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帝制祸首变成“特科”的杨度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刊出了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难忘的记忆》。王在文章中披露，周恩来临终前不久，通过秘书告诉他的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并直接领导他。周总理还让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一个封建帝制的骨干，后来居然成了中共党员，且是周恩来亲自为其作证，这就是杨度的传奇之处。
师学名家 推崇立宪
杨度，字皙子，号虎公。1874年出生在湖南湘潭石塘村一户农民家庭。6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极其困难，只能靠伯父杨瑞生资助维持生活。杨度和妹妹都长得聪明俊秀，杨瑞生非常喜欢这两个孩子，除了生活上照顾外，更有意在教育方面重点培养，想从他们这一代来创建杨家的书香门第。杨度从懂事时即入私塾学习，成绩优秀。1895年，21岁的杨度拜近代湖南大儒王闿运先生为师。
王闿运，宇壬秋，又字壬父，生于1833年（道光十三年），卒于1916年（民国五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经学大师、国学大儒、大诗人、大史学家、大教育家。王先生因材施教，将三门学问分别传授给他的学生：一是应付科举考试的“功名之学”；二是诗文之学——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是他的学生；三是他自认最高的“绝学”——“帝王之学”。
王闿运非常喜欢杨度这个天资聪颖，胸怀壮志的学生，想将一辈子所学的东西全部传授给他。一个冬夜，他把杨度叫到身边问道：“我这里有三种学问：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你想学哪一种呢？”杨度毫不思索便回答“帝王之学”。王闿运先生研究“帝王之学”一辈子，一直想找个学生继承自己的学问，但一直没有令他满意的，这一回答令王闿运先生非常满意。尽管王闿运不断提醒，这门翻云覆雨的学问风险极大，但杨度表示只要能成就一番流芳千古的伟业，即便不得善终，也毫无怨悔。
所谓“帝王之学”说简单一点，就是物色、选择、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之学。在辅佐“非常之人”时，设计非常之谋略，建立非常之功勋。自古以来多称其为“帝王术”，认为它是有“术”无“学”的。“帝王术”一词大约最早出现在《史记？ 商鞅列传》的赞语之中。司马迁在评价商鞅的为人时，说他是“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从这些话中可知，司马迁心目中的“帝王术”的内涵至少要包含以下诸方面：一，进取不由正道；二，所推行的学说未必是他所相信的（挟持浮说）；三，重术不重德；四，刻薄寡恩。这些描述说明“帝王术”完全是一种工具，没有终极关怀，因而把它定位为“术”是很恰当的。因为它只是个“术”，因此就缺少规范，目的就是一切。传统文化的非规范性的一面，在“帝王学”上表现得特别强烈。
杨度的青年时期，正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沦年代。先进的知识分子，痛感民族危亡，朝不保夕，积极倡导维新变法，企图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1897年，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维新派人士在长沙创办了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总教习，并设立“南学会”，出版《湘学新报》和《湘报》，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广大的知识分子大都卷进了这股热潮之中，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杨度也不例外。当他会试落第后，一方面痛感清廷的腐败，曾上书朝廷，要求参加甲午战争；一方面积极投身革命浪潮，如饥似渴地学习维新派介绍到中国来的新学，广泛地阅读了从哲学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各种新书，想从中寻求救国的真理，把自己从国家和个人前途的双重苦闷中解脱出来。当时的顽固派思想顽固，对所谓的新学持排斥态度，新旧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杨度的老师王闿运就是顽固派的头目，对杨度接受所谓的新学非常不赞成，因此，师生间出现了思想矛盾。
1902年，杨度瞒着老师王闿运自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速成班。（弘文学院是当时日本政府文部和外交部联合主办，由外交部主持的一所专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校内设教育科，分速成和普通两班，日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主持其事。）受留日学生影响，杨度日趋激进，上课之余主编《游学译编》月刊，并为了获得办刊经费回国。
