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多白花一起来到我的家里，来到我的视野里，它们不可能不侵略我，只是在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它们将用什么方式袭击我。虽然它们在那里一动不动，但我已经隐隐感到它们的攻击性。我快速穿好衣服，不洗脸，不吃饭，我要去学校。虽然那堆白花给了我一个惊吓，但是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按照商老师的计划。我不认为那堆白花有力量改写我的今天。它们怎么拦得住我？我从那堆白花边走过去，从低头不语的扎花人身边走过去，我来到厨房。厨房都是水蒸气，那里面也有很多人，我想母亲应该就在那些白云一样的水汽里，我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我。我的母亲也被大团的白色围困住了，她出不来，母亲没有学校，没有一个要演的舞蹈等着她。我从厨房走过去，我来到院子里，院子里还有很多人，都是男人。他们都不说话，默默地干什么或站着。没有人阻拦我，在从屋子里到大门口的道路上，我没有看见我们家的任何一个人。我顺利地来到了大门口。除了那堆白花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那天是星期日，学校里看不见什么人。走进三年（1）班教室的时候，发现我还是来晚了。那个六人舞蹈的其他五人都已经到了，并且已经化好了妆。每人的头上戴着一朵硕大的红花。那红花有向日葵那么大。
那样的红花一共有六朵。两天前，在最后一次排练的时候，商老师已经把那红花给我们戴过一次了。那一次戴的时间也不长。等我们的舞蹈一完，就被摘下来收在一个纸盒子里。商老师怕我们碰坏了。那花是纸做的。纸做的花太爱坏啦。我们也愿意让老师把那花保存起来。我们谁都不愿意那花在正式演出之前有一点的破损。我们都珍爱那朵红花。那么大的花平时是不能戴在头上的。只有舞蹈的时候。而舞蹈仅仅是生活里的一个瞬间。我们都珍惜那个可以戴着红花的瞬间。我们只是六个，而有多少个女孩没有这个瞬间。我们班就有二十多个女生，她们没有被选中，她们没有红花，没有瞬间。
我进门就看见老师身边桌子上有一朵孤零零的红花，那朵红花是我的。除了商老师在等着我之外，还有这朵红花也在等着我。我的那五个同学顶着五朵大红花，像顶着五盏红灯，我觉得教室被照亮了。我现在仍记得商老师在那个早上看见我时说的一句话，她说，我就担心你来不了。然后她呼出一口长气。她一边把这句我记了三十年的话说出来，一边就开始给我化妆。她化得很快，先往我的脸上打上一层粉，然后再把脸蛋和唇涂红，然后把眉毛和眼睛涂黑，基本就化完了。我记得她把我的脸弄好了后，向后退一步，歪着头看了看，最后，她转身把桌子上的那朵大红花系在了我的头顶上。我们的舞蹈是很热烈的舞蹈，为了防止我们的红花在跳跃的时候掉下去，商老师把红花下面的线绳与我们的头发捆在了一起。这样无论我们跳多高，怎样拼命地晃动我们的头，那花都是牢固的，只要我们的头发不掉下来，只要我们的头不掉下来，那红花就掉不下来。教室里没有镜子，但是我不用看镜子就看见自己是什么样子了。我们六个女生，已经是一样的了。看见了她们我就看见了自己。
到那朵大红花被戴在我的头顶，商老师的所有准备工作就做完了。接下来我们应该出发了。我们的学校离会演的公社礼堂相距四公里。我们得走过去。我觉得当时应该是六点半左右，走一个小时，七点半我们应该能到了。稍休息，到八点，那会演就应该开始了。
