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事情是非常顺利的，但最美好的事物往往是格外要费些周折的。大约是从南山回来的第一个学期，我因事出了一趟远门，回来正准备再次去看望老师，就听到了一个噩耗：老师因为脑中风突发去世了！这是伙伴告诉我的，绝对没有错。望着伙伴的两道长泪，我紧张得一时说不出话，一会儿也哭了。
在没有老师的日子里，我们努力实践着他的教导，一方面在家里对长辈顺从，尽可能忍住不顶撞他们；再就是在文章里使用了很多方言土语。后者让学校的语文老师很不耐烦，但我们仍然坚持下来。
不久我们又听到了邻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位代课老师，这人也是一位作家，就急急赶了过去。原来这人只有二十多岁，父亲是本村的村头，留了分头，鼻子很尖。尽管看上去有点别扭，我们对他还是诚惶诚恐的。他十分傲慢，根本就不正眼看人，只把我们领到一间屋里。一进屋就吃了一惊：整整一面墙都用红笔描画出光芒四射的图案，而放射光芒的最中间是比巴掌还小的一个红方框，里面粘贴了一小块剪报。那当然是他发表的作品。
因为他极其严肃，我们都不敢开口。可是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始询问：家庭出身？年龄？所在学校？我们结结巴巴的，他就训斥起来……我和伙伴不知怎么就踉跄着出来了，头也不敢回一下。
这样一直到了半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们知道城里来了一位真正的作家。这人要为本地一个先进人物写文章，所以就要呆上一段时间。我和朋友最终还是设法敲开了他住处的门，恳切地表达了拜师的愿望。这人长得比住在大山里的第一位师傅差多了：矮个子，圆脸，花白的头发很长，多少有点像老太太的模样。他戴了一块表壳发黄的手表，我们以为是传说中的金表，极好奇又不敢多看。他非常慈祥。交谈中，他主要谈了文章中要多多描写景物，并且一定要与人物的心情配合起来，并举例说：文章中的人如果烦恼，就可以描写天上乌云翻滚；反之则是万里无云。
我们回来试了一下，觉得并不难做，而且收效显著。
正在我们为即将拥有一位新的文学师傅而庆幸的时候，巨大的打击来临了。那是第三次去找他的时候——老师已经结束本地写作回到了他的城市，我们就坐长途汽车奔去了。按照地址登上一座楼，惊喜地见到了师母。她说老师正在里屋休息，让我们过两个小时再来。我们按规定时间去时，却发现门上有一把大锁。我们先是在门口等，然后到街上转，回来看还是那把大锁。最后一次大锁没有了，敲门，门却再也没有打开。
为了能弄清原因，我们回到了本地小城，找到当时接待老师的一位干部。想不到他见了我们面孔一直板着，特别是看我的时候，目光里有十分厌恶的样子。这样呆了一会儿他总算说话了：“你们再不要去缠他了，那样身份的人能收你们做学生？家庭严重历史问题……”
我觉得头皮有一种悚悚的感觉，什么话也没有说，扯扯伙伴的手就出来了。
这之后就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了。这当然是最有效最可靠、且不会遭到拒绝和喝斥的。但还是有一种投师无门的痛苦，隐隐地鲠在了心底。随着时间的延续，日子长了，我觉得没有老师还是不行，甚至觉得这是很糟糕以至于很不祥的。
那时我多少把文学写作当成了一门手艺，后来才知道，这种认识虽然有些偏颇，但其中纯粹工艺的部分也还是有的。让师傅“传帮带”，这是任何行当手艺传承最基本最有效的途径。
就这样，直到我初中毕业，不得不一个人到南部山区游走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师傅。我在山地走走停停，做过不少活计，生活自由而辛苦，是最难忘的一段日子。这段时间里还是爱着文学，除了不断地找一些同好的朋友互相学习和取暖，还要忍住一个念头时不时地就要从心底萌发：找一个文学师傅。
只要听到了哪个地方有个年纪稍大的、有过一些文学经历的，我就要跑去看一看，以便在适当的时机提出拜师的请求。曾经有过一两次差不多眼看就要成了，只因为两次拜师所遭受的打击，最终还是没有开口提出。除了这个原因，另有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对他们能否长期当成师傅还多少有点怀疑。首先是长相：我印象中师傅的概念是由第一次求师的经历形成的，即这个人要体体面面像个老师的样子才行。第三次拜师不成的那一位虽然并不高大，像个老太太似的，但样子总算和蔼可亲。而后遇到的都不尽如人意，有的油胖胖的有的举止粗鲁，反正都不太合乎老师的概念。