1903年，由四川总督锡良举荐，杨度参加朝廷举办的经济特科考试，初试名列一等第二名（第一名是叫梁士诒的广东人）。考试揭榜后，慈禧太后向军机大臣征询对经济特科录用人才的意见。军机大臣因与阅卷大臣张之洞有矛盾，于是趁机说，梁士诒的名字与康有为（又名祖诒）、梁启超的姓名各一字，有人说他是“梁头康尾”。平时就很嫉恨康梁新党的慈禧太后甚为恼火，因而误认为梁士诒是康梁的同党，于是决定不予以录用，并下令查办阅卷大臣张之洞。杨度因为与梁士诒是同科录取，加上他在试卷中又大谈新学，于是也被认为是新党分子，遭清政府拿办，杨度只好在家避难。
不久，杨度又去了日本留学，进了法政大学速成班，这也是一个专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学习期为一年，专攻各国宪法与政体学。期间，杨度努力汲取西方民主思想，写了不少介绍西方民主政治的文章。他还仿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写了一首脍炙人口的《湖南少年歌》，歌词激励少年爱国之志，豪情奔放，让人听后热血沸腾：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应作斯巴达；
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做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
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
因为他非常活跃，在留学生中以精通各国宪法、能文善辩著名，1904年杨度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他痛恨列强欺凌，看到朝政日益衰败，热切希望国家能富强进步，但不赞成革命而主张君主立宪。他在长达14万字的《金铁主义说》中提出了“世界的国家主义（经济的军国主义）”学说，倡导政治革命，对西方的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等介绍非常详尽，指出“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断言中国不可行民主立宪，只可行君主立宪。只有君主立宪才是挽救国家危亡的最好良方。其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如果中国实行民主立宪，对内必使五族分裂，对外必招致列强瓜分，从而导致领土不完整；二是君主不必废也不能废。他认为要保全领土，就要保全君主，即所谓的“国形不可变，国体不可变，惟政体可变”。
代写报告 借袁图“志”
杨度自从担任留日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以后，参与了许多爱国运动，并且成了爱国运动的中心人物之一。1904年秋，湘、鄂、粤三省爱国人士反对美帝国主义势力攫取粤汉铁路筑路权的阴谋，要求废除1900年签订的粤汉路中美借款续约，主张收回路权，以维护国家主权。杨度在三省留日学生中发起组织湘、鄂、粤三省铁路联合会，响应三省人民的护路运动，发表《粤汉铁路议》，力陈废约自办的主张，得到了各方的赞许，因此成了留日学生界护路运动的领导人物，由留日学联公推为“总代表”回国，参加国内的护路运动。
根据杨度老师王闿运的对策，杨度提出官绅筹款自办的主张，不久粤汉铁路收回自办，他圆满完成任务，声望大增。在各地做护路宣传讲演时，杨度还不忘宣传他自己的君主立宪主张，乘机扩大他的政治影响。他在湖南中路师范宣讲《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之比较》，在湖南省咨议局讲过《君宪精义》。因为他的宣传言论超出了护路的范围，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又和革命党人大相径庭，所以引起了湖南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但他毫无顾忌，到湖北后，他拜见两湖总督张之洞，改变了原来铁路“民办”主张，向张建议“官商合办”。
1905年下半年，清政府为了欺骗人民，挽救日趋崩溃的封建专制统治，打出最后一张王牌——预备立宪，成立了所谓考察政治馆，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以熊希龄为随员。因为考察宪政的清朝官僚根本不知道立宪的意思，他们周游列国，花销无数，最后为向慈禧太后交差，便想出了请人捉刀代笔写考察报告的鬼点子。当时定下了两个人选，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杨度。但梁启超因为戊戌变法对朝廷怀恨在心，“五大臣”担心他不会轻易答应做这种事情。“五大臣”只好委派杨度的同乡好友熊希龄远赴东京，去做杨度的工作。熊希龄与杨度是同乡旧友，杨度难以推辞。更为重要的是杨度对当局的态度，较之梁启超与孙中山等人，又要温和一些，他要实现的是君主立宪的远大抱负。因此，双方一拍即合，杨度欣然接受熊所嘱托的任务。后来，杨度又大费口舌，以“借尸还魂”之喻劝服梁启超写下《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杨度则提交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篇文章。
