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时间好像一条大河，把轻飘的、吹涨的东西顺流浮到我们手里，沉重的、结实的东西全部沉下去了。——弗兰西斯·培根［英国］
乡味儿
乡味儿之于我，就像一坛陈年老酒，不需大口喝，闻着就要醉了。
“老乡遇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乡味儿的暗涌，是我们感动莫名的暖流。“他乡遇故知”和“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一起被人们誉为人生四大幸事。人在他乡，对乡味儿的渴盼是浓郁的。时光荏苒，我至今难忘十三年前的那个冬天，在北京漂泊的我，有一天，就在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就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我竟然遇到了老乡。没有来由的，我们呼喊着彼此的名字，紧紧地握手，热情地拥抱。在我的记忆中，是那个惊喜的拥抱，温暖了我在异乡的整个冬天。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是乡味儿的积淀，是我们今生不灭的印记。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穿越时空的语句，是在外游子心底的丝线，遥系着乡味儿的内核。拂去岁月的尘埃，我又记起了刻骨铭心的一幕。那是一个春节，我多年在外打工的堂兄回家过年。正月初一的早上，我们按惯例去给老族长拜年。堂兄也许是在外呆得太久了，和老族长说话时，没说家乡话。中午吃饭时，老族长再也无法容忍，夺过那个堂兄的饭碗，瞪着一双老眼说：“再这样说话，我就把你赶出家门”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了老族长的愤怒，理解了老族长颤抖的心。他其实是在痛心，什么都可以变，乡音乡味儿怎能丢？
“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将至，乡味儿对于在外打拼的人们，对于留守在家的人们，对于在城市的孤岛中挣扎的人们，就像一罐喷香的心灵鸡汤，可以滋补疲惫的身心，可以抵御袭人的寒冷。在万家团圆的时刻，如若不能相聚，那就打个电话，听听乡音，品品乡味儿吧。在浓得化不开的乡味儿中，这个春节不会冷。
（2007年2月14日《齐鲁晚报》）
心中那盆不灭的炭火
小时候，常常听大人们说：“过年的火，十五的灯。”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过年烧一盆炭火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每到除夕，吃过年夜饭，父亲总要把炭火烧得旺旺的。那时，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春节联欢晚会；没有扑克、麻将，可以打发漫漫长夜；没有五彩斑斓的烟花，让大年夜绚丽多彩。一家人就那样团团围坐在蹿着火苗的火盆边，喝着茶，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品尝着平时吃不到的水果，聊聊家长里短，尽情地享受过年的欢乐。
不知为什么，那除了放鞭炮，再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的除夕夜，我们竟没有感觉到丝毫的枯燥和寂寞；除了鞭炮声，就是一片漆黑的除夕夜，我们竟感到过年的时刻是那么神圣而温馨。一家人就那样守岁，守护一年的运气和财气，守望来年的平安和幸福，祈祷着来年的日子红红火火。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办公室里装上了空调，家里买了取暖器。除夕夜，若看烦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打打麻将、摔摔扑克，也可以出去放一通艳丽的烟花。
