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9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样赞美宋庆龄：“她是我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温柔、最高雅的女性。”而美国著名作家和记者海伦·斯诺则这样赞美宋庆龄：“我认为，当时在上海，只有一个光辉灿烂、无与伦比的人物，她就是勇敢、美丽而又孤独的孙中山博士的遗孀。”连新西兰记者贝特兰都透露：“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卧室里有两张女人的照片，一张是他已故的妻子，另一张就是宋庆龄女士。”
050
《京津泰晤士报》、美国《联合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这样评价宋美龄：“她又勇敢又漂亮。在我眼里，宋庆龄就是中国，中国就是宋庆龄。她很讲究，很爱干净，她是个上海小姐，却是革命的。”
051
1928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报道：“1913年，冯（玉祥）少校在美以美会的亚斯理堂参加穆德的布道会后，报名参加了教会查经班。此后，他又让自己的500名手下全部加入了基督教。1915年，他成为少将，在四川省主持了一次祈雨仪式，背诵《圣经》中以利亚先知为加尔默罗山祈雨而做的祈祷。冯将军信奉上帝后采取的进一步行动，当他被任命为一个省的统治者后，数年之间他严格按照《圣经》的要求做人，正义凛然地反对吸烟、酗酒、鸦片和****。与此同时，他开始学习写作，还自己编写军歌，题为《士兵之精神》。”
052
1928年7月2日，美国《时代周刊》在讲述冯玉祥的“优点”的同时，还以《叛徒的过去》这样一个小标题，讲述了冯玉祥叛变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种种议论：“所有这些，都是过去的故事。中国新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张作霖去世、张学良主政东北之时掀开了。各方自然对拥有重兵的冯玉祥有了新的观察和新的期待。只是，期待的同时，人们根据他以往的举动而怀疑他的真诚，甚至有人认为他还会改变支持******的立场。上周，这位最强者似乎高兴地去掉了自己身上背着的‘叛徒’这一烙印。相关报道称，他完全与新政权融为一体了。并称，他很有可能与国民党的总司令******短期访问北京，一同参加那里的庆典活动，庆祝整个中国在民族主义口号下得到了统一。”
053
1931年6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以《新元首》为题报道了******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消息中这样写道：“上周，******元帅再次当选中国主席，此次不是由中国人民选举，他们没有参与投票，而是由在南京的国民党第五次大会选举产生。从上周的情况看，蒋主席还未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从南京进军至内地消灭共产党的军队。蒋的政府承认，共产党的军队最近‘在福建、湖南、江西省的一系列战斗中，消灭了2万政府军’。蒋许诺将派遣20万军队清剿红军。”
054
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队北上讨蒋，宁粤之战爆发。就在此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美国《时代周刊》随即以《中国联合？》为题报道了中国的这一最新动向：“和过去每当遇到日本威胁时做出的反应一样，派别林立的政府们上周试图联合起来对外。就在今年春天，广州政府还在谩骂‘南京徒有其表’，而南京政府也不示弱，攻击广州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是布尔什维克赤色分子。他们之间的指责不是空穴来风，至少各有一半真实。但在上周，南京和广州双方有可能互派代表和解，并秘密签订一项协定。陈先生有可能出任计划成立的联合体的外交部长，他曾长期待在莫斯科，这就有可能使中国的政策带有更明显的左翼色彩。”
055
1931年9月28日，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提到了“中村事件”（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卫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文中这样表述：“显而易见，中日之间存在已久的世仇，造成了日益贫困却渴望和平的人民对日益发展成功的军事化邻居的厌恶。这一仇恨在中国发现满洲逐步被蚕食后愈发加深。在中国，到处都是挥着军刀的日本军。一年多来，东三省也一直出现反日浪潮。上个月，日本陆军的中村大尉离开沈阳，前往勘察绘制满洲内地的地图。他带有经中方当局签发的许可证明，但对于不识字的中国士兵来说，就是废纸一张，没有任何意义。中村大尉就这样被作为间谍逮捕并处决。”
056
1931年10月5日，美国《时代周刊》以《部长被打》为标题，报道了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表现：“中国代表团在上周日内瓦举行的国联理事会上完全无所作为。事实很明显，是日本在为所欲为，军队和飞机攻占满洲地区，中国军队和人民死伤无数。流血无疑就是战争。对一批批爱国的青年学生来说，因自己的祖国受到打击而怒火燃烧。在北平、上海、南京街头，学生们高呼：‘打仗！打仗！’中国外交软弱而无所作为，指望国联出面干预终成了泡影。中国民众尤其是从上海来到南京的大学生们愤怒了！他们火气冲冲地冲向外交部，首当其冲声讨的是那位‘该死’的外交部长——王正廷。”
057
1931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攘外必先安内’是******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因为‘九·一八’事变来临而改变。1931年11月30日，******在一次重大的国民会议上称：‘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因此，尽管******在口头上一再声称要全力抗日，但很大程度上却是在做一种姿态。蒋心里清楚，中国的军队和武器与日本相比悬殊很大。1931年，在他看来，中日交战，中国胜算不大。然而3000名学生在南京聚会，他们大多都是热血青年，也很穷，他们发誓在那里请愿，甚至是绝食，直到政府采取具体行动来维护‘中国的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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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临近广东的福建省宣布已经‘独立’。