这一事件对梁启超可能没什么影响，但对于杨度却价值非凡，他因为这两篇文章博得了“宪政专家”的大名，为1907年的飞黄腾达铺设了坚实的阶梯。在两篇奏文中，杨度明确提出了“废除专制、实行君宪”的主张，希望借此推动清廷变法改良，实施宪政。
1907年，梁焕奎、范旭东筹备湖南宪政公会，有意拥杨度为会长。10月，杨度从日本回到长沙料理其伯父杨瑞生的丧事。12月，湖南宪政公会成立，杨度被推举为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经过老师王闿运作修改，联络不少湖南名流联名上奏，开“国会请愿运动”之先河。
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名向朝廷保奏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杨度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杨度进入宪政编查馆后不久，袁世凯向西太后建议招聘精通宪法的人士，充任讲师，在颐和园为皇亲贵族讲解宪法，并且推荐杨度担任讲师。杨度当场答复数十条质询，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且表示要坚持到底，以引起朝野注目，为君主立宪造势。这也是他和袁世凯政治上结合的开始。
袁世凯与杨度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杨度第一次留学日本时。当时杨度在日本弘文书院的老师嘉纳极力推崇袁世凯的“治世才能”，鼓吹袁世凯的才能完全可以和李鸿章相提并论。因此，杨度对袁世凯有了初步的了解和好感。袁世凯也早就注意到杨度的君主立宪言论，当杨度还在日本留学时，袁世凯就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并且聘请杨度为顾问，后来又将杨度推荐进入宪政编查馆。面对袁世凯的种种礼遇，杨度更是感恩戴德，将袁世凯视为知己，认为袁世凯能帮助自己实现君主立宪的伟大政治抱负。
杨度除了在宪政编查馆参与拟定预备立宪的法制计划外，还对上充当皇家的君宪讲习，成了一个为清廷推行君主立宪准备工作突出的新人物，杨度利用这个机会，结交了清朝的一些权贵。杨度不仅大造开国会的舆论，还在北京设立了宪政公会支部，号召三年召开国会。
梁启超的政闻社被禁止后，杨度继续在京城宣扬立宪、伸张民权。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和预备立宪时间表以九年为期，杨度因此备受海内外舆论的攻击，虽然他公开声明对此他“未尝参与一字”，但他又为君权特重的规定作辩护，结果为立宪派、革命党双方所不容。
1908年10月，光绪和西太后相继辞世，溥仪继位，载沣监国。溥仪对袁世凯一直不满，因此，在他登位后不久，就下诏令袁世凯回河南老家养病。杨度失去了在朝廷的靠山，加上当时清朝内部又兴起排汉高潮，杨度只是挂着四品京堂的虚名，因此就成了朝廷的闲人。但他经常往来于北京和河南，为袁世凯通风报信。1909年他上奏请厘定君民的关系、行政立法的关系、中央地方的关系作为宪政实施的宗旨，没有引起什么重视。不久他就请假回乡。
1910年初，清政府以修建粤汉铁路为名，向英、美、法、德四国借款600万镑。湘、鄂、粤三省人民兴起修路拒款运动，形成了一个革命小高潮。这时的杨度已经回到湖南，他看到革命风起云涌，又想出面缓和三省政府和商人的利害矛盾，以加速铁路的建设，于是上书给当时的邮传部尚书和侍郎汪大燮，重新提出他过去向张之洞提议的“官商合办”主张。杨度的言论遭到了多数人的反对。
辅佐袁贼 帝制祸首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全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清政权陷于土崩瓦解，清政府为了挽救清室危亡，由内阁总理奕劻建议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袁世凯以退为进，没有爽快答应。这时的杨度向奕劻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劝说袁世凯出山工作。最后，清政府屈服，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杨度因奔走有功，被任命为袁内阁学部副大臣。
袁世凯组阁皇后，为了取得国民党和革命军的谅解，释放了因刺杀摄政王载沣而被捕入狱的汪精卫，并利用杨度和汪精卫的同学关系，由杨度和汪精卫共同发出宣言，发起组织国事共济会。以国事共济会君主立宪党领袖名义向资政院上陈情书，建议南北即日停战，召集临时国民议会来解决君主民主问题。很明显，国事共济会的活动是要为袁世凯对革命派施加压力提供舆论支持，为了达到打击革命派的目的，袁世凯老谋深算。