随着时间推移，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烤炭火的除夕夜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每年的除夕，我的心中始终有一盆不灭的炭火在燃烧，那红红的、轻轻跳跃的火苗驱走了刺骨的寒冷，照亮了前行的路途……
（2006年1月25日《大河报》）
照亮童年的纸灯笼
元宵节快到了，妻子说，我们该去给女儿买灯笼了。这时，我才想起，三年多来，我们都没给女儿买新灯笼了。
这几年，女儿年年元宵节玩的都还是三年前给她买的那个用电池的“鱼”形塑料灯笼。几年过去了，那个用电池的塑料灯笼摔不坏，烧不了。每年元宵节，女儿拿出来玩一会儿，就不太想玩了，不像我们小时候爱不释手。因此，那个塑料灯笼看起来居然还像新的，女儿也没有想要新灯笼的意思。
走在街头，商店门口挂起了各式灯笼。看着这些大多用塑料做成、靠电池发光的灯笼，我没有感到节日的欣喜和快乐，反而感到漠然。我再也不想给女儿买这些披着画皮的、没有温情的、变味儿的灯笼，我想给女儿买一个曾经照亮我童年的纸灯笼。
儿时的元宵节，灯笼制作工艺很简单。穷人家甚至无需到集上去买，用几根麻秸秆儿、竹篾做成类似兔子或圆球等的骨架，糊上几张白纸，然后用红笔或绿笔，写上字或描上图案，用木板做个蜡烛底座，一个纸灯笼就做成了。
最妙的就是玩灯笼了。吃罢团圆饭，小伙伴们先是用灯笼照遍各自家里每间屋子的每一个角落，以示驱走晦气。然后，就成群结队地走到村庄路口，排成长长的“龙”形，开始和邻近村庄的小朋友进行灯笼比赛。看哪个村庄的灯笼多，灯笼亮，灯笼美。有时，各自的领队还互相喊话，一比高低，那气势不亚于对山歌。兴奋的伙伴们，只玩得燃尽了爸爸妈妈分发的所有蜡烛，才在大人们的吆喝声中，不情愿地回家了。就是那一盏盏简陋的纸灯笼，照亮了我幸福的童年。
如今，城里每到元宵节时，都要搞灯展。设计新颖，造型美观的电灯笼，看上去很美，很豪华。可那些都是用来观赏而不是用来玩的，而且每盏灯的制作花费都是少则数百元，多则成千上万元的。灯笼越来越花里胡哨了，可玩灯笼的欢欣是越来越少了。
我真切地感受到，传统意义上元宵节玩灯笼的快乐，在现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已悄然远去了。我多么希望，当女儿看到我给她买了一盏曾照亮我童年的纸灯笼，向她讲述我童年的赛灯故事时，她不会认为那是一个遥远的童话。
（2007年3月1日《大河报》）
陪酒
平时应酬较多，陪酒是重要的工作之一。
在陪酒“生涯”中，让我记忆最深的还是上中学时的那次陪酒。
那年正月初三，我到舅舅家拜年，恰遇新表妹婿上门。我是陪新客喝酒的成员之一。
喝酒的重点对象自然集中在新客身上。酒过三巡，让我惊讶的是，我那一沾酒精就过敏的老表，竟然也喝得热火朝天。我正在纳闷，忽然看见老表的酒杯隐隐冒着热气。我忍不住大声说：“老表，我俩换着喝”众人一看，哈哈大笑，都明白了老表喝的原来是白开水老表羞得下了酒桌，溜进了厨房。多年以后，提起那事儿，老表还不住地埋怨：“你太认真了”参加工作以后，酒桌上的花样就更多了。官场上喝酒，常常是官大的喝得少，官小的喝得多。有的领导脖子一仰，看似一杯干尽，实则滴酒未进，喝酒功夫深也；有的领导豪爽地一饮而尽，喝的却全是矿泉水，让你杯中有酒也说不出也。
记得一次陪酒，我正欲举杯给领导敬酒，坐在我身旁、喝得微醉的同事小乙忽然踢了我一脚，附在我耳旁小声说：“领导喝的是……”我狠狠地瞪了小乙一眼，高高举起酒杯，和领导一饮而尽。然后，我拿起酒壶，起身去给领导斟酒。领导立马起身，端起酒杯，拍着我的肩膀连声夸奖：“小陈同志工作干得很不错”我装模作样地往领导杯子里倒酒，作斟满状。其实，领导一滴未喝。
我满是醉意地回身落座。
（2006年4月6日《大河报》）
酸菜
每当吃着大鱼大肉时，我总会想起上学时吃的酸菜。正是那酸得直冒口水的酸菜，伴着我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青春时光。
上初中时，学校离家三四公里。由于住校，我就每星期回家带一次酸菜，通常是每次带上两三瓷缸，够一个星期吃。开始时很不习惯，但家境贫寒，也只能如此了。偶尔在食堂买一份荤菜，那便是“改善生活”了。瘦小的我吃着酸菜，竟也学习成绩优异，顺利考上了县重点高中。