上周，福建大胆的造反者宣称，他们才是真正代表中国的政府，而非南京。他们制造广泛的社会舆论，猛烈抨击蒋委员长以及他统治的政府，并宣布他们的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指挥，蔡廷锴将军是著名的十九路军的司令，曾率军队殊死保卫上海。更为严峻的是，新的福建政府拥有‘智囊人物’——陈友仁，他可是南方中国人的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先后任广州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正是他的出现使得南京政府的统治面临严重的危机，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匆离开军事会议，紧急调遣精锐部队，亲自戎装上阵对付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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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这样描述陈友仁：“陈友仁是新一波反蒋运动的重要领袖，两眼炯炯有神、沉默寡言而坚强的陈，与列宁颇有几分相似。他出生于英属特罗尼达，曾经在伦敦酒吧打工，据他的许多中国敌人说，他不会说也不会写中文。在中国，大多数政治家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所以陈先生也就很少磕磕绊绊地讲中文了。他暴躁的脾气是出了名的，自从被任命为孙逸仙博士的原广州政府法律顾问之后，这一性格使他更具影响力。去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先生发生争执，此后，愤怒至极的他暴跳如雷，猛烈抨击委员长是‘中世纪思想’、‘政治骗子’、‘向日本出卖中国’、‘没有灵魂的、将毁掉国民党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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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1934年，美国的亚洲学专家约翰·杜勒斯来中国访问，他倒是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表示赞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想。我记得大约在这个时候，约翰·杜勒斯抵达了北平。他正以某个美国传教协会理事会的名义在整个亚洲旅行。之前，在美国大使馆的一次宴会上我曾遇到过他，他坚定地认为，以中国现在的处境，让国民党在解决****问题之前抵抗日本侵略，那肯定是荒谬的，更是不现实的。只有将****这个后患解决了，他们才能腾出手来全力以赴对抗日本。杜勒斯的观点和******那时的看法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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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中这样描写******：“一个曾在欧洲学习、精通医道的红军医生，在给他做全面体格检查，我正好在他的屋子里，结果宣布他身体非常健康。他从来没患过肺病或任何其他‘不治之症’，并不是像那些想入非非的旅行家们所谣传的那样。尽管他经常烟不离手，满屋子都飘着烟味，但他的肺部是完全健康的。在那段艰苦的长征岁月里，******和李德(另一个烟瘾很重的人)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叶子，要寻出一种能代替烟叶的植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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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答应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海伦·斯诺是张学良那时候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想通过海伦的丈夫埃德加·斯诺在《每日先驱报》发表言论，暗示******，当下的形势必须得“遵从民意”一致抗日，否则“亿万人民永远不会允许”，国民政府也就“无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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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这样描述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在京西饭店爆发的事件令我毫无准备，尽管我和红军之前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始我还以为是******的蓝衣社特务在西安发动了暴动。我隐隐感到要有重大的事情发生，那天夜里，我彻夜未眠，穿着整齐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窗外远远就听到了连射的机枪和单发的步枪声。西京饭店里居住着******的大批高级官员，自然成了华清池之外的另一中心。当我从走廊里听到嘈杂的叫声和激动的呼声时，我的心脏紧张得几乎要蹦出来了；紧接着又听到有人使劲踹门和玻璃在地板上砸碎的声响；人们慌乱地走来走去的脚步声、叫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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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贝特兰报道：“这一天正是北洋大军阀段祺瑞出殡的日子。然而西安事变却让这里一片混乱。身着皮上衣的特警手握枪支，在狭窄的小巷和胡同里毒打学生，他们只是拳脚相加，并没有开枪。五千左右游行示威者因此得以举着横幅标语集结在一起，高呼口号：‘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共御外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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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记者阿班就西安事变的发展做了跟踪报道，并在他的回忆录《民国采访战》中这样记述：“接下的两周呈现出好势头，可谓是好戏连连，最终结果皆大欢喜，******终于得到了最好的结局，对中国，这也是幸事。