当时北方各省虽然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但是革命势力正在暗地里和南方的革命党人联系。汪精卫是同盟会的重要骨干，袁世凯又通过杨度拉拢他，由汪精卫出面“和议”，一方面可以缓和北方革命党人和袁世凯的冲突；另一方面，又可以分化南方革命党人，使之倾向“和议”。1911年12月，南北举行会谈，北方总代表为唐绍仪，南方总代表为伍廷芳。汪精卫以同盟会员的资格成为南方总代表参赞，杨度是北方代表团的参赞。这一对参赞，表面上是代表南北双方，其实就是代表袁世凯。他们密切勾结，汪精卫不断将南方代表的内部情况告诉杨度，杨度及时向袁世凯汇报。杨度用袁世凯给他的巨额活动经费到处收买人员，还积极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打造有利于袁世凯的舆论。
在杨度的游说下，当时同盟会中的妥协分子，甚至一些有影响的会员，悄悄地投入了袁世凯的门下。在南北谈判中，南方节节败退，内部分歧争执不断，袁世凯则步步进逼，最后南北会谈达成共同谅解。根据共同谅解录，1912年2月25日，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都南京。革命派要袁南下就职，想借此打击袁在北方的势力，但是袁在其谋臣的策划下，制造了一幕幕兵变好戏，并以此为借口，要求在北方就职。袁世凯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后，要实行元首责任制，杨度积极迎合袁世凯，以“你们哪一天放弃内阁制，我那一天就可以加入你们的党”为条件，与黄兴讲条件，并在报上公开致电黄兴，要求黄兴游说国民党放弃内阁制。
袁世凯能当上中国民国临时大总统，杨度功不可没，但是从唐绍仪、赵秉钧、陆徵祥到熊希龄的历届内阁交替中，不但没有杨度的组阁机会，甚至杨度连一个阁员的身份都没有捞着。在当初熊希龄组阁时，袁世凯曾有意让杨度出任交通部长，但是因为进步党争财政总长，结果只好把原来的财政总长周自齐调交通部，而把杨度挤掉。作为补偿，老乡熊希龄请他任教育总长。杨度当即表示“我能帮忙，不能帮闲”，从而拒绝了熊希龄的邀请。
杨度很看重与袁世凯的关系，因此，挂在杨度口头上的“救国”，实际上是在谋图自己的发展。杨度认为施展自己“帝王之学”政治抱负的机会已经来到，于是便成为君王立宪制的狂热鼓吹者和执行者。他把实现君宪救国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夺取了革命果实，妄想称帝，早已看清袁世凯有称帝野心的杨度则投其所好。
1915年4月，杨度向袁世凯呈献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君宪救国论》，袁阅后说：“姑密之，然所论列，灼见时弊，可寄湖北段芝贵精印数千册，以备参考。”还亲笔写了“旷代逸才”四字，由政事堂制成匾额颁给杨度。
《君宪救国论》分上、中、下三篇，开篇以对话形式阐述“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的观点。他称其为“救亡之策，富强之本”，而将民国以来的政局混乱，统统归结为共和的弊端。他认为人民的认知程度还不知道共和为何物？更不知法律、自由、平等是什么？贸然由专制直接进入共和，只能是富国无望、强国无望、立宪也无望。中篇着重提出了政治继承权的问题，认为只有君主立宪才能防止出现为争夺元首地位而发生内战。下篇是讲“假立宪，必成真革命”，详细列举了清朝假立宪导致灭亡的例子，指出必须真立宪，才能以正当安国，以诚实取信于民。他说：“政府所颁，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为宪政实行。”
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主观上确似在为中国人民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而非欺骗坑害中国人民。但是实际上是鼓吹复辟帝制，以人民为敌。为了使帝制运动转为公开的活动，杨度把自己的文章、袁世凯的题字赐匾和他的谢折在报上公布出来，于是，帝制运动进入公开活动。
帝制运动公开后，舆论界大为关注。投机分子看出了袁世凯背后的真实目的，于是秘密上书请求复辟帝制。袁世凯授意杨度网罗一些社会名流，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以表达“民意”。但他本又不想让杨度作为这个团体的领导者，而是作为幕后策划者。因为袁世凯很清楚，他和杨度的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让杨度出面，那这个机构的真实面目就会一目了然。而杨度有自己的考虑，因为有前几次未能入阁的失败经验，只是为别人做嫁衣，因此，他觉得这次应由自己亲自出场。
1915年8月14日，杨度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及严复，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8月23日，由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公开发表。同一天，杨度在自己石驸马大街住宅的门口便挂上“筹安会”的招牌，“筹安会” 正式宣布成立。该会同时宣布推举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刘、李、胡4人为理事。第二天，又发出通电，请各区将军、巡按使、商会、教育会、各种联合会以及华侨团体选派代表来京“加入讨论”。“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对此表示满意，并拨给经费二十万两。