上了高中，学校离家更远了，有40多公里路程，只能一个多月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不再用瓷缸装酸菜了，而是用一个大坛子，直到装够一个月吃为止。临走时，妈妈除帮我准备好一小袋米外，便是一大坛子她精心腌制的酸菜。然后，千叮咛万嘱咐地到村口目送我上路，直到我翻过那座日落的西山……
在学校里，看到城里的同学穿得好、吃得好，一种自卑心理渐渐地使我变得内向了。每天除了紧张的学习之外，我便匆匆地来回于教室、寝室、食堂这三点一线之间。那时，除了每周一三五的中午在食堂买一份2角钱的素菜外，其余就用酸菜就饭了。买饭时，每当闻到从食堂里飘出来的一股股肉香，我便端着饭碗匆匆地回到寝室，偷偷地打开放在箱底的酸菜坛。冰冷的酸菜就着雪白的米饭，一口一口地往下咽。不知不觉，眼里竟噙满了泪花。
高中三年，有的同学在比吃比穿比玩中荒废了学业，而我却吃着酸菜，啃着书本，保持着优异的成绩。
后来，我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进了机关工作，就很少吃到酸菜了。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每次回老家，母亲就摆一大桌子大鱼大肉，我便问她：“家里还有酸菜吗？”母亲摇摇头笑着说：“酸菜你还没吃够吗？”
我好想再吃到妈妈精心腌制的酸菜……
（2003年8月17日《信阳日报》）
童年的爆米花
下午下班回家时，远远地就看见我家楼下围了很多人，排起了长长的队。
走近一看，原来是爆米花的。闻着那扑鼻而来的香气，我想起了童年的爆米花……
儿时，只要来了爆米花的，整个村庄就沸腾了。孩子们更是乐得像过年似的，缠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炸一点。于是，你家几碗米，我家几个鸡蛋，他家几毛钱，就能弄一小筐爆米花。那时爆米花是不用排队的，不是你让我先炸，就是我让你先炸，总是要互相谦让一番。小孩子也用不着一直眼巴巴地瞅着，只要谁家先炸出来，就可抓一把尝尝，解解馋。
大人们在拉呱，小孩们在嬉耍。随着一声声“呯”响，一锅锅热腾腾、香喷喷的爆米花新鲜出炉了，整个村庄都陶醉在爆米花浓郁的香气中。白嫩香甜的爆米花只诱得圆圆的月亮高高升起，连那清冷的月光也眼馋了。
炸完了爆米花，小孩子们匆匆吃完饭，就来到村口平整宽敞的空地上，开始玩老鹰捉小鸡、跳绳、踢毽子、斗鸡等等游戏了。谁赢了，奖励就是输者从家中偷出来的爆米花。
我们疯狂地玩呀，闹呀，直到月亮偏西，直到汗流浃背，直到大人们拿着棍子来撵着回家。
我深深地怀念童年的爆米花，怀念那爆米花般芳香的童年……
（2006年6月18日《信阳日报》）
耳根子
从小就知道耳朵是人的五官之一。可对于耳根子的重要性，却是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才对其有深刻的认识。
上小学时，要是回答不出老师提出的问题，或是做错了作业，老师惯用的伎俩就是揪耳根子。轻则揪得耳根子痒痒，重则揪得耳根子通红。虽不知为什么老师爱揪耳根子，却知道被老师揪耳根子之后，清醒许多，认真许多。记得有一次，班里几个调皮的学生，考试前不认真复习，惹怒了老师。老师一边一路揪将过去，一边痛心大声呵斥：“都什么时候了，还糊糊涂涂度春秋……”这一揪，还真管用，其它不说，连很多没被揪耳根子的学生，在作文里都常引用老师的“糊糊涂涂度春秋”这句“名言”，表示不再“糊糊涂涂度春秋”，而是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农村老家，村子里的乡亲喜爱串门。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农闲时节，大姑娘小媳妇们凑到一块儿，就会东家长西家短的聊个不休。聊的结果，常常是村东头传来婆婆说媳妇的不是，村西头传来媳妇说婆婆的难处。更有刀子口豆腐心的“长舌妇”，见面说一套，背后说一套，直说得东家鸡犬不宁，西家怒目相向。时间长了，才总结出经验教训，原来是由于耳根子软，听风就是雨，别人一说，就信以为真了。若耳根子硬，哪有那些无事瞎搅和的人的市场呢。
