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月15日，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一篇题为《美国加紧同越南的军事联系》的报道，指出：“克林顿政府在未作任何公开宣布的情况下已采取了一些虽小但非常重要的步骤来同越南建立军事联系。”文章还预言美国海军将在近期内可能对越南港口进行访问。这位记者的预言很快得到了证实。1997年6月，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访问了越南，美越在军事层面上有了接触。这对两个打了14年仗，又长期处于对立状态下的国家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深层次的含义。《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还指出：“华盛顿同河内不仅正在建立这种新的军事关系，它们还在其他政策领域建立联系。”这篇报道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美国政府“发展同越南的关系的举动”不仅是要“同越南建立美国同其他国家保持的那种正常的、日常的关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且“受到了更大的地理政治力量的推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华盛顿对中国的力量和意图的提防。”如果联想到美国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由中立到偏袒越南，那位记者的结论就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那位美国记者的观点并不是孤立的。一位日本记者也看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认为“美越关系日趋紧密对于对东盟影响力增强的中国而言，将是一种牵制”。
美国与越南接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同越南的经济联系。1999年7月，美越经过3年的谈判，终于达成了一项贸易协定。该协定将对诸如双边贸易、投资、减免关税和知识产权等领域起指导作用，并且为越南加入世贸组织铺平道路。美国副贸易代表理查德·费希尔事后说，执行该协定将成为两国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将是我们从敌对关系向贸易伙伴关系转化的最后篇章。这一协定将有助于越南经济的改革和现代化。”不过，美越贸易关系发展得并不顺利，美国认为主要障碍是越南共产党还没有放弃原有的意识形态。美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在越南掌权，指望“一些老共产党员退休，更年轻而开明的领导人取而代之”。
尽管美国决策对发展美越贸易关系还存有许多疑虑，但从美国自身经济利益和“演变”越南的战略目标出发，以及全球战略的需要，美国还是加快了发展对越贸易关系的步伐。2000年7月13日，美越正式签署了早已达成的贸易协议。此举为实现两国正常贸易关系，以及推动越南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促进越南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扫清了道路。
从对越政策与对华政策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年美国对苏政策的某种身影，即对社会主义国家分而治之，联合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同时还有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华政策的身影，即促使其更快地融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社会中来。
三、对古政策
1959年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国曾策划古巴流亡分子推翻卡斯特罗政府，但遭失败。美国声称它“反对的不是古巴革命，而是卡斯特罗使它倒向了共产党这一事实”。1961年古巴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美国更是把卡斯特罗政府视为心腹之患，采取了在拉美全面孤立和遏制古巴影响的政策。从艾森豪威尔直到克林顿，历任总统都对古巴采取施压、封锁、孤立的政策。美国之所以对这个仅有1000多万人口的加勒比岛国如此大动干戈，并不在于古巴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而是在于某种象征意义，就像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共产主义50年代末在古巴的胜利”，“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共产党终于在西半球站住了脚，扎下了根。这个地区的举足轻重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挑战面前无能为力，这一点无可否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表明，苏联支持的政权可以在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鼻子底下建立，并以此为出发点，把共产主义革命火焰燃遍整个拉丁美洲。”美国冷战期间的对古政策，完全被纳入了美苏冷战的框架内，反共主义意识形态成了美国对古政策的主要动因。
不过，在冷战期间，由于苏联的存在，美国对古巴也真是无可奈何。古巴革命胜利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就力图在外交上孤立古巴，宣布美国与古巴断交，策动其他拉美国家对古巴进行“集体干涉”。同时对古巴实行禁运，停止一切援助，还唆使古巴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颠覆活动，甚至直接派遣美国飞机轰炸古巴城乡。肯尼迪政府上台伊始，就对古巴进行武装侵略，失败后又对古巴实行除药品和某些食品之外的全面贸易禁运。美国的对古政策促使古巴进一步向苏联靠拢。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美国公开表示不再入侵古巴，古巴的存在有了一定的保障。但是，在美国的眼中，古巴是个重要“威胁”，反古政策并未改变。约翰逊政府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古巴地封锁，禁止向古巴销售药品和食物，还派飞机轰炸古巴的工厂，破坏古巴的工业生产，此外还强迫其他拉美国家“集体制裁”古巴，中断与古巴的一切外交和贸易往来。到了卡特政府时期，美国对古政策一度有所缓和。里根政府上台后，对古政策又转为强硬，不仅实行严厉的贸易禁运，还派飞机入侵古巴领空。1985年5月，美国新闻署特设了“马蒂电台”，进行反对古巴革命、反对卡斯特罗的宣传。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古巴的心理战。美国学者琼·艾丽斯顿认为：作为曾进行过的最大国际劝服运动之一，对古巴革命政府的心理战在过去的岁月中采用了各种各样的形式。美国用来努力影响古巴内外公众舆论的方法包括：攻击卡斯特罗集团为一伙恐怖分子，造谣运动，贴标语，编报纸、书籍、喜剧，制新闻短片，撒传单，利用广播、电视，从飞机、飞艇、轮船、潜水艇、隐蔽的海岛和美国大陆上进行播音。艾丽斯顿还将美国的对古宣传分成三种色调：“白色”宣传就是对特定目标听众进行公开的呼吁，美国新闻署的播音就是一例；“灰色”宣传则是散布那些宣传者所偏爱的信息，不过是以某种其他载体的名义发出，中央情报局的古巴流亡者前线集团就撒播这种类型的心理战材料；“黑色”宣传是最具欺骗性的一种，它以宣传者的敌人的名义发出信息。可见，冷战期间美国在古巴身上还真是花了不少功夫。
