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广华 拜见周公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提出“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政策，对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进行破坏迫害，扩充中统、军统特务组织，设立集中营，加强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和爱国进步人士，掀起新一轮反共高潮，党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为此，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法。清理整顿所属各级党组织，由公开、半公开状态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并且决定在西南大后方建立党的第三线秘密机构。
1939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和副书记刘长胜接到周恩来指示，要求在上海物色选拔合适人员到重庆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机构，从事秘密交通、情报和经济工作。刘晓经过审查和慎重考虑，认为上海的广大华行经过多年的经营，业务发展迅速，业绩突出，且在大后方建立了昆明分行和重庆分行，开辟了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海防到西南的交通运输线路。以卢绪章为代表的创始人中有三人是共产党员，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和建立“华联同乐会”的过程中充分显示了他们对党的事业的忠心和高超的组织能力，于是决定派卢绪章到战时首都重庆，以原有的广大华行为掩护，以“资本家”身份在大后方工商界活动。为了更好地让广大华行服务于党的事业，配合完成党交给的新任务，在前往重庆任职之前，卢绪章决定对广大华行进行全面改组。
1940年6月16日，在上海广大华行总部召开了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次股东大会，讨论通过了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情况、营业方针、公司章程、经营范围。规定广大华行的经营范围在原来的医疗器械、西药原料、西药的基础上增加五金材料、海陆运输及其他进出口业务。股东大会还投票选出了卢绪章、杨延修、张平、田鸣皋、郑栋林5人为董事，金少云为监察人。6月22日，董事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广大华行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设立总管理处，下设上海、昆明、重庆三家分行开展经营服务，另设广大华行海防办事处和贵阳办事处负责往来货物运输业务。董事会还做出决定，广大华行集中资金管理，明确业务中心由上海转向重庆。
1940年7月，卢绪章只身离开上海，先后到达香港、昆明，向各分行和分支机构交代了相关事宜后，最后到达到重庆。在一个夏天的深夜，卢绪章跟随自己的直接领导刘晓，到重庆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与中共中央代表、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见面。周恩来先向刘晓和卢绪章询问了上海的有关情况，刘晓和卢绪章一一作了回答，卢绪章还向周恩来谈到自己想直接上前线杀敌不想当“资本家”的想法。周恩来耐心开导，并且指示：“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南方局和我单线领导，广大华行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不要再发展党员，不允许与重庆地下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接着周恩来又给刘晓和卢绪章详细讲解了国内形势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他说：“你们必须领会‘隐蔽精干’的意义，做到社会化，职业化。这是许多同志以鲜血乃至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过去有不少做地下工作的同志，就因为没有职业掩护，没有社会地位，长年粥棚吃饭，客栈落宿，导致暴露，而且一旦被捕，无法利用用各种关系救援保释，最后牺牲在敌人狱中。你们广大华行已经有初步的社会地位，一定要做到不与左派人士在形式上过于接近和往来，不再发展党员；在自己的父母妻子面前，也绝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对外却要广交朋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作为掩护，使广大华行这一秘密机构能长期保留下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特殊任务。”
这次谈话一直谈到雄鸡报晓。当周恩来与卢绪章互道珍重时，周恩来用力地握着他的手再次叮嘱道：“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一定要当得像呀！当然又要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到像八月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转战重庆 掌控广华
