夫撤退的路线设法保护，终于使于毅夫安全脱离险境。
1942年秋，国民党重庆当局在全市进行大逮捕，“东总”骨干成员、重庆大学教师徐仲航等三人被捕。这关系到蒋管区整个东北地下党组织的安危。阎宝航得通知后立即布置了有关人员的转移。此时，周恩来来到阎宝航家同大家一起讨论了营救方案。尽管阎宝航的处境很危险，但他表示：“任务在身，必须顶住！”他一面转移文件，一面继续抛头露面，营救同志。
1942年，阎宝航的长女阎明诗也由延安调回重庆养病，协助父亲阎宝航的情报搜集工作。她主要负责将情报译成密码，用药水写在手帕上，设法交给重庆郊外北碚的秘密电台和秘密交通员。阎明诗的密码本其实就是一本《圣经》。她是共产国际情报战线在中国唯一的女电译员。
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汽油奇缺，常以酒精代替。大明公司董事长萧振瀛开设工厂生产酒精。阎宝航作为公司经理，承揽一切交际事宜，积极与美军要员发展关系。当时，美军总部战略情报处处长贝德以阎宝航知其个人生活隐私主动对阎表示好感，除了向他透露一些重要消息外，还告诉他美军在云南省开远县训练情报人员，准备送到山东沿海一带日伪占领区活动，请阎推荐可靠青年参加。阎认为这是借水养鱼的好机会，经请示上级同意，介绍我方一批人员前往受训，这批人以后分别潜赴华北、东北等地，为抗战作出了贡献。
由于阎宝航善于隐蔽，从不表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受到了国民党中高层人员的信任。中统局有一特务头子谈阎宝航给他的印象时说：“一副欧美绅士的派头，举止潇洒，谈吐豪放，落落大方，身上如有磁石，张口就能把人抓住，无人不交，无所不到，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真是扑朔迷离，令人费解。”陈诚就也说过：“阎宝航要是共产党员，我们就都是共产党。”
出生入死 铁骨铮铮
阎宝航开展地下斗争，虽有特殊身份掩护，但仍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密切注意。重庆村17号住宅附近，经常有便衣特务出现。有一回，阎宝航正在和几位同志开会，有两三个穿警察制服的人进来声称抓赌。阎宝航很镇静地拿出一张戴笠的名片给他们看，警察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国民党军统渝特区特别组对中共代表团地下党员、进步人士的监视一直没有停止。在重庆，特别组徐德溥专门搜集东北人士的情报，而对阎宝航的监视报告材料为最多。
1942年秋，阎宝航在国民党军工系统任职后，阎宝航以改善职工福利的理由，经常出入国民党的兵工厂。据当时国民党特务沈醉回忆，他当年在重庆时，就了解阎宝航的一些活动情况，但只知道他是张学良的骨干。蒋介石为了想收买张的部下，曾经邀请阎宝航去为他搞“新生活”运动，而且不止一次接见过他。但阎宝航去为兵工厂的工人办福利事业，却引起戴笠的注意。当时重庆每一个兵工厂内都有一个军统特务组织——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派驻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对阎宝航在兵工厂的活动，他们特别重视。军统的东北特别工作组组长是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幸喜他不知道阎宝航是共产党员，否则他又可以出卖一位革命者而得到一笔奖金。何应钦曾找过兵工署长俞大维质询说：“你们怎么把阎宝航搞到兵工厂里来了？”俞不得不说：“让阎去搞职工福利计划。”何则说：“叫他搞福利计划，不是把工人抓过去了吗？”于是，莫德惠等国民党东北籍元老到何应钦那里为阎宝航说情，莫德惠说“在东北时，我就知道阎宝航是一个热情爱国，公正无私，有话就说的人，我愿以身家性命为之担保。”何冷笑道：“你们老先生不了解我们的斗争，也不了解阎宝航的一切。”
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在一次会议上公开说；“阎宝航这个人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给共产党利用了。”不久，重庆卫戍区总司令刘峙约阎宝航“谈话”。阎来到卫戍司令部时，刘审视阎，咄咄逼人地问道：“阎先生，我们并不是初交，老实说，你是不是共产党！”阎宝航大义凛然地反诘道：“那么你看呢？”刘峙吱唔不语。阎说：“共产党是啥模样？是不是疾呼复土还乡，引领企望白山黑水，力争中原沃土还我中华的，都是共产党？那抓吧，我自报一名，今天也就不走了，你还可以加官进爵。”其实，刘峙并没有充分证据弄清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他又气恼，又无从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