我们已经从教室里走出来了，我记得是在操场上看见我姐姐的。我的姐姐比我大七岁。那她就已经十七八岁了，跟我们的商老师年龄相仿。我记得姐姐没说话，她抓住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拽掉了我头上的红花，扔在地上。我头上的红花是很牢固的，但是再牢固它也打不过一只手。姐姐的手又愤怒又悲伤。这样的手是比平常的手有力量的。姐姐的手在一瞬间就摧毁了商老师的所有防御。红花带着我的几丝头发飘落在了地上。还有，我的头发没有了束缚突然散开了，早春的风立刻就吹过来了。我的头发在风里混乱得不成样子。我的那些头发，原来跟那朵红花都是一伙的，它们在风里像是伸出了很多只黑色的手。但是手再多，也抓不到那朵落在地上的红花了。姐姐不说话。姐姐用手说话。她的话就那么有力气。商老师不敢说话。商老师的手现在毫无用处。她的手忙了一个早上了，建设了一个早上，现在，商老师的手累了。她再也没有力气建设什么了。姐姐的手没有遭到任何阻挡，然后她用衣袖擦我脸上的红色。她擦得是那么不小心，我的脸和嘴唇在她粗暴的抹擦下是那么疼痛。我的哭声早就响起来了。在那个早上，命运安排我必须哭。我躲都躲不开。姐姐用有力的手把我身上的红色都去除干净后，拽着我的一条胳膊把我往家里拖。我一定是不愿意回家的，我一定是把力气都用在了回家的反方向上。但是姐姐比我大得太多了，她太有力气了，她高中都毕业了。我怎么是她的对手。姐姐的手是那么有力，我的反抗是那么不起作用。我一路反抗着哭着。家里的情况跟我走时是一样的，还是那么多的人，但是有一些变化，很多人都在吃饭。我一路被姐姐拉回来了。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哭泣的？应该是头上的那多红花被拽掉扔在地上的时候，我的哭一直在持续，到家院子里的时候还没能结束。我们家的那个早上太安静了，所有的人都不说话，所有的话都是那么低。当我被姐姐拖拽着来到这个安静的院子里的时候，我就听到了我自己的哭声。我的声音是那么大。成为那个早上我们家唯一的声音。但是，那院子里所有的人，所有的听到了我的哭声的人，都认为我是在哭我的父亲。只有我知道我在哭什么，只有姐姐知道我在哭什么。但是姐姐什么也不说，她只负责把我从一个错误的位置上纠正过来。姐姐是我的命运派来的。他们是一伙的。命运那老家伙看见我不听他的。就及时地派姐姐来了。如果她晚来几分钟，我们就走了，我就能走到命运之外。可是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不然谁还怕命运那东西。他可怕就可怕在他在该来的时候一定会来，不会迟到。
我试图从父亲的葬礼上逃走，但是我失败了。我像一个越狱失败的囚犯，我将面临更长的刑期。
母亲端给我一碗饭。在那个有蓝边的瓷碗里，有一半大米饭，一半豆腐。那天的碗一定不够用了。母亲一定是听到了我的哭声。不然，在那么多人的家里，母亲是怎么知道我在哪一个角落？我饿了。这个早上，从我睁开眼睛看到白花开始，我消耗了很多力气。到我哭泣的时候，我已经不剩多少力气了。我哭了一路，在院子里还在哭，我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继续哭。那个六个人的舞蹈，剩下五个人应该怎么跳呢？那是个由6为基数构成的一系列动作、造型，5怎么来完成？缺一不可，是什么意思？6是双数，6好搭配。6完整。6多好。5是单数，单数在变化队形的时候就会出现缺口。那样有缺口的舞蹈是不好看的，是可笑的。在排练的时候，老师没安排替补队员。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在所有的排练时刻，我们都是一个都不少的。我使那个已经完美的舞蹈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已经下雪了，我和蔡医生之间的道路被积雪塞满了。道路越来越难走了，我们不再见面。
我参加了父亲的葬礼。并且记住了父亲的葬礼。父亲的葬礼并不是我们家的家葬，而是由父亲所属的组织办理的。那是一个小型国葬。
