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的时候，父亲改造土地的工作正由蓝图向土地上落实。这一伟大的行动，只有两组图像留在了我的记忆里。那时我应该是两岁，我很幼小，由姐姐抱着，去观看那个劳动现场。高高的土坝上面，插着彩旗，旗子都向北飘，那就是南风，南风就是春天。很多的人站成一排排，用土筐往上运土，以使土坝垒得更高，更符合水田的要求。最上面的人把框里的土倒出来后，把空的筐从上面扔下来。筐从那么高的斜坡上滚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滚下来。它们滚得一点也不规矩，很乱，很好看。在下面，在筐滚动的终点，有一些人握着铁锹等着那些空筐呢。它们再次被装满，再次被一双双的手运往高处……那个劳动现场，看上去像在做一个好玩的游戏。从那高坡上斜斜地滚下来的空筐，永远印在了我的记忆里；另一个被我记住的图像是江边正在建设的水泵房。这是完成土地改造的关键。水田，要有水。而水在江河里。水是不随便离开它们的道路的。水不能流进田地里。如果流进去了，那是发大水了。千百年来，江河里的水，只能以雨水的形式流到田地里，不能直接进去。父亲在江水与田地的交接点上，建一个水泵房。这个水泵给江河与农田建立起了良性关系。通过这个水泵流进田里的江水就是合法的，就是有益无害的。因此这座让水泵住的房子是多么重要啊。父亲就在这所房子的修建现场。旁边就是修水渠的劳动现场，我看完了那些滚动的土筐之后，从抱着我的姐姐肩头，把头向一侧一转，我就看见了我的父亲。看见了那个建设得已经差不多的红砖房子。我看见父亲从那个还没有安上门窗的红房子里出来。我能把父亲从红房子里出来的图像记了三十年，完全是因为父亲出来得很不同。他不是从门里出来的，他是从窗子出来的。那个房子还在建设中，窗子还没安上去。父亲在里面的时候一定是站在离窗子近、离门远的地方，父亲就从那个窗子里出来了。窗子是有窗台的，父亲出来需要把腿抬得很高。虽然这样，窗台还是没能使父亲出来发生什么障碍，父亲是一步就跨出来的。我记得父亲的裤子是黑色的。他像是没有看见我们。就是看见了他也不会走过来，他在工作呢，他是这个大型工程的总指挥。他从窗子里出来后就跟一个工人说话。在他们的身后，从那红房子里伸出来的三个粗大的铁管子，一路爬上了那个高坡的起点。那三个铁管子，就是给江水准备的道路。父亲的这个工程真是个高难度的工程，他要把那么多的土运到高处去，要把水运到高处去。水和土都是地上的物质，现在要让它们爬上高坡，那就得给它们力量。那个力量就是电。我的整个童年就在父亲修建的水渠里长大的。我们不敢到大江里去玩，那里面深浅不一，有危险，但是水渠的深度永远是不变的。不仅是我在水渠里玩，所有的小孩都在水渠里玩。水渠就是我们的游乐场。还有到了晚上，女人到这里来洗澡，因为这里是水泥地，比江里干净。我的童年是在父亲运往高处的水里度过的。我十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但是父亲修建的水渠还在，我的游乐场还在，那个红砖的水泵房用电力抽水的轰鸣还在。那些水的漩涡还在。失去了父亲，我是不知道悲伤的，我没有失去水渠，没有失去那些爬到高处打着漩涡的水。那三个粗大的水管子，从里面喷出水来，水爬了那么高的陡坡还能有力量发出那么大的声音，打出那么多而圆的漩涡。我们，村子里的孩子，我们一到夏天，就都爱在这些漩涡里玩。那些漩涡急速地转动，把我们带进游戏的深处，带进夏天的深处。那些漩涡，都是父亲打出来的。如果没有父亲，这里的水，是没有漩涡的，是不会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的。多年以后，我带着我的孩子回娘家，我把孩子的衣服脱光，然后把他扔在他外公制造的水的那些漩涡里。我感到我的父亲他总也死不了，他制造的漩涡一年一年地旋转着，活着。它们旋转、发出声响，活着。
当我发现了蔡医生与父亲的关系，我就不再去等他了。这么多年，我是多么想念父亲。当我找到了父亲，我发现我无法安放父亲。我不知道应该和父亲在什么关系上存在。我想，我和父亲只能是父子关系，没有别的选择了。当我发现我和蔡清的关系会使我和父亲的关系发生性质的变化，我就只能逃走。可是这些话我怎么跟蔡医生说？我用什么语言能让他明白？后来，有一天，已经秋天了，我下班出来，突然看见已经好久不见的蔡医生站在团市委的大门口。他的脸是那么白，头发是那么黑。他说，我就知道，早晚，你会给我一个机会等一等你。
蔡医生站在秋风里，黑外衣里的衬衣白得耀眼，我的心软下来。我感到他是一个人在行动。父亲没有一起来。如果时间长点，我是不是能克服那些心理上的干扰？我想我得克服心理上的那些东西，和人家好好相处。他是无辜的，他还什么都不知道。我得给他点公平。这样我就同意跟蔡医生一起吃晚饭。如果不吃晚饭也许会好一点，如果他不要那盘手撕狗肉，情况会好一点。
