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在起步之初有时候就这么脆弱，他可以沉默着写，但他扛不住写作之外的世界对他报以更大的沉默。如果他的第一拳就打到棉花乃至空气上，他通常怀疑的不是棉花和空气，而是自己的手。
一定有人说，文学是长跑，好书经得起一读再读，今天不读明天读了，今年不读明年读了，照样能看出好来。一点儿都没错，所以好文学应该写在纸上而不是水里。只是我担心，等哪天你看出某前新人的好来时，他已经用打到棉花和空气上的“原罪之手”改握了锤子，成了资深的铁匠—除了铁锤和火钳，这世上再没有什么东西更适合这只手了，包括一支笔。
一定也有人会说，文学是长跑，成大事者，必要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区区的两年沉默都扛不住，说明他不配干这个活儿。逻辑也成立。这逻辑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职业，不论人种。可是，有多少人能严格按照“理论”和“逻辑”过日子？
不过话说回来，靠赶着消失来要挟别人读，的确也不像是发现天才和大师的好路子，倒像个促销的噱头。鼓励是必要的，但一着急也可能变味儿。新人往往管不住自己，出版人沉稳了，他可能会比你还淡定；出版人上火了，他就有可能比你还猴急，心定不下来，浮躁得只想往天上飞。我把这事说给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老兄听，他用比阿根廷人慢得多的语调回答我：
“慢慢来，作家的成长要悠着点儿；只有打了鸡血的疯子，没有打了鸡血的大师。”
也很在理。
“那么你呢？”他用的完全是问前文学新人的口气问我，“实话实说。”
我纠正他，现在我依然是文学新人。如果是我的书，做三五百本来蒸发，我很乐意，如此具有严肃的游戏精神的创意，不试一下可惜了，没准还能撞上几个伯乐；你还能眼看着它变成无字天书，如同另一种虚构，必定是别一样的体验。但是你要让我把所有的书都弄成这样，假以时日让它们变回白纸，那感觉可能会很像刚写完的小说没赶上存盘，生生被切了电源，再打开时，电脑和我脑都一片凶险的空白，那就杯具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希望更多的人看见我的文字；但同时我也更希望，每次打开自己的书，所有的文字都在。
—文字整整齐齐地排列在那里，沉实，坚定，它们给我的信心和内心的安妥，胜过最终化为空无的著作等身，以及所有的荣誉。
文学是另外一种方程式
前些时候有股风潮，对当代文学进行重估，一派“唱衰”，一派“唱盛”，都吵到了报纸的娱乐版上。文学在边缘了多年以后，又回光返照地热闹一回，让很多人感怀不已。现在尘埃落定，都喊累了，我回头去想当初看过的一系列文章和报道，好像除了“衰”和“盛”这非此即彼的宏大结论，并没有回忆起更多的。法官很多，嗓门很大，都以文学最高人民法院的终审架势落下了小槌子。但是，激动人心的裁判被从娱乐版面上撤出来后，当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今年的文学和去年的、前年的、大前年的，没有任何的不一样。作为一个从业七年的编辑，我依然觉得干的是过去任何一个年份里的活儿，只是今年又重复地把它做了第七遍。盛衰之争，争完了就完了，没看见文学有什么反应，起码没有在文学内部引起真诚、持久、深入的反思。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是希望能从盛衰之间看出点什么来的。比如，如何之“盛”，如何之“衰”；比如，如果“衰”，那我们该如何奔赴通往“盛”的大道上。我没看到。和很多热心观众一样，在无数轰轰烈烈的大事情里，我们又一次成了打酱油的。
有半年时间，我在微博上游荡，打开电脑就要见缝插针地上去看一眼。我“关注”了很多文学中人，各种消息就马不停蹄地从四面八方赶过来。刚开始挺激动，满大街都是码字的，吾道不孤啊。看多了觉得不对，形势全都一片大好，每个人表扬和自我表扬起来都不管不顾，“大师”、“杰作”、“空前绝后”、“第一人”、“最啥啥”，慷慨激昂。尤其到了年终，各种排行榜热乎乎出炉，牛鬼蛇神都前排就座。其中不乏被我退过的稿子，至于该稿质量，此话题适合私下谈；但现在，它是“年度最佳”。如此豪华的赞誉，让我产生了大词的眩晕。我认真学习了这些报喜信和表扬稿，发现有个共同点，即，多提供结论，少附加理由。满眼的杰作和大师，就是没人告诉你他们究竟伟大在哪里。是因为微博的一百四十个字盛不下其伟大的理由，还是因为他们登上神坛理所当然，任何解释都属多余？
当然也有差的，那多半就是“年度最臭狗屎”；或者对某一作品不满，必定殃及作者，开始质疑此人江湖上的虚名，然后一堆转载和评论，大家齐心掘他的祖坟。此类批评多施与他人，罕见自我批评。
