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说过中国人不怕拥挤和噪声。只要天气一冷，中国人就很自然地挤成一团，以便取暖。即使在三伏天，也能经常看到船上乘客挤得不能坐，更不能躺。没有一个西方人能忍受这样的拥挤，但中国人看来并不在意。西方人喜欢寓所与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既可以通风，又顾及到自己的隐私。中国人没有空气流通和个人隐私这两种观念，即使意识到这些，看来也不喜欢。中国每个小村庄的建造，都毫无规划的。也就是说，房屋都挤在一起，好像地皮特别贵。其结果是像城市一样地价上涨，尽管还有别的原因。城市的情况更是如此。因此，最终是院子狭窄，房间很小，拥挤得不利于健康，即使有的地方不远处有空地，房子依然挤在一块。
一位中国旅客，住进一家小客栈，在胡乱咽下晚饭后，马上倒头入睡，进入黑甜的梦乡，大批马车到达的喧哗与骚动，完全无法骚扰他。而他来自西方世界的旅伴，却躺到半夜都没能入睡，只要他还有知觉，他就可以听到六十匹骡子在那里咀嚼、踢腿和打响鼻。这些响声之中，不时还伴有木梆的敲击声或狗的狂吠声。在一个客栈的院子里，常常可以看见多达五十头驴子，它们在夜里不时发出的叫声，令人难以想象。正如古伯察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人也不是不知道只要在驴尾巴上拴一块砖头，驴就不叫了，但几次追问他们，也没听说谁真的这样干过。原因很简单：中国人并不特别在意五十头驴子是一头一头地顺着叫、一起大合唱，还是一声不吭。没有一个西方人会对这种噪声问题，不求个答案，这样的不在意。这并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何以见得呢？因为我们还知道一件事，有一个朝廷高官的夫人曾经在其府上养了将近一百只猫。
中国所有的城市都受到野狗的骚扰，中国人却不太愿意去灭狗，佛教对此负有责任。不过，中国人的这个特点，不像别的东方人那么明显。劳罗斯先生曾经担任美国驻华公使，出版过一本有趣的东方游记，书中有他自己画的插图。其中有一幅，画着各式各样的瘦狗和癞皮狗在开会，题为《君士坦丁堡概览》。这幅插图也可以视作不少中国城市的素描。大群大群的野狗狂吠，中国人好像觉得没什么，他们丝毫没想到经常出没的疯狗的实在危险。一旦被疯狗咬伤，治疗方法常常是在伤口上绑些那只疯狗的狗毛，这种做法肯定源自我们的一句谚语：狗毛治狗伤。两者的相似，简直妙不可言。而狗倒毙在路旁，人们来来往往，毫不介意。
上述例子，大部分与中国人忽视舒适有关。说明中国人忽视方便，再只需几个例子也就足够了。中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事实上，他们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学之国。笔墨纸砚称为“文房四宝”，有了这些摆设，房子才能称之为“文房”。值得注意的是，这四件必需品都不能随身携带。要是没有第五样东西（那就是水），这四样东西也肯定无法使用，因为需要水来研墨。事先不把纤细的笔毛润软，笔也不是可以立即使用的；外行人使用不当，就会弄伤笔毛，缩短其使用寿命。中国人没有类似铅笔这样的代用品，即使有也没办法削，因为他们没有铅笔刀，也没有口袋放这些东西。在前面谈到中国人的俭省时，我们尽力公正地评价了他们的高超技艺。尽管他们的工具不适当，却能成就巨大。西方常见的节省劳力的种种办法，中国人一无所知，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西方现代化的宾馆里，人们只要按一下键钮，就可以得到需要的一切——冷热水、灯光、暖气和服务。但是，中国十八个省份最好的旅店，却都像小客栈一样，旅客若感到有什么需要，而没有得到提供，就不得不走到房间外面高声叫喊，徒劳地指望会有人听见。