上海、南京陷落后，国民党政府各部门各机关陆续从南京迁到武汉，后又迁到重庆，东部沿海的工商业和文化教育机构也纷纷内迁到重庆、昆明、成都、贵阳等地，重庆成为临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940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卢绪章来到重庆创建广大华行重庆分行，在重庆市中心买下一块地皮，修建起一栋两楼一底的经营场地。经过数月的筹备，楼下建立了广大华行的门市部，公司公开出售西药和医疗器械，定名为重庆“广大药房”，聘请了当时的名医唐性海和杨昌谷在药房挂牌行医。楼上则是重庆广大华行的办公室。1941年，重庆广大华行正式开张，那天，公司门口车水马龙，异常热闹，前来恭贺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不少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
为了做大广大华行，卢绪章决定将已经返回上海的张平调去筹建广大华行成都分行。张平在从上海返回重庆在香港逗留期间遇到了欧亚航空公司的老朋友，经过交流，双方一拍即合，欧亚航空愿意和广大华行合作，组建新中贸易行，在香港、昆明两地开办分行，利用飞机运送广大华行的货物。新中贸易行成立后，先后组织了几批西药、医疗器械等贵重货物的运送，效益很好。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统一战线面临崩溃，为了应付蒋介石随时可能再一次发动类似“四？一二”的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做好应付最严重的突发事变的准备，并督促周恩来等南方局重要干部尽快撤回延安。周恩来坐镇重庆指挥南方局撤退已经暴露的地下党员和民主人士，重新安排所属地下组织。以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机关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线机构；以各地一般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机构；将卢绪章领导的广大华行和类似广大华行的秘密交通、情报机关作为南方局的第三线机构。一旦国共关系恶化，党在白区的第一线公开机构可以立即撤退，第二线地下机构即使被破坏，第三线绝对秘密机构要保存下来，发挥作用，执行党的各项秘密任务。中共中央对类似广大华行这样的机构要求更高，要求它们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党的秘密掩护机构，还要做在国民党统治区潜伏最深的地下联络机构和经济机构。在接到周恩来的秘密指示后，卢绪章加紧部署广大华行完善在大西南的业务经营体系，以更好地完成党的任务。
经过一年的努力，卢绪章等领导广大华行先后建立和巩固广大华行重庆中心分行、重庆广大药房、广大华行昆明分行、昆明中和大药房、广大华行成都分行、贵阳中美商行、香港新中贸易行等七八家由广大华行直接控制和领导的企业，同时它们也成为共产党员领导主持的地下党秘密机构。周恩来亲自领导广大华行重庆中心分行的党组织。卢绪章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红岩村汇报工作，聆听指示，阅读文件。广大华行刚进驻重庆不久，周恩来指示要把已有的党员组织好，不再发展新党员。当卢绪章初步完成西南地区广大华行经营体系后，周恩来又亲自指示要在广大华行正式成立独立的党组织。
在广大华行逐步扩大经营的过程中，卢绪章与广大华行的主要创始人田鸣皋在经营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最后因为两人经营理念不同，田鸣皋退出了广大华行，卢绪章再次对广大华行进行改组。到1941年底，广大华行的党组织和行政业务机构都已经改组完成，卢绪章全面掌握了广大华行的党和行政领导权。
结交权贵 如鱼得水
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卢绪章在重庆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社会交往，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像模像样的资本家，交往于国民党的高官之中，与他们称兄道弟，这些国民党的党政要员确实帮了卢绪章很多忙，起到了平常人替代不了的作用。
1942年春天，一位衣着讲究、风度翩翩的中年男子径直来到卢绪章的办公室，满脸堆笑地问道：“您就是卢绪章总经理吧？”“我是卢绪章，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卢绪章仔细打量这个未曾谋面的客人。客人介绍到，他是昆明中和大药房的董事长张军光，也是中央储蓄会昆明分会的经理。卢绪章立刻想起，杨延修多次跟他提到这个人，说这个人八面玲珑，交际甚广，在国民党军统、中统里都有很多朋友，贪图小利，但很讲义气，对杨延修有过很大帮助，是个用得上的人。双方一顿寒暄后，约好晚上在“广东酒家”为张军光接风洗尘，并要张带上在重庆的好友。
晚上，张军光带来了他在重庆的几位至交：蒋介石侍从室专员施公猛先生，军统局的梁若节少将，航空检查所所长、军统局严少白少将等。卢绪章和他们一一热情握手，一边默默牢记每个人的姓名和特征。酒席上，卢绪章谈笑风生，引经据典，频频举杯，落落大方，深得客人好感。从此以后，卢绪章便与施公猛、梁若节、严少白成了“贴心朋友”。
除了上述几个国民党高官外，卢绪章还先后结识了国民党昆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哲熙、中央银行高级官员卢孟野、中央银行主任、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卢前、重庆税务局局长汪石清、国民政府卫生署医务司司长俞松筠、药品处处长曹志功、重庆市卫生局局长王祖祥、国民党军委会化防处处长杨昌令、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卫生处长郭致文、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周至柔、成都市市长余中英、成都警备司令严啸虎、西安警察二分局局长方元勋、冒承增、西安特务头子、西安警察总局局长肖绍文等，其中有的是杨延修、张平先结识，后来随着业务频繁往年卢绪章也和他们结识。这些人，卢绪章要么让他们在广大华行参股，要么直接用钱拉拢，与他们保持了非常好的关系。
