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划来划去，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危卵，朝不保夕，却不可理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据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并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一言以蔽之：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别的新的生命。明末那种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前面说到明代精神的两面性。的确，以理学、八股为特征，明代思想状态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面，就像遗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贞节牌坊所演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明代精神的另一面——怀疑、苦闷与叛逆，谈得却很不够；对于明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性以至战斗性，谈得就更不够。
很显然，历朝历代，明代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应该说是最强的。从方孝孺到海瑞，这种类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见到。如果说明中期以前多是作为个人气节表现出来，那么从万历末期起，就越来越显著地演进到群体的精神认同。著名的“三大案”，看似宫廷事件，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以此为导火索，知识分子集团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从而触发党争和党祸。从天启年间奄党排倾、锢杀东林，到崇祯定逆案，再到弘光时马、阮当道——确言之，从1615年“梃击案”发，到1645年弘光覆灭——整整五十年，明季历史均为党争所主导。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集团不光表现出政治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倖臣等）。
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迹象。虽然党锢、党争在汉宋两代也曾发生，但此番却不可同日而语。明末党争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也越过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它是以知识分子批判性、独立性为内涵，在君主专制受质疑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重新切割社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曰不然，试看：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这是黄宗羲《原君》中的一句，还说：
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如果我们意识到阐述了这一认识的人，正是在天启党祸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天启六年死于狱中），或许能够从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脉络。
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使君权、教权之外出现第三等级，最后导致民主共和。我们无意将明末的情形与之生搬硬套，却也不必因而否认，黄宗羲在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君权的批判，而且是从社会权利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义和高度提出的。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明末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如此“西方”的语词）萌芽，但我们依然认定，这种思想连同它的表述，在帝制以来的中国具有革命性。
末世，未必不是历史旧循环系统的终结，未必不是已到突破瓶颈的关口。尽管我们明知，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近乎于谵妄，但关于明末，我们还是会禁不住诱惑，去设想它可能蕴藏的趋势。这种诱惑，来自那个时代独特而强烈的气息，来自其思想、道德、社会、经济上诸多异样的迹象，来自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与判断，最后，显然也从中西历史比较那里接受了暗示……总之，我们靠嗅觉和推测就明末中国展开某种想象，私下里，我们普遍感到这样的想象理由充足，唯一的问题是无法将其作为事实来谈论。
也罢，我们就不谈事实，只谈假设。
人们不止一次在历史中发现：事实并不总是正确的，有些事实并非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是出于某种意外。一个意外的、不符合期待的、甚至无从预见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扰乱了历史的进程，一下子使它脱离原来的轨道。这种经历，我们现代人遇到过，17世纪中叶的汉民族似乎也遇到了。
那就是满清对中原的统治
我曾一再思索这意味着什么。尽管今天我们会努力说服自己用当代的“历史视野”消化其中的民族冲突意味，但当时现实毕竟是，汉服衣冠被“异族”所褫夺。这当中，有两个后果无可回避：第一，外族统治势必对中国的矛盾关系、问题系列（或顺序）造成改写；第二，新统治者在文明状态上的客观落差，势必延缓、拖累、打断中国原有的文明步伐。
有关第一种后果，看看清初怎样用文字狱窒息汉人精神，用禁毁、改窜的办法消灭异己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满清统治者来说，此乃题中之义、有益无害，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不这么做没法压服反抗、巩固统治。但对中国文明进程来说却只有害处，是大斫伤，也是飞来之祸、本不必有的一劫。
至于第二种后果，历来有不少论者，对满清诚恳学习、积极融入汉文化大加赞赏，固然，比之另一个“异族”统治者蒙元，满清的表现正面得多。不过理应指出，在他们这是进步、是提高，中国文明却并无进步、提高可言——实质是，为适应一个较为落后现在却操持了统治大权的民族，中国放缓了自己的文明脚步。满清以汉为师，结果立足近三百年。它们之间，高下分明。然而两者有一点相同，即均无裨益于中原文明。自其较“好”者满清来看，入主中原后，一切制度照搬明代，实因自身在文化上太过粗陋、没有创新能力，只能亦步亦趋地仿造与抄袭。
照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酿出某种解答。满清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盖。
这是一个已经身在21世纪的中国人，于读史时的所思。毋庸讳言，它带着很大的猜想性。但这猜想，究竟不是凭空从笔者脑中而来，而是对扑鼻的历史气息的品咂与感应。读计六奇《北略》《南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录》、王夫之《永历实录》、谈迁《国榷》……心头每每盘旋一个问题：这些人，思想上均非对君主愚忠、死忠之辈，不同程度上，还是怀疑者、批判者，却无一例外在明清之际坚定选择成为“明遗民”。他们有人殊死抵抗（黄宗羲），有人追随最后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王夫之），有人远遁入海、死于荒渺（夏允彝），有人锥心刺骨、终生走不出“甲申”记忆（计六奇）……民族隔阂无疑是原因之一，但这绝不会是唯一原因，而且从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几位十七世纪东方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释，应是他们内心十分清楚，这一事态意味着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将大幅后退。他们拼死保护、难以割舍的，与其说是独夫民贼，不如说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延续性。
“明遗民”是大现象、大题目，人物、情节甚丰，而且其中每可见慷慨英雄气，绝非人们从字眼上所想的抱残守缺、冥顽不灵一类气质。何时得暇，笔者颇有意以“明遗民”为题展开著述。就眼下而言，我们着重指出明末这段历史的幽晦与复杂、人性的彷徨与背反，包括社会心理或个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虬结缠绕，并非一部“阶级斗争史”可以囊括。
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从20世纪开始。之前，既缺少一种超越的视野（对传统的摆脱与疏离），也缺少文化上的参照系（不知有世界，以为中华即天下），还缺少相应的理念和工具（对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颇精要）。以中国历史之长，这一工作又开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与紧迫可想而知。
像明末这段历史，对观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说自足、封闭状态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可谓不可多得的剖截面，但迄今获取的认识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相比，却单薄得可怜。它先在20世纪初排满运动中、后在抗日时期，以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触景生情，两次引起学界注意，柳亚子、朱希祖、孟森、顾颉刚、谢国桢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亲自致力于材料、研究，创于筚路蓝缕，有了很好的开端。50年代起，思想归于一尊，同时还有各种“政策”的约束，对明末历史的探问颇感不便与艰难，渐趋平庸。举个例子，钱海岳先生穷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亚子、朱希祖、顾颉刚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万字巨著《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静置箧中，直到新世纪的2006年（作者已过世38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样的著作，本来不无价值，但它们的矗立，却是作为一种警示性标志，起到排斥对于历史不同兴趣的作用。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使它保持通畅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对现实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于眼前的认识。每个民族都需要细细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越透彻就越聪明，以使现实和未来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