按照“筹安会”的章程和宣言，“筹安会”的宗旨是：“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合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事实之利害为讨论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按照他们的程序，各省派定代表来京讨论研究需要很长时间，在进入帝制的决定和实际行动，需要更多时间。袁世凯称帝心切，对“筹安会”的这种做法表示不满，认为是书呆子的做法，咬文嚼字，难有成效。在此情形之下，杨度决定放弃原来既定的步骤，不再研究讨论，一并寄去表决票，请代表在票上填写“君宪”或“共和”二字，作为正式表决意见。由于这些代表都是封建的遗老遗少，因此，最后的投票结果是一致赞成“君主立宪”政体。
“筹安会”根据这个结果，于1915年8月29日发出第二次宣言。根据部署，还准备策动各省的代表向代行立法院职责的参政院请愿变更国体。因为参政院定于9月1日开会，几天之内，各省的代表无法赶到北京，为了争取时间演戏，杨度就凑集各省在京地公民，组织一个“旅京公民团”，由“筹安会”搞好一个统一的请愿书，各省在京公民分别签名，分别向参政院请愿。9月1日参政院开会时，便有湖南、江苏、广西、云南、甘肃等省区的公民请愿代表团出现，呈递请愿书，要求恢复帝制。
“筹安会”六人中有四人曾是革命党人。孙毓筠和杨度关系密切，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曾潜入南京从事革命活动，被捕下狱，杨度驰书两江总督端方营救过他。辛亥革命后，孙毓筠出任过安徽都督，也是个风云人物。胡瑛与宋教仁是少年朋友，16岁就参加华兴会，萍醴浏起义失败后被捕下狱，在狱中还指挥革命，豪气冲天，是个传奇式人物。武昌起义后他一出狱就自立为武昌军政府外交部长，后来还在烟台当山东都督；李燮和参加过华兴会、同盟会、光复会，是后期光复会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上海组织光复军，对上海独立贡献很大，孙中山任命他为光复军北伐总司令。刘师培是著名学者，精研汉学，参加过同盟会，编过《民报》，鼓吹无政府主义，也出卖过革命党人。严复学贯中西，以翻译《天演论》等西方著作而闻名于世，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与袁世凯的大儿子袁克定交情很厚，事后他说自己列名发起人，事先并不知道。只是杨度和他纵论时政时，他曾表达过自己的见解。
在杨度等人精心策划下，袁世凯在“三推三让”之后，于1915年12月12日正式发布接受帝位申令，12月13日，接受朝贺，封官加爵，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在这场演出中，杨度最关心的莫过于自己“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当他看到申决国体总投票中清一色赞成“君主立宪”国体后，又似乎看到了“君宪”的未来，又与孙毓筠替参政院撰写了第二篇推戴书，为袁世凯歌功颂德，洗刷他“背叛清朝，背叛民国”的两大罪状。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立刻激起全国浩荡如潮的反对声。杨度的昔日好友当中，先是梁启超发表反对帝制的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支笔抵得上三千毛瑟枪；接着蔡锷潜逃出京，回到云南老巢便宣布该省独立，拉起军队讨伐袁世凯，其后各省纷纷宣称脱离袁氏的统治。1916年6月6日，气愤成疾的袁世凯死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仅维持了83天，袁世凯临死留给人间的最后一句话是“杨度误我”。袁世凯死后，杨度即被继任总统黎元洪判为帝制祸首，通缉捉拿严惩，有人建议开除他的国籍，甚至提出“干脆杀了他”，他不得不先后在有洋人租界的天津与青岛避难。当时天津《广智报》发表了一幅讽刺洪宪帝制的漫画——《走狗图》。正中是袁世凯的漫画像，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是四条狗，画的是为改变国体、恢复帝制作吹鼓手的“筹安会”中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严复。可见，当时的民众对杨度等倒行逆施的人意见有多大。
遭受通缉 生活潦倒
杨度的君主立宪再次遭受失败，但杨度并没有气馁。1916年5月1日，杨度接受《京津太晤士报》记者采访，不但丝毫没有畏罪表现，相反却“态度安闲，词义坚决”，侃侃而谈：“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然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候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受审判。”可见，杨度的君宪救国信仰是何等坚定。袁世凯死后，杨度写了一副对联评价袁世凯：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明公误君宪”很清楚地表明，杨度认为是袁世凯误了君主立宪制，而不承认是他害了袁世凯。袁世凯死后，6月9日，封建余孽张勋在徐州召开七省军阀代表会议，表示不赞同政府惩办祸首的措施，认为“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是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非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张勋发出这一声明后，杨度很快做出了回应，表示张勋说的在理。为拉拢与杨度的关系，张勋曾去函安慰，并邀他到徐州去做客。杨度也了解到在帝制主张的问题上，张勋与自己有很多相同之处，因此，对张勋感激万分。