有付出就有回报，卢绪章、杨延修、张平先后获得了国民党的高级头衔。卢绪章由施公猛主动送来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头衔的证明和国民党特别党员的党证，党证上的介绍人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吴开先。张平的头衔是“国民党第六战区湘谷运输处上校参谋”。杨延修的头衔是“国民党军委会化学防毒处上校参谋”。这些国民党的高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贪婪，视财如命，卢绪章也正是利用了他们的这个特点与他们周旋。卢绪章用各种方式盛情接待，用送钱、送药等手段打通关节。有这些人为卢绪章办事，使卢绪章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党筹钱 智避叛徒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停发了十八集团军新四军的军饷，南方局不但要为前方将士和大后方中共组织筹集经费，还得帮助一些干部家属和部分民主人士解决生活困难，帮助一些群众团体解决经费问题等等。为此，南方局决定将广大华行进一步作为秘密经济机关，为党筹集经费，保证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财政急需，以及各项特殊任务的开支。从1942年开始，广大华行就担负起为党提供和调节经费的任务，用以南方局支付一些特别开支的需要。
卢绪章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这时他们做生意，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掩护身份，而是要为抗日大业和中共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筹集经费而倾注更多的心血。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就要叫袁超俊亲自开车去把卢绪章秘密接到红岩，给卢绪章看文件、讲形势、谈工作，交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策略。常常是谈到深夜，然后才叫袁超俊开车送卢绪章下山。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经过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工作，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扩大。不仅在重庆很快扎根，而且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并且还把生意做出了国界，先后在苏联、美国开展起国际贸易。1942年至1944年，广大华行在业务发展中积累资金，已增加到法币500万，美金30多万。每逢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收到华侨捐赠的黄金、美元，无法在市面上使用，就交卢绪章设法兑换成市面上流行的本票、法币，或将美元、金条送到银行里以作生意为由，换成法币，装在麻袋里，夜半三更时分用汽车或竹筏运送到接头地点，再由红岩派人取走。
1942年春，中共南方局指示卢绪章，韶关地下党组织急需经费，因开转账支票容易出问题，需要卢绪章化名重庆老孟直接送8.5万元法币到韶关，亲自交给韶关地下联络员。从重庆到韶关一路较顺利，到韶关后卢绪章按照预定的地址和暗号顺利将8.5万元法币现直接交给了那个联络员，并记下了那个年轻联络员的相貌特征。
回到重庆后不久，卢得知那个年轻的联络员被敌人逮捕，经不起考验叛变了。为了抓住他的上线重庆老孟，敌人特意带着这个叛徒来到重庆，并在特务监视下来找老孟。卢绪章接到这个情报后，心情比较紧张，因为当时的重庆只有两条主要街道，卢绪章的应酬又较多，经常在这两条街上出现，如此下去，很可能会被特务逮到。向组织汇报后，组织决定让卢绪章暂时离开重庆一段时间，以保全广大华行这个特殊的秘密机构。但是，由于当时是战时环境，一般商人不允许买飞机票，必须是政界和军界要人才能乘坐飞机。卢绪章凭着由施公猛主动送来的国民党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头衔的证明，很容易地购买到了重庆到昆明的飞机票，航空检查所所长、军统少将严少白也自然放行通过，平安到达昆明，后又到成都，躲过了特务和叛徒的追踪，两个月后，卢绪章又回到重庆。
1942年—1944年期间，为了帮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南方局筹集更多的活动经费，卢绪章深深感到仅仅依靠药品和医疗器械作为主要经营项目所得利润有限，难以维持广大华行的正常开支和党所需的费用，他于是想办法扩大经营范围。卢绪章看到黄金和美元在当时市场上很抢手，于是开始经营黄金和外汇买卖。他利用与国民党高官的良好关系托运黄金，通过电台传递行情信息，通过重庆证券交易所用买进卖出、买空卖空等方式从事黄金买卖，还根据市场变化，从价格较低的地方购进黄金和美元，利用飞机往返的有利条件携带到上海等地价格较高的城市抛售，获取不菲利润。卢绪章还利用重庆与上海汇兑往来阻断的时机，进行黑市套汇。汇款人在重庆按黑市汇率以法币交付广大华行，广大华行为汇款人开出对款汇票，凭汇票可以在上海广大华行兑付现金，广大华行从中可以获得可观的汇率差价和利息收益。
1942年底，卢绪章通过国民党高官的关系结识了国民党驻新疆外交外贸专员沈立中，并通过他和苏联粮食出口协会建立了联系，卢绪章多次以广大华行总经理的身份与苏联代表进行谈判，广大华行取得了独家进口苏联鹿茸精、山道年、碘片、碘化钾等药品的代理权。从苏联进口药品路途较远，需要从苏联中亚的阿拉木图用汽车运到乌鲁木齐，再从乌鲁木齐通过空运和汽车运送到重庆进行改装，最后运送到昆明、成都等地销售。当时进口药品的利润很大，国民党政府把控很严，进口药品必须有卫生署医药司的进口药品许可证才能上市销售，卢绪章又是通过关系顺利取得了进口许可证。鹿茸精是高级补品，山道年是紧俏的原料药，碘片的需求量也很大，因而在各地分支机构的销路都很不错。广大华行以独家代理的名义再向同业界经营批发和订货业务，重庆、昆明、成都、贵阳、西安各地都取得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广大华行的总部重庆收益最大，积累了大量资金，为广大华行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更提升了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除了与苏联进行山道年、鹿茸精、碘片等贸易外，卢绪章还积极开拓其他贸易，如从苏联进口白板纸业务。