由于耳根子软而吃大亏的人是很多的。有一位亲戚，他的亲侄子苦心劝说他去南方投资，合伙做生意，说是既轻松，赚钱又快。禁不住诱惑的亲戚，赶到南方之后才发现，亲侄子原来是劝他搞传销，把他气得半死，恼怒而归。有一位对金融知识所知甚少的朋友，看着别人炒股大把赚钱，就兴冲冲杀入股海。恰逢印花税调整，股市大跌，赔得不轻，只呼哀哉。
任尔东西南北风，咬住青山不放松。从小处说，这是耳根子硬的表现；从大处说，这是信心和目标坚定的誓言。在各种欲望充斥的社会，保持耳根子既清醒且不软，向自己既定的目标前进，就不至于活到最后还找不到北。
（2007年7月5日）
想起村口那棵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下班回家，女儿正在一遍一遍地吟诵着幼儿园老师刚教的这首唐诗。
看着女儿认真的模样，听着女儿稚嫩的童音，我想起了老家村口那棵柳，想起了站在柳树旁张望的母亲。
上高中时，学校离家六十多里地。我住校，每月只能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母亲都早早地在村口的柳树旁守候，有时等到夜幕降临，直到我带着空空的行囊回到家中。回到屋洗过脸，母亲会端上热腾腾的蛋炒饭，先填一下饿得发慌的肚子。看着我风卷残云般吃得那么香，母亲一脸的欣慰。
第二天一大早，我又要去学校了。天还没亮，母亲就起来做饭，准备好我下个月要吃的咸菜。我默默地吃着饭，母亲一边帮我整理行李，一边唠唠叨叨地重复着一些关心的话语，直到好吃的东西塞满大包小包，直到心疼的话语灌满两只耳朵。
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地送我到村口，站在那棵柳树旁目送我踏上返校之路。快要翻过村子西边的小山时，我回头一看，母亲仍然站在村口，偎着那棵柳树不停地张望。风乍起，丝丝柳条随风轻拂，青青的枝叶悠然曼舞，我心已酸，我泪已流。
在母亲的目光中，我渐行渐远。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到长大成人，完成学业，参加工作，为人夫为人父。然而，不管我走到哪里，不论我身处何方，我始终觉得，村口的那棵柳，就是我漫长人生的起点，母亲慈祥的目光，就是我今生不变的航线。
（2006年4月15日《信阳晚报》）
永远的书桌
也许是偏爱读书、写作的缘故，我对书桌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
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房屋里那个用泥巴垒成的梳妆台便成了我写作业最好的地方。就是在那个用泥巴垒成的书桌上，我不断地汲取知识的养料，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小学、中学……
刚参加工作时，在我租住的房子里没有书桌。我从外面拾来些碎砖头，垒了两个墩子，中间放一块木板，便成了我的书桌。书桌很小，仅够铺上稿纸伏案写作。由于砖头没用水泥砌，砖头与砖头之间没有粘结，稍有不慎，两个墩子会左右摇晃。就是在那个左右摇晃的书桌上，我写成了一篇篇小说、散文、通讯……
我渴望拥有一个平静、安稳而整洁的书桌。这个愿望在我和妻走进婚姻的殿堂时终于实现了。妻好像知道我的心思，把买洗衣机、影碟机、热水器的钱全部用于布置我的书房了。不仅把最大的卧室给我做了书房，而且还配备了电脑、老板桌、老板椅、书柜，装上了“海尔”空调……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书桌也鸟枪换炮了。我却日益深刻地意识到，我的读书、写作是始终不能停止的，因为，母亲的慈祥在书桌上凝聚，妻子的关爱在书桌旁萦绕，我的梦幻从书桌上实现……
无论何时，我都会珍惜我心中永远的书桌，因为，那里是我生命的源泉，奋进的起点……
（2002年4月16日《信阳晚报》、8月25日《信阳日报》）
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