有一个很大的机会说来就来了，这一次真是上天对我的恩赐：有一天我正在一个村里的朋友家玩，突然听说这里来了一位百年不遇的人物，他是一户人家的亲戚，以前是在某大出版社工作的，如今因为思想问题而离职了。那户人家正在招待他，这会儿正在炕上喝酒——照理说我应该在人家酒席结束的时候再去拜访，可因为实在等不得，就让人领着进了门。
那人真的是与常人大不一样：穿了灰色中式衣服，戴了黑色宽边眼镜，面庞白细，文雅无比。他吸烟，使用透明的长杆烟嘴。我把一叠稿子捧上去。他放下筷子，耐着性子当场读了几篇，很快对旁边的人、也是对我，说出了一句永远令人难忘的话：“有才。不过真要成熟，还要十年。”
他怎么就不说九年？或者再短一点，八年不行吗？十年，这是多么漫长的一段日子啊！
那天我兴奋不安地呆在他身边许久，直到他的离去。自然没敢提出“拜师”二字。他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他。
一直到上大学之前，我始终没能拜上一位文学师傅。但是上了中文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有了老师。这真是我的幸运。
大地上的文友
我上大学之前没能成功地拜师，却得益于形形色色的文友。这是一想起来就要激动的经历。那时我在山区和平原四处乱跑，吃饭大致上是马马乎乎，有时居无定所，但最专心的是找到文学同行。我在初中的文学伙伴离我很远了，并且他渐渐知难而退，常常是有心无力了。一说到写作这回事，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的人，他们都叫成“写书”，或者叫成“写家”，说：“你是找写书的人哪，有的，这样的人有的。”接着就会伸手指一下，说哪里有这样的人。
我在县城和乡村都先后遇到过一些“写家”，这些人有的只是当地的通讯报导员，有的是写家谱的人，还有的是一个村子里为数极少的能拿起笔杆的人。真正的文学创作者也有，但大多停留在起步阶段，就是说一般的爱好者。他们年龄最小的十几岁，最大的八十多岁。
不论这样的人住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只要听说了，就一定会去找他。有一次我知道了一个真正厉害的“写家”，他住在一座大山的另一面，就起早背上吃的喝的翻山去找了。原来这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白发白须，不太愿意说话。他年轻的时候在城里呆过，所以算是经多见广的人。村里人都说他“文化太大，不爱说话”。他仔细问了我的前前后后，又翻翻我的“作品”，这才多少接纳了我。
原来他正在写的书已经进行了好几年，是“三部曲”。他将其中的“一曲”给我看了，我发现是半文半白的语言写成的，主要记载了一生的经历，夹叙夹议。他说这叫“自传体”。其中我记得最有趣的是写当学徒的一段：东家女儿看上了他，他至死不从，以至于半夜逃离……“这闺女原是很美的。”他在一边解释说。
我照例坐下来读了自己的作品。他闭着眼睛听下来，像吃东西一样咀嚼着，又吞咽下去。这样半晌他才睁开眼，说：“你好歹毒啊！”
我吓了一跳。后来我才知道，他这是在表达一种极度的赞扬。他伸手抚摸自己摊在炕上的作品，说：“你看，我写得多歹毒啊！”
那些年我发现散布在山区和平原的各种“写家”可真多，他们有的富庶有的贫穷，有的年纪大有的年纪小，但一律酷爱自己的文学：写诗、散文和小说；有的还写戏剧，写好之后就在自己的车间或村子里演――看他们自编的戏剧简直有趣极了，那些特别的情节和场景永远都忘不了。有一次我被一位山村里的黑瘦青年邀请，说今夜村里就上演他编的一部大戏。
那出戏的演出离现在几十年了，记忆中内容大致是与村里坏人斗争、群众取得了胜利之类。记得最清的是一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手拿一个大红苹果从台子一侧上来，而另一边是一对青年男女亲热地上场。“二流子”斜眼看着那边的两个人唱道：“我手拿大苹果，她爱他不爱我……”那婉转悲切的唱腔让我一直不忘。我无比同情那个失恋的“二流子”。
