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汉奸问题
王开林
在中国现代作家群中，周作人无疑是公认的散文大师，他以欠激烈的笔调写作欠激烈的文章，辅之以超常的学养和清雅的趣味，往往给人以恬淡高明的感觉。他提倡“人的文学”，乐意为妇女和儿童说话，同情因和平请愿而不幸死难的学生。至于水乡的乌篷船、江南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希腊的哲人、苍蝇的传说和平安的接吻，他都能涉笔成趣，触手成春。
身为作家，他思想深刻。身为学者，他腹笥丰赡。僻居于北平八道湾十一号宅院里，在乱世久不消停的苦雨时节闲饮苦茶，做个万人如海一身藏的隐士，自由自在地读书会友，这是周作人向往的理想境界。然而，苛刻的时代不容许他善始善终。好端端的隐士一不小心弄了个“汉奸”标签贴在额头上，由身安名泰到身败名裂，被人唾其面而批其颊，于周作人而言，这真是生生世世无法洗刷的奇耻大辱，一往而不复的蜕变过程比他熟稔的任何一幕古希腊悲剧更加不折不扣。审决者主张疑罪从有，向来就不喜欢留下商量的余地，他们只管猛拍几记惊堂木，抛出一个不容申辩的考题：“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八个字原本是专为汪精卫这等好身段好功架的角色量身定制的，用于周作人是否同样合乎卯榫？汪精卫素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炎炎大话自欺欺世，周作人也曾有维护北方教育舍我其谁的法庭辩解，表面看去，他们似乎是气味相投的同路人，但彼此合作时并未言欢，“蜜月期”短之又短。不少黉门学者和职业评论家喜欢枕着“公论”呼呼酣睡，这个懒他们可真是偷定了，而且偷得心安理得。
近年来，铁案不铁、掘开史墓启棺重论的事情屡有发生，此案的疑点也逐渐水落石出，新旧史料值得有心人去仔细研寻和甄别。“文化汉奸”这个定性对周作人算不算过于严厉？竟弄成仁者见“智”、智者见“仁”的别扭局面，趋于公允的结论恐怕永难从官方的判断和民间的认识里轻松娩出。
一、“作人极冷”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温源宁执教北大西语系，与北平名流旦夕过从，多有交往，他的英文短传结集《不够知己》颇能活画出众位传主的样貌、行为和性格。《周作人先生》就不乏得体传神的描绘：“周先生总是温文尔雅，静若处子，说话有如窃窃私语，走路几乎像老太太；然而，他有那么一种超脱之态，（是不够亲切呢，还是暗中藐视呢，很难说。）人们在他面前，便难以无拘无束，他冷眼旁观，也许不免窃笑。他清谈对客，文质彬彬，正是这种文质彬彬，叫人无法对他亲亲热热。他呵呵一笑（或者不如说，他微笑得出了声）的时候，他那形如枪弹的头一上一下地摆动起来，这就是表示着，你可以跟他亲近，却不要太随随便便。当然，谁也不能对他毫不客气。刚跟他会面的时候，大家总是尊敬他，这尊敬，若是来自敌手，就会转为害怕，若是来自朋友，就会转为亲近，亲近得如兄如弟，互有好感，不过绝不会到热诚相与的地步。……他大有铁似的毅力。他那紧闭的嘴唇，加上浓密的胡子，便是坚决之貌。他洁身自好，任何纠葛，他都不愿插足，然而，一旦插足，那个拦阻他的人就倒霉了！他打击敌手，又快又稳，再加上又准又狠，打一下就满够了。”最绝的是，温源宁联想到周作人做过海军学院的学员，因此认定“周先生确实像一只装甲军舰，因为他有钢铁的风姿”。但不同的人对周作人的印象会有不小的出入，在谢兴尧看来，周作人“一切举动斯文有礼，说话嚅嚅，如妇人女子，柔巽有余，刚毅不足”。依据周作人长期惧内的表现来推断，温源宁称之为“装甲军舰”，恐怕不够精准，夸张的成分偏大了些。
周作人的朋友和弟子的回忆文章中指出，周作人讲一口乡味很足的绍兴官话，声音细弱，勉力去听也难听清楚，讲课时他几乎不与学生对视。最传神的描写源于某促狭鬼笔下，将他编派为英国诗魔拜伦笔下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皆有交情，他的《记周氏兄弟》率先提出了“热”和“冷”的鲜明对比，半点不含糊：“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有天才，而冷不如热。……冷热以感情言也。两人都是绍兴师爷，都是深懂世故。鲁迅太深世故了，所以为领袖欲所害。作人太冷，所以甘当汉奸。”张中行在《再谈苦雨斋》一文中对周氏兄弟的评价也沿用了林氏“热”和“冷”的尺度：“关于世道，兄是用热眼看，因而很快转为义愤；弟是用冷眼看，因而不免有不过尔尔甚至易地皆然的泄气感，想热而热不起来。”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王士菁回忆，周作人从容淡定，乃是秉性如此，即使他遇到激动人心、触及灵魂的大题目，“仍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他谈到掩护李大钊的子女、保护李大钊的文稿，如话家常，“好像在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他被问及“落水”的经过，“也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