张勋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时，特邀杨度参加。但是因为当时政府对杨度的通缉还没解除，怕沿途安全有问题。同时，由于有前几次失败的教训，杨度对张勋内心还是有些担心，所以只派了代表参加徐州会议，自己坐在天津，静观其变。6月7日，张勋带领辫子军，以调处国是为名，由徐州北上，与总统黎元洪见面后提出解决时局办法的五条意见，其中包括“赦免政治旧犯”。黎元洪在张勋的胁迫之下，不得不明令赦免帝制罪犯，杨度从此获得了自由，可以自由往来于京、津各地。在得知张勋并不是真正实行君宪，而是借复辟之机企图自己掌握政权后，杨度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于7月3日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表明了自己与张勋决裂。
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杨度在君宪救国的主张遭到“三败”之后，自称“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离开复杂政治舞台的杨度感到极端苦闷。在生活方面，过去各方势力，为了巴结他，给他提供大量的金钱，供他挥霍。一经垮台，这一类的来源都没有了。杨度原来是华昌炼锑公司的大股东，欧战中锑价暴涨，他所得的红利很多，是他的重要财源。欧战结束，锑价大跌，同时公司负责人李国钦将公司资金和物资盗窃一空，华昌宣告破产，这一重要财源也没有了。因此，他在天津的生活捉襟见肘，难以维持。他只好将母亲李氏、妻子黄仲瀛送回长沙寄居华昌公司，次妻送回苏州原籍，自己则在京、津、沪、汉等地过着流浪挂单的生活。
1918年，杨度在北京度过自己四十二岁生日。当时在曹锟部下当机要秘书的好友夏寿田，向曹锟讲述了杨度潦倒生活，希望能接济接济，曹锟送了两千大洋给杨度。杨在孤愤之余，写了一副寿联：“开天辟地，先盘古十日而生；东奔西逃，享民国七年之福。”述说了自己的自命不凡和牢骚满腹。找不到出路的杨度，便开始潜心研究佛学，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些带有佛教色彩的名字，如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等，还写成了一部篇幅很长的研究佛理的书——《虎禅师论佛杂文》。严酷的事实粉碎了杨度多年的君主立宪的梦。杨度开始认识到，现实的政治环境使得君主立宪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另辟蹊径。
结交孙文 求同存异
杨度在日本留学时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日益腐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中国很多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志士也在日本留学。如梁启超、黄兴、宋教仁、胡汉民、蔡锷、陈兴华、孙中山等。他们出版进步报刊，宣传革命救国思想，如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杨度和黄兴主持的《游学译编》、《中国新报》，以及《国民报》、《浙江潮》等；此外，还有一批以通俗语言写成的小册子，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宋教仁的《灭汉种策》，秦力山的《革命箴言》等。这些青年都感到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息息相关，但是由于个人留学的主观愿望不同和受各种政治力量的影响，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政治态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分歧。这些人大概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鼓吹保存清室传统，实行变法维新，君主立宪；一派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他们的组织是华兴会、兴中会以及1905年合并建立的同盟会，主张民族民主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这两个派别都在日本开展了激烈的活动。