宋子文与端纳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飞抵西安。蒋夫人这时也表现出了非比寻常的英雄气概，飞抵西安，参加一次次重要的谈判。最终，不仅总司令毫发未损，获无条件释放，而且由事件的主角张学良亲自陪同，凯旋般飞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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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5日，美商《大陆报》为了支持主和派的和平努力，制止主战派的武力讨伐，在社论中向中国各界大声疾呼：“唯有统一中国，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的胜利，唯有于统一中求得出路……俾此项变乱，于最短时间内，达成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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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召见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向她阐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1936年12月19日，张学良致电《泰晤士报》记者弗拉塞，为自己的正义行动进行辩解，声明虽说红军与他们的政治见解有分歧，但在国难面前都是中国人，至少不会像日本人一样残害同胞，危害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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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在西安事变期间，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西安的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军政官员的采访，及时详尽地用英文向国外广播了西北军杨虎城、东北军张学良两将军扣押******、逼蒋抗日的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全世界，澄清了“******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言，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表示：“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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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发生后，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受斯诺夫妇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和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公开表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各位国际友人，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发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和将士一致的要求，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绝不是因为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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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谴责张学良，赞美******，甚至还捏造一个消息来证明，西安事变是前中国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共同炮制的。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在接受西安的《解放日报》和民众刊物《学生呼声》记者采访时对此这样评论：“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这两大报攻击此次西北运动即西安事变，是一种不幸。这只能说明，苏联的民众没有获得此次西北运动正确的新闻。他们相信了南京的宣传。但是，苏联的人民是诚心诚意地希望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能取得全面的胜利。”
071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时，南京国民政府切断了西安方面的通讯和交通，南京、上海等地的民众对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形难以知晓。南京和上海谣言四起，众说纷纭。一家外国电台竟然爆出消息：“张学良已告知电台，他如何把******杀死，以及杀死他的理由。”于是美国《时代周刊》报道：“东亚今后的命运将掌握在蒋夫人和她哥哥宋子文以及她姐夫孔祥熙博士他们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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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拿出苏联的《消息报》说：“一直以来，我是希望能与苏联取得联系，盼望苏联支持我们的抗日。我通过李杜，通过新疆，都试图竭力沟通。这个问题，你我4月在肤旋会谈时也曾商讨过。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莫斯科电台却连日来大骂我是亲日派，斥责我们的抗日行动是搞‘暴乱’，搞‘投机’，搞‘分裂’，比任何电台都骂得难听，如此态度，是我万万没有预料到的，弄得我和杨主任进退失据，啼笑皆非，感到压力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