中国人的日常用品，无法随时买到，要等小贩碰巧出现才能买到。在日常供应方面，人们仿佛感到自己掉进了沙漠之国苏丹的腹地，供应没有保障。城里，夜晚出去时，人人都打个灯笼，有的城市，只有在巡回叫卖的小贩手上才能买到灯笼，想要买这东西的人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买得到，就像我们的送奶工和卖鲜酵母的小贩在特定的时间出现一样。中国的城市人口，比例不可能大，因为受道路的限制，很少例外。有的地区，人们习惯于每年二月份出售建房的木料，一根木料经常从一个集市拖到另一个集市，直到最后售出，或者拖回去。然而，要是有一个不懂行情的人想在五月份买木料。那他会很快明白为何东方智者会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在谈到俭省时，我们提到过中国的大多数工具都不是现成的，顾客买回各种零部件自行组装，这与我们的方便概念不同。
笔者有一次叫一个仆人去买一把劈木头的斧子，他没有买到，只好买回来十四个（进口的）大马蹄铁，请铁匠打成一把斧子（样子有点像矿工的尖嘴锄），又请木匠安上一个把，所花的全部费用要比买一把上好的外国斧子贵多了！
天朝帝国的种种不便，留给外国人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完全没有“卫生设施”。即使在北京，不论何时，只要试图治理下水道，其结果总是越修越坏。一个人不管在中国住多久，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问及，这问题很有趣，但回答者心里总是犹豫不决，因而无法回答，这问题是：这个帝国哪座城市最脏？一位来自北方省份的旅行者，对一个住在厦门的人夸口说，论起脏乱臭，中国南方城市无法与北方城市“媲美”。为了验证这个观点，他们走遍了厦门，发现厦门出奇地清洁——相对中国城市而言。厦门的居住者出于对这个侨居城市的嫉妒，声称他的朋友来得不是时候，因为碰巧有一场大雨刚刚把街道冲刷干净了！这位旅行者在游览了福州之后，认为他已经发现了中国最脏的城市；他访问宁波时，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看法，到达天津时，他加倍相信这个看法。但要是他最终坦诚而又公正地反省有关北京卫生水平时的呼声，他会真诚地撤回这个看法，断定北京才是最“垃圾”的城市。他要是这样做，一点也不奇怪！
关注中国文明的种种不便之处，西方人最重视的是三大要点：邮政设施、道路状况、货币流通。当然也有私营邮局，可以把信件和包裹从中国的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但其作用极为有限，并且相对整个帝国而言，覆盖的地域也很小。在讨论缺乏公共意识时，我们已经谈及中国的道路。山东有一条几英里长的山间公路，十分狭窄，不能同时对过两辆马车。路的两端都有士兵驻扎看守，交通只能是上午从这个方向开往那个方向，下午从那个方向开往这个方向！由于中国人的服装——特别是鞋子（我们已经描述过了），以及中国的道路状况（我们也已知道），因此，只要天气一变坏，中国人就只能守在家里不出门了。在西方国家，我们说一个人笨，就说他连回家躲雨都不懂，而在中国，我们就改成说，他连下雨天应躲在家里不出门都不懂。
中文的一个通常特点，就是习惯于用两个部分来表达指令的必行，比如“遇雨即止”，官府的“官样文章”可能例外。但对中国人而言，要让他们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职责，不能因为大雨突降就不尽职责，这个观念必须通过类似钻井这样的“大工程”才能注入中国人的脑子去。尽管“遇雨即止”这个说法也可以反过来用，但在这个说法面前，再紧迫的公务也快不起来了。我们曾听闻有一个坚固无比的中国炮台，扼守要津，装备精良，比如有克虏伯大炮，士兵们接受过外国训练等，但只要一下雨，岗哨上的士兵便全都机灵地躲进了哨所，看不见一个人了。他们全都“遇雨即止”了！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本来死亡人数要翻四倍，幸亏及时地下了一场雨，把扑向外国人住地的暴徒困在了路上。能够呼风唤雨，将是外国旅行者在中国敌对地区最完美的卫士。我们相信，从一个两英寸大的水管里喷射出来的水柱，五分钟之内，便足以驱散外国人在中国所看见的最凶残的暴徒，葡萄弹只能算小巫见大巫，因为会有许多人去捡拾滚落的弹头，而每一个中国人从汉朝以来就害怕冷水，如同猫怕水一样。无论外表还是内心，中国人极端讨厌冷水。