我是不吃狗肉的。从小就不吃。不是我一个人不吃，是我们一家人都不吃。首先，父亲不吃，他也不允许他的孩子吃。父亲给我们讲狗与我们家族、民族的关系。我对狗的感情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长大后，我曾误食过一次狗肉。因为我从没吃过，因此我不知道狗肉是什么样子的。当我和一些朋友在一个饭店吃饭的时候，我就把一盘肉中的一条放到了嘴里。当这块肉一入口的时候，我还是立刻感到了异样。我悄悄把它吐到纸巾里，然后问身边的朋友，朋友说是的。我感到非常可怕。如果我咽下去了，那可怎么办？结婚后，我得经常去超市、菜市场买菜。在鲜肉那一排柜台上，很多种动物的肉并列摆在一起。我不敢看，但是总是能看到。我感到牛肉是肉，羊肉是肉，猪肉也是肉，而狗我感到那真的不是肉，而是尸体。让我心痛的尸体，我就想它们都是活的，它们是那么好，跟人那么有感情。是谁杀了它们？每当我不小心看见，我就立刻转过头去。别说是吃，我也不能看见。我感到很无力，我无力阻止杀害狗。我活在每天都有那么多狗被杀害的世界上。人也是被杀害的，可是杀人不是为了吃肉啊。我恨杀害狗的人。我也不喜欢一点障碍都没有就吃狗肉的人。
蔡清吃狗肉。蔡清是朝鲜人。我不能说人家是错的。既然除了人之外什么动物都可以吃，那么你有什么理由说吃狗肉是错误的。但是我可以说不喜欢。我可以选择远离。
我的童年有两个敌人，他们就是朝鲜人。我的敌人是兄妹俩，住在我家的前院，是父亲从韩国屯请来的水田技术员家。等有了水，水渠后，我们还是不会种水稻的。我们需要技术支持。父亲就到邻村的韩国屯请来了技术员。技术员来了，也带来了老婆孩子。那女人还是穿着大裙子的，鞋的前尖还是有勾的。那两个小孩，年龄跟我和弟弟一般大。他们说朝鲜话，我们说汉话。由于语言障碍我们就不在一起玩。但是住得太近了，不在一起玩也会发生冲突。导火索是蜻蜓。蜻蜓它飞累了就落在我家的栅栏上睡觉。那两个朝鲜小孩就来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我和弟弟没说什么，我们是讲道理的小孩。我们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我们不能太狭隘。我们认为，蜻蜓是公共的，不是落在谁家就是谁家的了。因此，我们就允许别人也包括朝鲜小孩来捉。等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被捉跑了，大部分就飞到技术员家的栅栏上休息，我和弟弟就去捉那些蜻蜓。想不到的是，他们却不让我们捉。他们用怪腔怪调的汉语说，那是他们家的蜻蜓。我和弟弟临时调整对外政策，也不让他们来捉落在我们家栅栏上的蜻蜓。而他们一定要捉我们家的蜻蜓。这样我们四个小孩就打起来了。结果是，大队书记家的小孩打不过水田技术员家的小孩。我和弟弟总是溃败着回到家中，无力保卫我们家栅栏上的领土完整。为此我和弟弟经常哭泣。我和弟弟的哭泣严重地影响了大队书记的夫人的心情，于是大队书记的夫人就去找技术员的夫人。她们就四个小孩打架的事进行了谈话。谈话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四个的战争仍然在继续。导火索仍然是蜻蜓的归属问题。这个问题，在整个夏天都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到了秋天，大队书记和朝鲜技术员的合作却是非常成功的。水稻获得了大丰收。亩产平均达到九百公斤。
发生狗肉事件后，我感到已经无力挽救我和蔡医生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冲突不是饮食习惯问题，而是血液里的问题，这是致命的。而这些可怕的东西都呈现给我一个人看见，不给蔡医生看见。他发现我不吃狗肉，但是结婚之前的女孩子不吃这个不吃那个的现象很普遍。他没在意。他不知道我不吃狗肉的根系是那么庞大。
我不再和他一起吃饭。饭菜的气味从我们的身边慢慢地散去了。这时候，他散发出的来苏味儿，在我们的中间弥漫开来。他的内衣总是白色的，像用药水洗过。他不吸烟，因此他的气息接近青草。父亲是烟草气味。烟草也是草，不同的是，父亲的气味是经过了烘烤和燃烧。幼年我积攒的烟纸都来自父亲。我最喜欢的烟纸叫“迎春花”。蓝色的地，上面的花鹅黄色。那是父亲吸的几种烟里唯一上面有花朵图案的。父亲的衣服上是香烟的气味。烟草的气味就是我们家的气味。有了这个气味，我们的生活是安全的，没有忧愁的。十岁的那年，我们家失去的是烟草气味。母亲病了，我和弟弟感到了危险。失去了父亲的烟草气息，我们就失去了一切。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开始吸烟。我开始制造这种我童年突然失去的气味。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就可以吸烟了，因为我已经参加工作了，经济独立了。但是我最初的工作使我的吸烟行动往后推迟了四年。我不能面对四十多个八岁的儿童吸烟。当这些孩子十岁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男孩吸烟。