直到苏联解体前，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古巴都被说成是“苏联扩张主义政策的威胁”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共产党集团的滩头堡”。不过，到了80年代末，美国对古巴的威胁感已大为减弱。因为“卡斯特罗照搬斯大林的中央计划经济”导致了“古巴的经济灾难”，使古巴成为“拉丁美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这“加重了人们对共产主义的失望情绪”。
冷战结束初期，由于苏联东欧的剧变使美国产生了古巴也会很快完蛋的错觉，所以美国仍坚持对古巴的强硬政策，试图达到“以压促变”的目的。布什政府公开宣称，美国政府的目标就是结束卡斯特罗政权。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攻势，美国设立了“马蒂电视台”。此外还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封锁，1992年10月，布什总统批准了《1992年古巴民主法案》（又称《托里切利法案》）。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继续奉行“以压促变”的方针，同时支持、鼓励古巴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从事非法活动，破坏社会秩序，企图使古巴“民主化”。
不过，毕竟冷战结束使古巴使去了苏联这个强大靠山，“古巴发现它自己已成为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社会主义孤岛”。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也开始改变对古巴的看法。尼克松认为：古巴已“不对国际和平构成现实的威胁”，即使“古巴的经济得到改善……也不大可能再在西半球构成严重的颠覆威胁”。虽然“与越南不同，卡斯特罗现在还在说共产主义世界革命的空话”，但是“他奉行的斯大林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摧毁了古巴的经济，现在他又失去了前苏联的靠山，已经不再有能力构成对外威胁。”因此，美国对古巴应该像对越南那样，对之“敞开大门”，而不是“关闭大门”。尼克松主张，应该放弃对古巴的经济禁运政策，代之以“开通贸易、投资和经济往来的渠道”的政策。禁运政策的出发点是加剧古巴的经济困难，使卡斯特罗蒙受巨大压力，“这是尽早结束残暴的、毁灭性的卡斯特罗政权的最好办法”，但是，“现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在卡斯特罗统治35年之后，强硬路线不能把他赶下台”。所以美国应该正视现实，“将政策的重点从破坏古巴政府转移到帮助古巴人民”。他还认为：“在中国有效的作法，在古巴最有可能起作用。”
在现实的美国对古政策中，与对越政策相比，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比较重视古巴问题。尽管美国认为古巴已不再是“威胁”，但是由于古巴毕竟是在美国的后院，所以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棋盘中，其地位比较重要。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专门提到古巴。如1994年的报告中提出：“古巴民主法案仍然是我们对古巴的基础，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和平途径为古巴人民建立民主统治。”在1997年公布的《面向新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提到：“西半球在安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已取得重大进步。除古巴外所有国家都已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着将一个稳定而繁荣的西半球带进21世纪的巨大机遇。”在1998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再次用了“西半球除古巴外所有国家都是民主国家”这一说法。
二是由于古巴领导人仍然在说“世界革命的空话”，所以在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里，美国对古还是以孤立、打击、遏制为主，将之列为“无赖国家”之列。美国“在1992-1996年两度加强了对古巴的封锁，一直想推翻卡斯特罗政权，迫使古巴实行民主化改革”。法新社一位记者于1996年指出：“美国政府是惟一30年来对古巴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实行禁运的政府”。特别是1996年古巴空军击落迈阿密古巴流亡分子的两架飞机后，美国国会于3月16日通过了《赫尔姆斯—伯顿法》，加强了自古巴革命胜利后对古实行的经济封锁，给古巴经济造成高达600多亿美元的损失，并使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不过，对美国的对古政策，美国国内一直存在争论。曾在美国驻哈瓦纳大使馆任过职的拉美问题专家威尼·史密斯（WayneS.Smith）在1996年3-4月号《外交》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巴的长期改革》的文章，提出美国不应对古巴实行打压、封锁政策，而应实行接触政策。他认为：“在古巴，外国的刺刀是绝对不需要的；共产主义只是一个民众性的民族主义运动头顶上装饰物。”虽然卡斯特罗曾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将来的潮流”，“但他现在除了使古巴重新与他从未参与的国际社会结合起来外，别无其他选择。”史密斯还将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与二战后的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做了对比，认为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尤其是在重塑古巴经济方面。古巴正大规模扩展旅游业，以发挥古巴美丽而价廉的海滩的优势。到1995年，古巴已吸引了大约80万旅游者，而1985年时仅有几千人到古巴来旅游。这是古巴经济改革和开放的象征。史密斯进一步认为，经济改革会导致这样一个后果：“越多的古巴公民卷入了私有因素，对代议制政府的需求也就越大。”面对这种趋势，卡斯特罗肯定要吸取苏联东欧的教训，同时学习中国改革的经验，走渐进的改革路线。这样一来，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和打压就不会起作用，因为古巴可能发展同欧洲、美洲其他国家的关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美国继续实行封锁古巴的政策只会使美国自己遭受损失。史密斯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古巴已经开始进行经济改革，而这种改革会促使古巴走向民主，美国应采取接触政策，以促进这个进程；第二，不与古巴接触，会使美国遭受损失，因为古巴的市场会被其他发达国家占领。
与史密斯的主张相呼应，美国众议院西半球分委员会主席帕米拉·法尔克（PamelaS.Falk）也在同一期《外交》上发表文章，主张美国应该停止对古巴的禁运，认为“古巴在过去的两年中已逐渐地开放经济，允许出售一些国有企业，取消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对古巴继续实行禁运，只能是使美国纳税人损失美元和时间。这是完全从美国经济利益角度来提出美国的对古政策主张。
当然，在美国也有不同的主张。美洲协会副主席、拉美问题专家苏姗·波西尔（SusanKaufmanPurcell）也在《外交》上发表文章，反对史密斯的接触政策主张。波西尔认为：“卡斯特罗只是进行了有限的经济改革，并且他的政权，而不是古巴人民，将从美国放松限制中成为最大的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