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人也许该换一个地方划龙舟了。但无论他们在哪里划，他们决不会远离大海，他们也还像当年那些抗英壮士一样强壮，一样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只是现在，他们的敌人早已不复存在，有的只是竞争对手，大家都在玩同一个游戏，是的，这的确是游戏。你也许会在凤凰卫视的现场直播里看到一个被不断放大的镜头，一百个青铜汉子，从古籍般幽暗的老祠堂里抬出了一条条漫长的龙舟，乌黑，如同枯木，那深厚的历史文脉是否还能说出这里一个个古老家族的来路？是的，这就是九龙人的祖先划过的龙船，也是九龙特有的龙船，不过，哪怕再独特，这原本也不过是一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水上游戏工具，但九龙的汉子们抬着它，却没有一点游戏的味道，他们虔诚地、神圣地抬着它，就像抬着祖先的灵魂，一路上大声叫喊着，走向大海。这时候你可以嗅到九龙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来自大海的强烈气味，而这条龙船仿佛就是他们和历史保持的最后的联系。大海仿佛已等了他们很久了。一条龙船下水，突然变成了占据整个画面的大特写，顷刻间，大海便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浪花连同一个个倒着过的日子，倾泻在一百个青铜汉子身上，水花四溅，壮怀激烈，让我看得惊心动魄……
对于九龙，有些东西我不想掩饰。这里不只有香港中环那样的大街和摩天大楼，还有像盲肠一样的老街和小巷，灰暗，狭窄，拥挤不堪，这些，我都觉得没必要掩饰。九龙似乎也没有谁去千方百计地掩饰，去给它们穿衣戴帽，以廉价的方式把它们打扮一新。
我到九龙时，正赶上香港“全城迎东亚运”活动在尖沙咀九龙公园举行，但我并未感觉到内地那种每逢大的会庆就会出现的那种紧张气氛，没有如临大敌，没有戒备森严，更没有出现卖菜刀也要实名制。我很轻松地就走进了九龙公园，很多游人和我一样在这免费的、也没有人把守大门的公园里闲逛，很多的老人也在这里闲坐或遛弯儿，一如平日的光景，乞丐、流浪汉也依然在这里酣眠，没见警察和城管人员来驱赶他们，尽管他们躺在那里就像一堆堆垃圾。我在那里差不多逛了一个下午，随心所欲地用我的数码照相机拍照，甚至到活动的主会场也拍了几张照片，也没有人来阻拦我，连盘问一下的人都没有。
香港很小，九龙也很小，但九龙公园比我见到的许多内地公园更宽广，我相信这不是我的错觉。这里树很大，鸟儿很多，我看到了一根以鸟为图腾的木雕柱，我凝神望了许久，我的目光无疑是憧憬的。
然而，一走出九龙公园，走到人口稠密而街道狭窄的旧城区，我又情不自禁地发问，香港人的生活难道真的那么值得我们憧憬吗？
我一直怀疑，港人的幸福指数是否真的有我们羡慕的那样高？这是只有走到了这里、只有在现场才会产生的疑问。
我有不少香港朋友，他们至少是中产阶级，但走进他们家里，对比我在内地的家，我立刻感觉自己阔了起来。至少是从房间的面积比，我比他们阔多了。香港是一个生育自由的地方，大多是多子女的家庭，而一家六七口人，哪怕是中产阶级家庭，也只能住在五六十平米的房子里，螺蛳壳里做道场，吃和住都在这样逼仄的空间里发生。房间很多，但很小，小到刚能放下一张床，刚刚能够让一个身体躺下。被子折叠得像在太阳下晒干了水分的豆腐干。小饭桌上，精致的青花瓷碗，闪着光，细致的光斑。露台上，洗涤的被褥已经晒干，阳光的气味还很强烈。一个带露台的房子，哪怕如此狭窄，也在千万以上，这在香港也是奢侈的，它承载着香港中产阶级的生活。
如果他们用同样的价格，可以在近在咫尺的深圳或东莞买到一套豪宅，甚至是一套带私家花园的别墅。价格和价值显得非常吊诡。一套同样的房子，在罗湖口岸那边的香港，可以卖到两千万，一过罗湖口岸，在深圳，就只能卖五百万了。而在深圳关外，在以半小时为半径的城市圈里，这个价格大约在一百万左右。我现在居住的东莞樟木头，人称小香港，这里离深圳罗湖口岸仅有十九分钟车程，开发出了一百多个面向港人的花园楼盘，一度引起港人的疯狂抢购，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环境，简直太便宜了，他们不是来这里买房子，而是买白菜萝卜。—看了香港的房子，再看樟木头的花园楼盘，我敢说，樟城的每一个花园楼盘搬到香港都是高档住宅区，都是豪宅。
但随着人类活动半径的扩大和珠三角不可逆转的的同城化，这种非常吊诡的价格和价值的巨大落差还能维持多久？对经济学，我是个门外汉。我只能凭我的真实感觉做出我的感性判断，人民币的升值是必然的，不说房子，就说一个一模一样的萝卜，在香港可以卖到五元人民币，在内地连五角钱都不值了。人民币实在太值钱了，不升值简直不符合生活逻辑。所以我断言，中国的房价上涨是抑制不住的，物价上涨也是抑制不住的，工资上涨也是抑制不住的。这是同世界接轨的大势所趋。如果能削平中国和世界的价格和价值的巨大落差，简单说，如果内地人现在住着的房子和香港卖到一样的价格，中国至少有一半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换句话说，排除价格的因素，从住房和物质生活的实际水平看，内地人在内地的生活和香港人在香港的生活，基本上在同一水平线上，绝对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悬殊。香港中产阶级的房子，还不如内地中等收入家庭的房子。那些居住在贫民窟里的港人，换在内地也一样要吃低保，住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可奇怪的是，这些住在贫民窟和廉租房里的香港穷人，一出罗湖口岸，立刻就可以气宇轩昂地买上一套带私家花园的洋房，比香港价值两千万的房子还要好。很多在香港领养老金的退休蓝领工人，可以在内地雇佣人，在内地享受着养尊处优的富翁生活。港人在内地和他们的二奶生下了多少孩子，不知是否有人统计过，又是否进了中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或许又是我多余的追问。