我在他书包里找到的那盒烟是555牌。我不怎么吃惊，也没把这个孩子怎么样。我只是跟他说至少小学你是不能吸烟的。我让他把那盒烟带回家交给他父亲。他一定是从父亲那里偷拿的。四年后我就不做教师了，我做公务员。我认为我现在的工作已经不能成为我吸烟的障碍了。我买的第一盒烟叫山茶。烟盒上大面积的留白，只在右下角画两片飘零的花瓣。嫣红的，眼看要随着那片白色的流水漂出我的视线。单位的领导发现我吸烟后，曾找我谈过一次话。他的意思是作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尤其是一名共青团的女干部是不应该吸烟的。坏女人才吸烟。他在跟我谈话的那半个小时里，他一共吸了三支烟。领导的教导在我这里是起作用的，它使我的吸烟行动由地上转为地下。一直到现在，我吸烟总是鬼鬼祟祟的。我尽可能的不在公共场所吸烟。不在师长面前吸烟。我能做到这样。因为我怎么也不上瘾。看着别人吸烟我可以无动于衷。后来我发现，我的吸烟并不是肺的需要，而是我的嗅觉的需要。是意念的需要。烟味它不作用于我的肉体，它是我的精神需要。因此它不像吃饭那么紧迫。因此我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才觉得吸烟的必要。
五岁或者几岁，我的左脚拇指上长了一个大的水泡。民间认为手上脚上长那种水泡是危险的，后果是严重的。父亲抱着我去大队的卫生所处理。父亲是从不抱孩子的。他哪有工夫抱孩子。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一个基层的大队书记的工作量是多大？那时是集体所有制，父亲以及他领导的工作班子是脱产的，那样也忙到在家里几乎看不见。父亲每天都是半夜才回家。上面总有指示下来，指示那东西一下来父亲就要着手落实，落实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落下来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就得给它准备出一个飞机场。母亲每天都给父亲半夜开门，我们几乎没有跟父亲共进晚餐的记忆。父亲回家的时候，我们已经睡了。每天，只有早饭是和父亲一起吃的。所以，在一个上午，在一个父亲应该工作的上午，他抱着我，去大队卫生所。这件事我不可能忘掉，这太稀少了，稀少到只有那一次。父亲有很多个孩子，就算他不工作，他也是抱不过来的。抱孩子归母亲，可是母亲要做饭啊，还有，那时候商店里是没有成衣的，只有布，母亲要给一家人做四季的衣裳。开始就用手工，后来有了缝纫机，母亲就每天把那台蝴蝶牌缝纫机弄得卡卡卡卡地转动。我们的新衣服就都在那个像小雪橇一样的压脚下面一段一段地出现了。还好，母亲在结婚前，就把做衣服做鞋的技术练得很好了，她还练就了绣花的本领，可是，生活起来后，母亲绣花的技术在实际生活中没有得到运用，生活太粗犷了，母亲所携带的细腻生活准备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位置。母亲不停地怀孕，不停地生育。我们像父母生产的肉罐头，装罐、封口、从传送带上滑下去，进入冷藏库。母亲也没有时间抱孩子。她的手总是被日常占用着。唯一有希望把我们从冷藏库救出的是祖母。可是我的祖母，她也不爱抱孩子，她爱到生产队去劳动。父亲劝也不行，祖母就是爱劳动。外婆在母亲没结婚时就去世了。爷爷、外公也都不在了。这就导致我们没有人来抱。
父亲抱着我去一公里外的诊所，这件事早已成为我一生中的重要事件。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件事的意义可以超越之上。所幸的是，我非常完整地记住了那天的一切，包括天气，季节，路况，植物。父亲的举手投足。这个重要的事件，在十年前我就意识到重要了。算这次我已经把它在白纸上写了两次。1999年，就是我刚拿起笔的那一年，我就把它从记忆录入到了纸上。几年后，我的读高中的侄儿，告诉我，那篇叫《红花白花》的短文已经被收录到高中课本的辅助教材里。我的侄儿，是我弟弟的儿子，就是父亲的孙子啊。他们是没见过面的啊。他们互相还不认识。我的正在读书的侄儿，有一天他突然就在他读的课本里，见到了他的祖父。侄儿放假回来的时候，把这个意外的见面告诉了我。我想，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责任让我的父亲见到他的孙子。让我的侄儿见到他的祖父。让一家人互相认识。让一家人团聚。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我是多么高兴啊！《红花白花》的文章只有一千多字。一千多字是写不清楚我和父亲的那个上午的。因此，父亲和他孙子的首次见面，因为篇幅的局限而不是很清晰。我需要很多个字，我需要很多个一千字。然后我安排父亲和他的孙子第二次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