保皇党的《新民丛报》和同盟会的《民报》都先后在日本创刊。两派虽有共同的敌人，但仍不乏论战，以争夺未来中国政治的道统。杨度并没有介于狭隘的派别之争。尽管这些爱国青年政治观点差别大，但他们在两方面的态度是相同或相近的。一是无论主张何种政治体制的人，都认为必须保障民权，开启民智，包括被革命党人讥讽的康有为也不例外——没有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哪有一个地区居民的集体荣耀？又哪有一个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因此，爱国首先要“爱人”。二是他们不盲目排外，而是一种“师夷长技”的态度。只是对“夷之长技”的理解有差异，有些人认为对西方及日本的科技、制度、文化应全面师法，有人则认为学习外国的船坚炮利即可，但没人认为闭关锁国能自强。
1905年，孙中山先生从南洋到了日本，着手改组兴中会为同盟会，并准备扩大革命队伍，吸收一批新会员，经常和陈兴华等留日学生在横滨家中探讨如何救国救民，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实行民主革命救国。因为当时孙中山先生觉得杨度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活动分子，所以就主动去东京杨度住的饭田町寓所，一起讨论救国之道。但两人的救国主张不同。孙中山先生主张用以武装革命手段来推翻君主制，实行民主制度。
杨度到日本留学时，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刚刚结束，他看到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通过君主立宪便成为世界列强之一，就认为与日本国情非常相似的中国完全可以仿效日本，将君主专政变革为君主立宪。这样既可避免流血，又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孙中山先生非常赏识杨度的才识，邀请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杨度断然拒绝。并称“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其在后日，勿相妨也。”在日本期间，杨度结识了湖南同乡黄兴，觉得他的政治见解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非常吻合，就慷慨地将他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使兴中会和华兴会合并改组为同盟会，后来，黄兴成了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得力助手。
1919年，杨度在北京亲历了“五四运动”，受到极大震动，看到了新曙光。1923年春，在孙中山着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时，杨度特意拜访孙中山，真心表示赞成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杨度认为要救中国，非实行革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不可，表示自己过去搞君主立宪救国不适合中国形势的要求，现在愿意实践永乐园的约定，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要求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参加革命工作。
孙中山对杨度的转变表示赞赏，欢迎他参加国民党从事革命工作，并为此特别电告党内干部：“此番倾心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说明孙中山是表示愿意接纳杨度为国民党党员的。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正处于改组阶段，着手整顿清除一些毫无革命热情的投机官僚、政客出党。杨度作为“帝制祸首”给国人的余悸未消，如不对过去的错误作公开忏悔，难免对国民党产生不好的影响，因此孙中山在欢迎杨度加入国民党的同时，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要求杨度对“筹安会”的事情做一个公开的忏悔。杨度一向是从善而不能迁善，知过而难于改过的人，再加上一股书生气的执拗，使他很少有过“低头”的表示，要他作出公开的忏悔更是不可能的。这件事让他碰了一个钉子，弄得他很不痛快，终究未能加入国民党。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逼迫总统孙中山下台，在李大钊和孙中山的授意下，杨度去保定，通过夏寿田游说曹锟不派吴佩孚率部支援陈炯明，达到了支持孙中山从容平息陈炯明叛变的目的，帮助孙中山度过政治危机。孙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杨度深为痛，呈送上一副挽联：
英雄作事无他，只坚忍心，能全世界能全我；
自古成功有几，正疮痍目，半哭苍生半哭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