书法家佟韦的回忆可为佐证，周作人谈及那段出任伪职的不堪经历，既无自责，也无忏悔，只是用平淡的语气说“那也是不得已的事”，或“我和一些老朋友，也需要生活”。其意不在为自己开脱罪责，而是很冷淡地看待过往的烟云。晚年，他孤寒如僧侣，习惯过一种枯寂的生活，一方面是时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
周氏兄弟性格的形成与周家的一场大变故密不可分。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了给翌岁慈禧太后六旬万寿预热，全国举行癸巳恩科乡试，周氏兄弟的祖父周福清受绍兴几位乡绅之托，向浙江副主考周锡恩贿买关节，因仆人粗心大意，将信件和银票误投到正主考殷如璋的船上而东窗事发。依照大清律例，科场舞弊属于重罪之列。尽管万寿年刑部循例特赦死囚，各地不兴大狱，周福清还是被判为“斩监候”，即死缓徒刑。周家为了捞救一家之主的性命，只得倾尽囊橐，花费大笔银钱上下打点，四处求人，遂至于家道中落，周氏兄弟的父亲周用吉忧病交煎，不久就撒手宾西了。遭此悲惨家变，周氏兄弟过了一段寄人篱下、横遭白眼的生活，因此身心大受刺激，造成了鲁迅偏激负气、周作人孤傲冷峭的性格。
周氏兄弟的才华和成就与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有得一拼，苏氏兄弟的性格也是大的偏热小的偏冷。若论手足情深，急难相扶，二周与二苏比较，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周氏兄弟因琐屑家事而反目，历来挺兄者多，挺弟者少。周作人有季常惧内之疾，夫人羽太信子将父母弟妹悉数接到北平，东洋妻党在八道湾十一号作威作福，势焰熏天。鲁迅“涓滴归公”，被盘剥一空而遭到驱除（鲁迅一度以晏之敖为笔名，即用拆字法暗示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放逐），固然是题中应有之义，周作人也并不好过，他饱受东洋小舅子羽太重九的欺压。羽太信子一犯晕厥症，周作人就乖乖地屈服，他曾经说：“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这句话后面也许有什么不可公告的潜台词，令人煞费猜疑，千家驹即曾捕风捉影，撰文推断鲁迅对羽太信子充满性幻想，是因为他们有过隐婚关系，此说太过离谱，有点像是天方夜谭。后来，周作人晚节不终，落水投敌，也有人顺手取材，毫不费力地指出：从家变即可看清眉目，东洋妻党尚且可以轻轻松松地制服周作人，使之兄弟失和，萁豆相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诱使他背叛父母之邦，他又怎能抖擞余勇抗拒得了？这个结论未免失之草率和简单。
1933年，鲁迅赋诗《题三义塔》，其中有句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周作人对政治兴趣不浓，但他对从事政治的朋友尚能尽心，最典型的例子是他想方设法帮助过李大钊的遗属。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造成血腥恐怖的气氛，周作人不仅出面保存李大钊的遗稿，为李家代卖书籍，还收留李葆华（李大钊的长子）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并且与沈尹默合计经营，将李葆华（化名杨震）送往日本留学。1940年，周作人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次子李光华办妥通行证，使之顺利投奔延安。对于他的这些功德，李大钊的女婿贾芝曾撰写专文予以翔实地证明。
二、五十自寿惹烦恼
一个人有怎样的历史观就会有怎样的现实态度，这一点不会有太大的偏差。周作人的历史观如何？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短文《历史》管窥一斑，他认为“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自承“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相比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周作人采取的是退避三舍、自求多福的“上策”。他在1928年11月发表的《闭户读书论》即透露了此中消息。然而在人命危浅的乱世，又哪有象牙塔可供他安居其间？
七七事变前，日寇虎视鹰瞵，华北局势危如累卵。起初，日本人到北大来大谈特谈“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讥刺对方带着枪炮入我国境，只见武化，不见文化，这一回答十分机智，使对方瞠目结舌，无词以对。随着危机日益加深，他开始强调“第一句话不许说，第二句话说也无用”，虽然消极，尚知洁身自好，爱惜羽毛。其时，他不复有谈龙谈虎的兴致，文章也不再关注现实，而是专抄古书，越抄越冷僻。1934年初，周作人苦中作乐，吟成两首《五十自寿》诗：