在生意场上，卢绪章左右逢迎，如鱼得水，风光无限。其实，在心里，卢绪章非常矛盾，生性耿直，疾恶如仇，血气方刚的他其实很不情愿去和双手沾满共产党鲜血的敌人曲意逢迎，虚与委蛇，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又不得不强忍内心的憎恶与痛苦。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认为卢绪章彻底变成了国民党的走狗、汉奸，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冷嘲热讽。由于保密工作需要，他也不能把自己的工作告知家人，因此常常遭来家人的误解。有次卢绪章在红岩村与周恩来深谈了一夜，清晨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妻子发火了，查问他这一夜在外做什么？卢绪章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理由，想搪塞过去。不料妻子说，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你说你究竟到哪里去了？卢绪章看着妻子，难过得掉下了眼泪，他自己既心疼妻子，又无法与她讲明。只能把委屈藏在心里……有时候，卢绪章也想到过退却，但是一旦组织上下达了工作任务，他又将一切抛在脑后，以饱满的工作热情去完成任务。
做大产业 目光长远
为了更好地帮助党获得情报，同时做大做强广大华行的产业规模，进一步提高广大华行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经过认真考察，卢绪章觉得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可以提升广大华行在金融界的声誉，扩大同各行各业的往来，广泛接触上层社会人士。在与广大华行共产党员杨延修和张平商量时，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于是，卢绪章将这一想法向周恩来汇报，得到了周的赞同和认可，于是，卢绪章以广大华行总经理的身份开始筹建保险公司。
以当时广大华行的资金实力，创办保险公司有相当的难度，一方面钱不够，另一方面没有保险业的相关人才。于是卢绪章想到了当时重庆著名的保险业专家、他认识多年的老朋友杨经才先生，并通过他结识了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生。
卢作孚（1893—1952年），自幼好学，天资聪颖。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辍学，自学成才。1910年，在成都他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保路运动。1914年周游上海、北京，后回乡在合川中学任教，参与编写《合川县志》。后又去成都，随后相继担任成都《群报》、《川报》编辑、主笔和记者，1919年接任《川报》社长兼总编辑。积极投身“五四”运动，参加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主张“教育救国”。1921年任沪州永宁公署教育科长，积极开展通俗教育活动。
1925年秋，卢作孚弃学从商，奔回合川，创办了民生实业公司，设想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把实业与教育结合起来，促进社会改革以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靠家人和友人筹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很快，他掘到了第一桶金。1927年春，卢作孚到北碚出任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峡防团务局局长，他在清剿匪患的同时，对峡区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在这里建成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组建了当时四川最大的煤矿——天府煤矿；创建了西南最大的纺织染厂——三峡织布厂；创立了中国唯一最大的民办科研机构——中国西部科学院；在四川率先架建成了乡村电话网络；开辟了被誉为重庆北戴河的北温泉公园。他在这里修公路、开运河、办农场、建工厂、辟公园、修建体育场、改造旧城市，并在城镇中设医院、建立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种学校。与此同时，民生公司也发展很快，到1929年又新制了“民用”、“民望”两艘轮船，总吨位230吨，航线从嘉陵江渝——合线扩大到长江渝——涪、渝——沪线
当时外国船只横行川江，日本的太古、信和、日清及美国的捷江等轮船公司，凭着强大的实力，大幅度降低水脚，企图挤垮华轮公司，独霸川江。竞争非常激烈，华轮公司面临破产境地。面对这种形势，卢作孚挺身而出，明令中外轮船进出重庆港，都必须向川江航务管理处结关。迫使日清公司接受中国海关检查，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他还建议废除了甲级船员必须用外国人的陈规，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不搭外国船，不装外国货”的口号等等，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任命卢作孚为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主任，卢坐镇武汉、宜昌等地，具体指挥。1938年秋武汉失守，大量后撤重庆的人员和迁川工厂物资近10万吨，屯集宜昌无法运走，不断遭到日机轰炸。卢作孚集中全部船只，采取分段运输，昼夜兼程抢运，不顾日机狂轰滥炸，经过40天的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将全部屯集的物资抢运到了四川。
