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才
一
那是一个奋发的年代。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
多少次当我徜徉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大厅，脑海里总会回旋起这些炽热的意绪，心底总会涌动强烈的、难以遏制的感动。
不只是因为气壮山河的战争风云，也不只是大智大勇的雄韬伟略，让我感动并引起遐思的，往往是那些并不奇崛的寻常故事，那些飘落在岁月风尘中的历史散叶和历经时间淘洗总不磨损的民间记忆。
二
说起延安，人们自然会想到那幅“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那几个遒劲的大字，是一个时代的传神之笔，一个古老民族的精神图腾。
苍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自然灾荒，解放区军民一度陷于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的地步。毛泽东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以至他不得不把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的问题提给全党。
朱德总司令则以愤慨的言辞痛切陈述抗日将士的处境：“有一枪仅余四发五发子弹者，有一伤仅敷一次两次药物者，于是作战时专凭肉搏，负伤则听凭自然。”与此相印证的，是他那首气壮山河的诗篇：“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巨大的困难没有吓倒“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使革命再次转危为安，“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毛泽东）。艰苦的条件也没有阻止一批批热血青年冲破层层封锁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宝塔山下，延河岸边，集合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延安的窑洞里有人类最睿智、最深刻、最有远见的头脑。延安的山川间歌声不断，响彻乐观向上的旋律。
梁漱溟，这位解放后曾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争论的著名学者。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六年曾两次访问延安。头一次与毛有过八次亲切交谈。他在所写文章中对此次所见所闻记述颇详，欣悦之情溢于言辞：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的确是活跃精神的发扬。政府、党部、机关、学校都是散在城外四郊，傍山掘洞穴以成。满街满谷，除乡下人以外，男男女女皆穿制服，稀见长袍与洋装。人都很忙！他对延安人际关系的平等、融洽倍加赞赏：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一种的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啊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而忘却！人与人之间情趣增加，精神上互为感召流涌。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清贫的物质生活并不导致精神的矮化；豪车华屋，灯红酒绿，也无法疗补内心的颓废与空虚。
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原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格，它的发扬光大，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极力倡导、率先垂范、精心培育的结果。
毛泽东那张站在黄土院子里面容清癯、目光凝聚、身穿补丁裤、双手前伸，向席地而坐的学员演讲的照片，早已珍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史册里，见者无不动容。但另一些故事也许并不为人们熟知。
一天下午，延安留守兵团的司令员肖劲光到毛泽东住处汇报工作见他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以为是病了，正要询问，毛抬起头来指指地下的火盆笑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肖劲光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去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毛泽东一听，连说不行不行，领来我也不要，现在大家都困难，我若要搞特殊，讲的话就等于放屁，没人听，他们会说你不是真革命，是蒋介石，是封建皇帝！过了会儿，又说，劲光啊，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任何时候，任何人都不能搞。你要记住这句话：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
绝不能搞特殊，毛泽东不仅以身作则，同时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电视剧《毛岸英》的播出，已让这位年轻人热情似火、英姿勃发的光彩形象深入人心；舐犊情深，毛泽东失去爱子后痛哭失声的画面也使多少人潸然落泪。未被剧本采用的尚有另外的情节：毛岸英回到延安，先被安排住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部队考虑到他在苏联待的时间长，吃不惯小米、烩菜，便让他上了干部中灶，每顿两菜一汤，还有细粮。毛泽东知道后很快把岸英叫来，说岸英啊，你妹妹李讷一直就在大灶吃饭，你这么大了，还要提醒吗？毛岸英于是谢绝了领导的好意，坚持与战士们一起在大灶用餐。