（一）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此时，周作人正值人生巅峰期，俨然是北方文坛领袖，他身上“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周作人致俞平伯信中语），闲饮苦茶，其心则甘。《五十自寿》诗二首在林语堂主编的刊物《人间世》上发表后，南北名流（蔡元培、胡适、林语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和郑振铎）纷纷唱和。群公笔墨酣饱，意态闲适，与其时国难当头的危急局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因而招致一些左翼人士的狂攻痛剿。不用说，周作人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巴人“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有“充了儒家充释家，乌纱未脱穿袈裟。既然非驴更非马，画虎不成又画蛇”的严厉指责，廖沫沙也有“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和“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的愤怒抨击。“清流误国”的罪名已经呼之欲出。
周作人“五十自寿”以快惬始，而以烦恼终，给外界留下一种自取其辱、自贻伊戚的印象。此后，他的下坡路就走得有点像是泥丸落峻坂了，一发而不可收拾。
三、走与不走是个问题
1936年1月27日，平、津文化界名流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书”，先于政府公开表达了对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华北的愤慨，强烈呼吁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两方面改弦易辙。当时，在这篇救国宣言上署名的中国北方文化界人士多达一百零四位，兼具名望和血性的知识精英差不多悉数登场，这个集体亮相举世瞩目。然而鲁迅留意到，连他最不待见的钱玄同、顾颉刚都署了名，周作人的名字却遍寻不着。他生怕自己看漏了眼，又回过头反复检查，仍旧空无所获。因此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里颇有些着恼：遇到如此重大的题目，他怎能这么退后？
在古代，乱世寻地而隐，治世择木而栖，这本是文人的常态，不足讶怪，无可厚非。但在现代，人们对文坛领袖的要求和希望显然要高得多，他不该是隐士，而应该是勇士才对，他若避世隐居，自求多福，就必然招致口诛笔伐。
1934年，钱天起在《人间世》发表《隐士》一文，罔顾人间何世的事实，极力称赞周作人“隐于文采风流”，较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快惬自得不遑多让。鲁迅读罢此文，甚感不屑，随即撰写了一篇同题杂文，讥刺道：“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者。”周作人要做隐士，确实选错了时间和地点，他的种种做派，且不管外人如何评说，即使在其兄长的眼中也是可笑而不堪的。对于鲁迅的讥嘲，周作人针锋相对，撰《老人的胡闹》一文，讽刺鲁迅“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周作人将文敌拉到与自己平齐的水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策略并不高明。
1936年，周作人在《再谈油炸鬼》一文中有个明确的表态：“关于秦始皇、王莽、王安石的案，秦桧的案，我以为都该翻一下，稍微奠定思想自由的基础……这里边秦案恐怕最难办。盖如我的朋友（未得同意暂不举名）所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这段文字容易被人忽略，却是周作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与日伪政权合作的思想基础。他讲求“伦理之自然化”和“道义之事功化”，对此信念乐于言说，勇于践行，不怕人唾，不惧人骂。
七七事变后，北大举校南迁，留下来的教授只有周作人、马裕藻、孟森、冯祖荀四位。北大校长蒋梦麟示意周作人：“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此言正中周作人下怀，“家累重”、“老母寡嫂要奉养”也是现成的理由，他留在北平，就天经地义了。八道湾的宅院虽然苦雨，但有书可读，有茗可品，无论如何苦撑苦住，较之南渡的颠沛流离，仍要好得太多。
1938年8月4日，胡适远在英伦，仍惦记国内的朋友，他写信敦劝周作人南下，可谓爱人以德。胡适的信其实不是信，而是一首别致的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茶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可惜这真的只是胡适的一个梦。周作人以诗为答，婉谢了好友的厚意。他并未识得对方强调的“重与轻”，所谓“关门敲木鱼念经”的寂寞他耐不住，为家中老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只算借口，“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也更像是忽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