从我们家到大队部有1.5公里的距离。那是大片的水稻田之间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也是父亲修建的。原来的道路是很窄的，跟田埂差不多。被父亲改造后的道路可以走马车，甚至可以走汽车了。这条道路是两个自然村之间的链接线。大队部在那个村。父亲生前每天走这条路，至少一个来回。父亲抱着我去大队卫生所看病也是走的这条路。现在，父亲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父亲由哥哥捧着最后一次走过他走了一生的道路。我们跟在哥哥的后面，所有的村民跟在我们的后面。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我早上看见的那些小山似的白花是干什么用的。它们被别在参加葬礼的人的胸前。那1.5公里的道路上，被送别父亲的人占满了。
到大队部后，组织上给父亲开了一个追悼会。我记得到哥哥说话时，穿着军装的哥哥走上台，站了片刻，哥哥一句话也没说，哥哥只是在那个该说话的位置站了几秒钟，哥哥就离开了那里。
从哥哥捧着父亲的骨灰从家里走出来，一直到开会的现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他总是纠缠我。他的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袋子里放着那些白花。他把一朵白花递给我，被我拒绝了。我开始随着哥哥走那条父亲的道路。那个人又走到了我的身边，又一次把一朵白花递过来。我很不耐烦，我不要白花，坚决不要。在父亲追悼会的会场，我站在一个角落，那个人又出现在我的身边，他的手里拿着一朵纸做的白花，几乎塞到我的手上。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给我一朵白花。我把手垂下去，离开了会场。我来到后院，从门缝我往一个屋子里看，我看见在这个屋子里，放着一屋子花圈。花圈一个一个都站立着，一个挨着一个。那上面的白花要比大家戴在胸前的大许多。几乎跟商老师早上戴在我头上的红花一样大。
我是父亲的葬礼上唯一没有为他佩戴白花的人。我小的时候是那么倔强，我要的红花没有了，我把怨恨记在白花上。它们是对立的。红色白色是对立的。就算它们原来不是对立的，在父亲葬礼的那天，它们突然在我的面前对立了起来。我不是那种可以在两个对立的事物轻松来往的人，我坚决地拒绝了那朵白花。
幼年的任性给我带来了漫长的灾难。命运发给你的东西，不是你拒绝它就不存在了。它还是你的。参加父亲葬礼的人，他们都接过了那朵白花，并把它戴在胸前，他们知道怎样处理那朵突然的白花。他们为父亲的坟墓培完土后，就把胸前的白花摘下来，小心地放到父亲的坟墓旁。而被我拒绝的白花却没有得到安放。它只能一直在空中飘，它寻找主人，寻找我。后来它终于找到我了。上中学的时候，我不喜欢一切鲜艳的颜色，尤其恐惧红色。我穿着黑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我唯一有颜色的衣服是紫色的。穿一件红衣服，那太可怕了。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慢慢挣脱对颜色的恐惧。我的衣服才开始有粉色、红色这些暖色。结婚那天，我的衣裙是红色的，我只穿了那一天。后来，我找不到我结婚那天的衣服了，细想一下，我是把那套在日常也可以穿的衣服捐给灾区了。
父亲的墓地在高处，在父亲行政辖区内唯一的山坡上。他俯瞰着我们，俯瞰着他的村庄。俯瞰着那大片的水稻田……
当父亲用思想用行动在大地上划下那么深刻那么持久的印痕之后，父亲就不可能死了。两年前，我回到家乡。村里的很多人已经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了很多人。我十六岁离开家到外地读书、工作，这已经是多少年了？至少二十多年了。我走后出生的人已经二十多岁了。还有他们娶回来的媳妇，我都是不认识的。傍晚我在街上散步，听四野的虫鸣。我听见路边一户人家院子里乘凉的人说，这人是谁呀？一个说是谁家来的切（上声。客人）吧。这时，他们家的老人说，这不是赵书记的姑娘吗？最小的那个。说是出息啦！赵书记……好人呐！
选自《百花洲》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