“盛衰之争”的战神们很专业，微博上盖棺论定的大仙很民间，庙堂之高和江湖之远，都习惯了奔着结果去谈文学，上来就得给文学盖戳，姿态昂扬，修辞壮观，可我们还是找不到一条可行的路，一点点一步步实实在在地把文学弄好和弄得更好。你要不深入其中，你真会以为我们的文学长势喜人，相当热闹；真应了那句话：中国之大，十三亿人，自己跟自己玩也足以自得其乐。
—可是，文学面对的终究不只是十三亿人。关起门来，那些宏大的断语糊弄一下自己也许还好使，用它们来出口，可能有麻烦。我知道很多人对中国文学充满信心，理由至少有两个：一，大国崛起，全世界都不得不转过脸来看中国，鸡犬跟着升上天，文学在世界上也必将越来越有话份儿；其二，中国的变化翻天覆地，我们生活在荒诞的翻滚过山车上，有取之不尽的原材料—中国的作家有福了。
两个理由都正当。前者可以参看近几年中国文学的翻译输出。去年几家英国出版社来中国，物色合适的作家作品去翻译出版。在此之前他们大多一本中国文学都没出过，但现在，他们说，谁也没法忽略中国。后一个理由，欧洲的作家证实了这一点。前年在爱荷华大学参加国际写作计划，几个欧洲作家向我表示羡慕：中国作家都没必要虚构，在生活身上随便裁一截就是好故事，哪像他们，欧洲成熟饱和的中产阶级社会，生活多少年不变，世界相当于静止不动，找个好故事得把脑袋想大好几圈。不能说他们没道理，尽管更多的中国作家宁愿过上找个好故事也得把头想大的日子。
现在的问题是，有了这两个理由，中国文学的“世界”之路就康庄了？我看未必。
某日与国外某版权代理人聊文学，向他推荐两个国内挺有名的作家，他拒绝代理。这两人的小说他都看过。一个他觉得其作品中的人物缺少尊严，他不能忍受一个作家无视和剥夺人物的尊严。即使一个人被踩到了生活的最底下，即使他糜烂、十恶不赦，卑微者也应该有卑微者的尊严，恶棍也应该有恶棍的尊严；作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以艺术的方式为活着和死去的人找到必要的尊严。另一个作家他觉得其作品的底色“不洁”。这不洁源于作家对人物的冷漠和对龌龊的把玩。该代理不是个道德论者，也没有精神洁癖。他声称自己只是个生意人，但希望代理的作家内心足够宽阔、博大和深厚，起码在写作的时候是这样；因为作家内心和格局的大小直接决定他能赚多少钱。他可以代理一个恶棍作家，但不会代理一个恶的作品，那东西拿出去没人要看。所谓的“恶的作品”，我们知道指的是什么。
也许把这个问题置换成影视更能说明问题。前些天网上热议某国内大片。实话实说，在“妓女代女学生赴死”这一情节被强调出来之前，我也没往心里去。但我得承认，这种质疑成立，你也无法用“事实如此”来为自己开脱，这不是纪录片。我们还得承认，之所以在之前没能及时意识到，因为这种生命的等级观念深入我们的骨髓，是集体无意识，一不留心它就跳出来。但你不能因为它是集体无意识，就疏于防范和检点：它是我们灵魂里的盲点和小；而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在从事与灵魂有关的事业，你推脱不掉。其后我看了同期的另外两部电影，对此会心尤甚：的确存在更“正确”、更好的电影。这两部电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战马》和伊朗的小成本制作《西敏与奈德：一次别离》。
至于中国多故事，别人不羡慕我们自己也清楚。有识之士一直怒其不争，我们的发展风驰电掣，我们的变化沧海桑田，我们的时代波澜壮阔，我们的故事无边无际，我们的作家哪里去了？我不负责任地回答一下：我们的作家写故事去了。
就是因为故事太多，作家被坑了。故事的丰足惯坏了我们。小说要故事，故事俯拾皆是、唾手可得，不为故事发愁，慢慢地让我们也懒得为小说发愁，惯性演变成习焉不察的本能，由此我断定，大多数作家的小说观事实上已经简化成：小说就是故事—找到一个好故事，就等于写出了一个好小说。所以，我们看到大多数作家都在追着故事写，忘了小说不仅仅是故事，而是故事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但故事的好坏、离奇与否还是成了很多作家判断小说的标准。所以，关于小说，我们往往张嘴就是故事的时间跨度、人物的数量、情节的起伏、性格的复杂程度等这些外在的指标，反倒把更深重的问题忽略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它跟我有关系吗？
编辑多年，读了无数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的小说。从第一页开始，我就知道这小说跟作者没关系，无关他的焦虑、疼痛和疑难，人物在他的身体之外活，也在他的身体之外死。萨拉马戈说：每一个小说都要解决我的一个问题。而我们的故事铺天盖地，我们来不及有问题。