尽管樟木头等地的房子是如此价廉物美，离香港又是如此近在咫尺，但还是很少有香港人真的愿意搬到这里来，哪怕是住在贫民窟里的香港人，他们的大多数时间还是住在香港、九龙的贫民窟里。我在樟木头的邻居几乎全都是香港人，我住的这个花园有一句经典的广告词：××花园，香港人的家。这个花园原本是不对内地人发售的，只因为近年来香港遭遇金融危机，有的港人急需资金，急于套现，才对我们这些内地人网开一面。但我住在自己家里，也能感觉到香港人看我们这些内地人的眼光有些异样。虽说现在内地已经不乏富翁，尤其是在沿海发达地区到处都是大亨，但在很多港人眼里，内地人依然是穷人。实在说，这也让我对有些港人看不顺眼。毋庸置疑，港人身上也有很多毛病。在他们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内地人时，他们有时候也很被内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瞧不起，这里面有他们对金钱的迷醉、爱打小算盘以及他们过于自恋的优越感。他们需要保持某种优越感。他们可能是在某种幻觉中保持着这种优越感。但我又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他们，当我在香港看到了他们住的房子，看到他们置身于如此狭小的生活空间，却很少有蜗居的感觉，还有那样宽广的精神自由—这似乎不仅仅是一套大房子就能给他们带来的。或许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构成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心理空间显然要比我们大。
以城市的现代化而言，深圳似乎已经超过了香港。在深圳，你绝对看不到这些狭窄的街道、老旧的房子、贫民窟。但在香港，尤其是九龙这些人口稠密的街区，只要你往城市深处一走，随时都会看见。尽管你不愿看到，他们却可以容忍它们存在。如果换在内地，可能早已拆迁重建了，但在这里，却看不到丝毫动静，也看不见那些写在老墙上的一个个“拆”字。这里很少看到内地那些遍地开花的建筑工地和满世界架着的脚手架，也很少看见碎砖烂石乱飞的拆迁场面。拆迁民居，对港府来说是一件非常难也非常谨慎的事情。但我还是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担心，或许是预感，这房子不会倒掉吧？
我的预感竟然很快应验了。2010年初，农历腊月十五，离春节只有半个月了，这天下午一点左右，在香港九龙地区马头围道老旧居民楼，一座六层高的旧楼突然整个儿倒塌了。一个现场目击者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被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画面有些模糊，但播音员的解说非常清晰，整个现场，和地震差不多，事发时听到一声巨响，整栋房子瞬间倒塌，漫天尘土铺天盖地般飞扬，很多居民大声叫喊争相逃命，头发沾满尘土。据那位现场目击者称，在旧楼还未倒塌前，先就有大量沙尘飞出，随即便有一名女子在大楼窗口大叫。
旧楼倒塌后，大量瓦砾覆盖了行人路。随后，便有消防人员赶到到场救援。这次事件最终造成三人死亡，两人受伤，还至少有两人失踪。事发之后，香港特区政府社会福利署和民政事务总署迅速成立了跨部门中心处理塌楼事件，并开放两个社区中心，让无家可归的居民暂时安顿下来，并对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心理及财政援助。
应该说，香港既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城市，也是一个相当尊重民意和公民权利尤其私有财产的城市。然而，这两者之间，似乎暗藏了一把双刃剑。事发后，有人反思，也有人追问，就在一周前，香港政府针对旧城区和楼龄在五十年以上的老旧房屋推出强制验楼和验窗计划，但旧楼强制验楼计划未能执行。据香港屋宇署资料显示，该署早在这幢旧楼倒塌的六年前就来检查过，随后发出了修葺令，业主当时已按要求完成有关维修工程。今年初，屋宇署再此检验了这幢旧楼，发现又有需修葺的地方，并于2010年1月13日也就是这幢楼房倒塌的二十多天前再次发出维修令，要求业主最迟于2010年7月完成维修外墙及公用地方的破损和剥落的混凝土。结果，还没等到最后的时限，这楼就在制度的空隙里倒塌了。
一座旧楼的倒塌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除了九龙，在香港各地还有很多这样的旧楼，据港府有关部门调查统计，仅九龙红磡地区就有两千多幢楼龄较高的旧楼，这些旧楼的单位，在维修时已发现墙身松散。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痛定思痛，责令其下属的屋宇署将对全港楼龄五十年以上的同类结构建筑进行全面检查，以保障住客及公众安全。
这一事件发生时，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和复杂的滋味。不知不觉，我就爬上了樟木头的观音山，这里有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玄武岩观音雕像，也是香港人虔诚地朝拜和信仰的。在此，我为他们虔诚地祈福，也让自己的心情渐渐归于宁静。许久，我都下意识地望着香港九龙那个方向，长久地凝望着那一方天空。
天上那些云纹图案，仿佛产生于我的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