当时卢作孚在国民政府和民间都有极高的威望。自从卢绪章与卢作孚相识后，两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因此，卢绪章选定卢作孚先生作为创办保险公司的合作对象，1943年11月，卢绪章和卢作孚就创办保险公司达成协议，以卢绪章为代表的广大华行公司与以卢作孚为代表的民生实业公司各出资500万建立“民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由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任副总经理。公司成立后，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将他公司的多数业务统由民安保险公司承保，中国糖业公会也将其制糖工作的水、火险和运输险交友民安公司承保，使公司的保险业务蒸蒸日上。不久民安保险公司在成都、贵阳、西安等地建立了分公司，很快成为西南大后方保险界的领头羊。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扫荡以及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西南虽然处于大后方，但生产萎缩，物资匮乏，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广大华行的生意也受到很大影响，但卢绪章经营有方，充分利用了民安保险公司的资金和保险费的盈利，在工矿银行重庆分行副经理包玉刚和中央银行处长卢孟野的协助下，继续从事美元、黄金买卖，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保持了广大华行的实力。为了提高广大华行和民安保险公司职工生活费用，安定职工生活，卢绪章还在重庆开设民安保险公司下属的民益商行，经营白糖、木耳、黄花等土特产购销业务。
为谋求增加生产，调剂市场供应需求，1944年广大华行又与民生实业公司合作，成立了民孚实业公司，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造纸、化学制药、纺织工业、药材、五金电料、日用百货、地产等。后来，民孚实业公司逐渐与广大华行合并为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业务范围扩大了，资金投入增多了，广大华行的名声更响，经营范围大大扩展了，使我党在大西南和上海的产业也更大了。
为满足党的领导机关日益增长的经费开支，卢绪章不断加强企业经营，加大企业投资，争取有更多的挂靠企业为广大华行扩大财源，增加利润。除了上述几个企业和业务之外，卢绪章还独立创办或者与别人合办了几个企业。如：
万力制药厂：1944年初，广大华行联合重庆大众药房方尚礼共同创办了万力制药厂。开厂初期利用公司抵押向中国银行贷到几笔低息长期工业贷款。时任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的襄理，原上海市商会童子军团老团友沈寿山给予了卢绪章贷款的方便。
建业银行：重庆建业银行是由重庆和济钱庄和成都振华银号于1943年联合筹备，1944年正式成立的。广大华行和红岩村领导人积极筹款入股，目的是使中共跻身银行界更有利于党的秘密经济活动。银行经过资本扩大后，重庆地下党再次筹款入股，成为这家银行的最大股东，使这家银行牢牢控制在共产党手中。
其他如万育药品股份有限公司、开来兴业股份有限公司、永孚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建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等都为当时的中共筹集到了大量的活动经费。
最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快胜利的时候，卢绪章高瞻远瞩，将广大华行的业务发展到美国、日本，这充分体现了他超人的胆识和远见。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中国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非常明朗，很多在大后方的工商企业家都在为回迁到南京、上海做准备。卢绪章也看到了这一点，并尽早做了布置。此外，卢绪章分析，战后交通一旦畅通，对外贸易必定会大有发展。于是，他趁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物价没有下跌的时候大量抛出存货，集中资金兑换成美元，扩大向国外订货，开展国际贸易。
为了将国际贸易做好，他还招揽人才，搜集和整理有关国际贸易的资料。1944年秋，卢绪章派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长期在美商马勒洋行工作的共产党员舒自清前去美国，筹设广大华行美国分行。广大华行美国分行成立营业后，向美国各大药厂定购了数批药品，运回上海后，在市场上极为畅销，取得了极好的利润。一支盘尼西林在美国进口价仅为0.86美元，在上海的零售价却可以达到15—20美元。广大华行充分利用这次商机，千方百计从美国进口大批畅销国内的药品。此外，广大华行纽约分行还独家代理美国美联太平洋公司“DDT”杀虫剂；向美国摩根钢铁公司、杜邦化工公司等企业订购钢铁、五金、化工原料等产品，这些业务为广大华行带来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提高了广大华行的声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盟军司令部宣布允许开展对日本的民间贸易后，卢绪章看到了对日贸易的机会，通过与广大华行的高层商议，决定由广大华行纽约分行请张宗植去日本建立广大华行纽约分行驻日本代表处，开展美日进出口贸易，日本代表处先后在1947年至1948年达成了多项跨国贸易业务，金额达10余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