基于此，我倒希望看到这样一幅文学的图景：大神们放下质检的槌子和印章，多解决问题，少谈些主义；大仙们兜住板砖和口水，忠直诚恳，说清楚你为什么喜欢了，为什么又不喜欢了；而作家，最好回到内心去，把门打开到最大，查问出自己。标题看上去的确很热闹，但繁荣不了文学。文学是另外一种方程式，重要的是求解的过程，而不是算出结果。
世界和平与葫芦丝
汉字很奇怪，你问天下是否太平时，我觉得这问题与我息息相关；你若问世界是否和平，我觉得它离我很远；好像天下比世界小，好像天下围在你身边而世界必定远隔重洋。基于对汉字的偏狭理解和日常生活中的错觉，在谈论我们的生活是否面临动荡和威胁时，我会给出两个不同的答案：天下太平，因为我的生活目前比较安稳；而千里万里之外的世界，和平正在经受考验，反动和杀戮每天进行。谈论后者，我常常觉得“世界”在另外一个世界，我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得知，那里打起来了，那里也打起来了，那里还要继续打下去；作为“和平”对立面的“打”字，于我大多时候只是一条讯息，看完就完了。对很多人来说，现世安稳，每天在日常生活的忙碌里奔波，别人的战争与和平其实就会变得很抽象；死亡抽象，伤痛抽象，数字和毁灭也抽象，因为我们无暇他顾，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因为我们没有切肤之痛。说句“政治”十分不正确的大实话，如果不看新闻，这两年忙起来我都想不起“世界和平”这回事。
但是这两年，我祖父总把“世界和平”挂在嘴上，动辄跟我谈国际形势，提醒我哪里“不安全”，哪里又“紧张”了。祖父久居乡野，此生去过最远的地方是省城南京，离家一千里地。那时候他还年轻，是个教书先生，长江大桥尚未建成，他坐轮渡登上六朝金粉之地。现在祖父年逾九十，活动范围以家为中心，方圆五公里以内，到镇为止，因为没什么事需要到比镇上更远的地方去办。祖父每天看电视新闻，世界上哪个角落稍有风吹草动，他就知道。因为我在北京，他连北京的天气状况也能报得出来。
这几年出国比较多，出门前我会跟祖父告个别。他就在电话里说，最近中美关系紧张，一定要去吗？前天又有恐怖分子劫机，飞机能不能不坐？欧洲经济危机很严重，社会不太稳定，晚上别一个人往外跑。叙利亚又打了，会不会影响你去的国家？如此等等。我就宽慰祖父，我只往安全的地方跑，去谈文学，又不是打仗。祖父说，今天这里枪响了，明天那里冒烟了，哪还有能睡得着觉的地方。
世道如此，还能怎么办？我劝不了。
祖父叹口气，这世界是乱了。
祖父教书之前被抓过壮丁，让他拿枪去杀人。那时候国共内战，日本鬼子也骑着高头大马在我家乡乱转，因为认得几个字，祖父被委以一个小头头的职务。可他杀鸡都下不了手，哪是拿枪的人，扔了家伙跑庄稼地里躲起来了，天黑前不敢从高粱秸捆里露出头。这事后来成了祖父的罪证之一，“文革”时被戴上白纸糊的高帽子游街。批斗和游街也是祖父不能承受之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轰轰烈烈的事他都扛不住，一头从二楼上扎下来。还好命没丢掉。此后他被从学校里揪出来，成了猪倌，每天和几十头猪打交道。
七十岁以后，祖父很少再提过去，他开始关注“世界”。孙子辈的已经开始在外面跑，出门念大学，工作，在不同的城市成家立业，出国；他希望能为我们这一代人想象出一个安稳、宁和的环境—只能是想象，因为世界每天动荡，就没有消停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也使不上劲儿。尽管他不提过去，但过去肯定一直都在，那个时间里有他对“和平”最切身的体认。也因为这个体认，他会本能地将风吹草动的当下“世界”与他的过去迅速建立起联系，世界于祖父而言比我近得多，就在眼前，任何有悖人道、涉嫌恐惧与杀戮之事都让他警醒和惊惧。他都要在出门前提醒我。
若干年前，父亲跟我说，祖父的二胡拉得很好。我很震惊，长这么大我从没见过祖父碰过二胡，一次都没有。我问祖父，祖父说，忘了，不会拉了。一晃又多年，祖父依然不碰二胡。不知何故。
有一天和朋友聊天，如果从战场归来，你最想干的一个职业是什么？我把自己硬塞进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里。仔细想了，还是想不出。回家时坐车横穿北京，看见车窗外一个卖葫芦丝的男人在路边走，脖子和肩膀上挂满自制的葫芦丝、笛子和箫。他走得缓慢，低头吹着《月光下的凤尾竹》。那男人的形象低调谦卑，而曲音欣悦祥和，给我一种劫后澄明之感。人和曲子突然让我与“世界”有了联系，似乎想象里的视野也开阔到了地球的另一边，“和平”一词有了确切的含义。有答案了，我给朋友发了条短信：
游走街巷，卖葫芦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