还有一次我住在一个小村里，房东的女儿恰巧就是一个“写家”。她刚十七八岁，公社广播站就已经播发了好几篇稿子了。她胖胖的，穿了大花衣服，平时爱说爱笑，只是一写起来就伏在桌上，谁也不理，一边写一边流泪。我们交换作品，她喜不自禁，一边看我抄得整整齐齐的稿子一边红脸掩面，说：“哎呀哎呀，你可真敢写啊！”我知道她看到了什么：那是写青年男女刚刚萌发的、若有若无的情感，是这样一些段落。
我所经历的最大的一个“写家”是在半岛平原地区。记得我知道了有这样一个人就不顾一切地赶了去，最后在一个空荡荡的青砖瓦房中找到了他。他几乎没怎么询问就把我拖到了炕上，幸福无比的样子，让人有一种“天下写家是一家”的感觉。他从炕上的柜子里找出了一捧捧地瓜糖，我们一块儿嚼着，然后进入“文学”。他急着先读，让我听。可惜他的作品实在太多了，一摞摞积起来有一人高，字数可能达到了一千万字以上。这个人多么能写作啊，这个人的创作热情天下第一。为了节省纸张，那些字都写得很小。
天黑了，他还在念。一盏小油灯下，他读到了凌晨，又读到窗户大亮。奇怪的是我们都毫无困意。
那一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我觉得他是真正的“大写家”，是一位必成大事的文学兄长。他大我十多岁，结过婚，只因为对方不支持他的写作，他与之分手了。他曾给我看过她的照片：圆脸，刘海齐眉，大眼睛，豁牙，笑得很甜。
分手的时候我在想，为了文学而损失了那么好看的一位女子，这值不值呢？想了一路，最后肯定地认为：非常值。
书痴今何在
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变了。与更年轻的人谈那些文学往事，他们会觉得一切都像梦境。那些写书的痴子今天哪里去了？有的存在，有的没了，不知哪里去了。活着的，不一定像过去一样写个不停。死去的，活到今天就不知会怎样了。
这些年来我见过几个以前的文友，无论时下的境况如何，谈到过去的情景，无不神情一振。有的无论如何也打听不到下落了，他们不是像当年一样在大山的那一边，而是隔开了一个世纪那么遥远。比如说一个在七八十年代渐渐有些作品发表的人，几年后投身商场，如今音信全无。我问他最密切的一个朋友，对方说：“不知道，也许去了海参崴了！”
对半岛人来说，“海参崴”既是确指俄国远东的一个城市，又是闯到关外更远更远的一个缥缈的指代。
那个边写边哭的姑娘嫁了一个远洋船长，船长脾气不好，喝了酒就打她。她在痛苦中写了一些诗，都是爱情诗。原以为她爱上了别人，最后才知道这些诗都是写给自己男人的——他越是打他，她就越是爱他。她认为男人打老婆，是半岛地区不好的习俗，不能全怪男人；另外，她认为男人生活极不顺利，自己又无法帮她，实在亏欠了他。
那个写“三部曲”的老人早就去世了，他的后代不愿提那些往事，当我把话题转到这上边来，对方就把话岔开了。
我一度最思念的就是那个写了一千多万字的人，但几次都没有找到。后来终于见面了，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整个人虽然年纪很大了，但剃了板寸头，两眼炯炯有神。原来他已经做了一家公司的老板，虽然公司不大。问起他的书怎样了？他说：“书？好办。等我挣足了钱，就把它们印出来，印成全集，精装烫金！”
他伸直两臂比画，那就是全集的规模。
最不愿提及的是初中时候的文学伙伴。他就是与我第一次进山里求师的人。许多年来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可是热爱文学之心毫无改变，只是写得不多。我们见面时，他已经因为两次中风卧在了炕上，用最大力气握住我的手，摇动，说话断断续续：“咱老师……咱老师，和我一样的病，他走得更早……”
原来他还在怀念大山里的那个人。是的，尽管我们只见过他一次，但他毕竟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啊。
文学让我们更为珍视友情，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所有的情谊都不能忘记。仅凭这一点，文学也是伟大的。
选自《作品》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