另有一次，美联社记者访问岸英，要他对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谈谈看法。稿子写成，岸英拿过来请父亲审看。不料毛泽东还没看完，便一把撕掉，严厉批评说：你小小年纪，刚从国外回来，情况不了解，有什么资格对外国记者发表意见！声色俱厉，不容置辩，看似无情，却含意深长，堪为镜鉴。至于岸英后来去农村锻炼，去工厂工作，去前线作战。显然都与父亲的教育、培养分不开。现在已经成为广为传颂的佳话。
四
曹靖华先生写过一篇散文，标题叫《忆当年，穿着细事切莫等闲看》，内容大抵是说旧时代在“衣帽取人”的上海等大城市里，穿时髦衣服的较之穿着土气的，往往要占许多便宜。而此时想到这个标题，则是因为我在纪念馆里得到的对这个标题的另外一种注解。
1940年，六十六岁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回国考察抗战。蒋介石对此十分重视，仅重庆的接待费用就安排了八万元，其中一次宴会花了八百大洋。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后方如此铺张，陈嘉庚对这种奢侈应酬十分反感。后来他到延安，看到干部群众衣着简朴情绪饱满，印象甚好。毛泽东在杨家岭宴请他，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饭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等做的，另外上了一例鸡汤，整顿饭算下来不到两块钱。毛泽东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两相对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陈嘉庚情不自禁叹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回到南洋，他在第二届南洋华侨大会上还激情洋溢地欢呼：“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那次访问，让陈嘉庚“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为了表达对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敬意和拥护，他给延安送了两辆小汽车。而这两辆小车的使用说来也耐人深思，对我们看待和处理一个时期以来屡禁不止的公车私用、公款消费、讲排场、耍阔气等恶劣风气或许有所启示。
小车送到延安，中央办公厅“理所当然”地要分配给毛主席一辆，却遭到毛的拒绝。他提出的原则是，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在他一再坚持下，两辆车分别给了朱德和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五老”使用。一次，毛泽东去枣园开会，回来时马突然受惊，把他从马背上摔下来，跌伤了手臂，朱总司令和“五老”知道后一定要把车子让给毛主席，他仍“坚不从命”。毛后来也有了一辆“专车”，是华侨捐赠的救护车。但也只是在接送客人时才偶尔使用。
像这样相互尊重、相互体恤的例子当然还很多。转战陕北的一天晚上中央的几位领导还没来得及用晚饭，周恩来的警卫员端来一碗小米稀饭和两个馒头，说现在刚刚住下，老百姓都睡了，饭铺也早关门了，好不容易买到两个馒头。同志们看你这些天越来越消瘦，就让我送来了。周恩来听罢，态度和蔼地说，我这不好好的么，现在最劳累、最辛苦的是毛主席。赶快给他送去！毛主席接过馒头，问，周副主席吃过了吗？警卫员含糊地说一声“吃了”。警卫员走后，毛泽东想到任弼时同志身体一直不好，便让工作人员趁热送过去。而任弼时想到的是经常通宵达旦工作的周恩来……转来转去。馒头又回到周恩来跟前。最后，处事周到的周恩来“命令”警卫员将一个带回给弼时，另一个送主席。
三位领袖，两个馒头，一件小事，也许就蕴含了那个年代全党全军坚强团结、战无不胜的确切信息。这是离开大陆后的“委员长”痛定思痛时也未必能想到的。
五
当时的延安，正是这样一个充满团结友爱气氛的大家庭。同时，又是政治清明、法纪严明、“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朱德诗句）的民主圣地。
人们都知道作为诗人和政治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一样的丰富感情。但在违法乱纪、侵害人民利益的行为面前，他同时也有一般人少有的“毒蛇在手，壮士断腕”的霹雳手段和决绝气概。
1937年10月，曾经参加长征的二十六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爱情纠葛枪杀了女学员刘茜。审讯时，黄亮出浑身伤疤，请求法庭免于一死，准其戴罪立功，战死疆场。毛泽东接到报告，给审判长雷经天复信：“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触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严格的纪律。”
与这个事件相辅相成的，是毛泽东的两次“挨骂”。1941年6月，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讨论公粮征收工作。会议进行中，天气骤变，一个炸雷击中礼堂梁柱，延川县代县长不幸触电身亡。消息传开，议论纷纷，有位老乡借机发泄对公粮负担过重的不满，指名道姓地责骂了毛泽东。边区保安部门闻讯，认为这是一起严重反革命事件，要严肃追查，公开处理。毛泽东从警卫员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立即进行制止。他对保卫部门的同志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点儿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的对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