中国货币这个话题，不是写一小段文字就能讲清楚的，而需要写一篇全面的论文，确切地说，是一本书。中国货币混乱，不乏奇闻，它足以让任何一个西方人发疯。或许更可能的是，这种巨大的弊病会不治而愈。在谈及漠视精确时，我们曾提到过一些更长久的烦恼。一百个铜钱不是一百个，一千个铜钱也不是一千个，而是浮动不定的数目，只能凭以往的经验来确定。在这个帝国的广大地区，一个铜钱算两个；二十个铜钱以上也这样算，所以，当有人听到自己会得到五百个铜钱时，他明白自己会拿到二百五十个铜钱，不同地方数目不同。总有凑数的小钱或者假钱混入，导致任何行业的商人之间必然发生争吵。货币贬值所带来的伤害，深深地触动了地方官，他们不时颁布文告加以制止。这给地方官所在的衙门中的下属贪污带来了机遇，对本地钱庄加重了压榨，这对一切商业活动都带来了程度不一的困难。因为现金紧缺，物价马上上涨。一旦现钱支付光——也没起什么作用——劣币回收了进来，物价却并不下跌。因为存在着一条时刻起作用的铁律：劣币驱逐良币。货币状况每况愈下，直到像河南省的某些地区，人人去市场都带两套钱币，一套是常用的，真假掺杂，还有一套则全都是假币。有些商品只付假币。至于其他商品，或是特别交易，就要相应地支付双倍的货币。
中国的钱币是正宗的“肮脏的收益”，只要“过过手”，你的手不可不沾染这种“肮脏”。用于穿五百钱或一千钱（名义上的）的绳子很容易断，因而重新点数重新穿起来都很麻烦。铜钱没有标准的重量，但都笨重。约等于一墨西哥元的铜钱，重量在八磅以上。吊在腰带上的小袋子里，能装上几百个铜钱。如果是要用的钱超过几吊，那运输就成了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了。银锭在交易中损耗很大，在买卖过程中，用银子交易的人都免不了被欺骗。要是他使用钱庄的汇票，也减少不了多少麻烦，因为一个地方的汇票去到另一个相距不远的地方，不是完全不被承认，就是得少算许多，而当他最后拿着这张汇票回到原先签发它的那个钱庄时，又得预先考虑到在兑付多少现钱这个问题上，将与这个钱庄的厚黑信徒之间发生一场争斗。怪得很，在这种沉闷的无奈之下，中国人竟然还能做生意；而据我们观察，他们对这些混乱的钱币交易已司空见惯，带着也不嫌重，只有外国人叫苦不迭。
路过中国乡村的旅行者，常常会碰到某只伸开四蹄、躺在路上的驴子，一根结实的绳子绕在驴脖子上，另一端拴在一个木桩上。但是，驴不是调整自己的身子去适应缰绳的长短，而是不时地把绳子绕到最短限度，驴头倾斜四十五度，它那扯着脖子的样子，似乎颈部脊椎骨有脱臼的危险。我们感到惊奇，它何不干脆折断自己的脖子？更搞不懂，它这样做有什么“可乐”，没有一头西方的驴会那样做。读者在看了我们这些不太妥当的阐述之后就会记住：中华民族尽管处于一种被半扼杀的状态，看来却还很舒服，这只能说明中国人舒适方便的标准，与我们所习惯的标准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本篇写作的前提。中国人已经学会了适应自己的环境，对于碰到的种种不便，他用特殊的耐心加以承受，深知这些不便是免不了的。
有些中国通，特别熟知我们刚好注意到的这些情况，却经常断言说，中国人还没有启蒙。这是浅薄的谬论，把文明等同于舒适，混淆文明和舒适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考察中国的现状（与三个世纪之前相比，毫无变化）时，应该认真观察我们自己所经历的种种变化，这是我们进行公正比较的必由之路。我们肯定不会认为弥尔顿、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的英国是未开化的国家，但是，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人而言，那个时代的英国也肯定是无法忍受的。
在此，谈论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使大不列颠群岛发生巨变的种种缘由，纯属多余。然而，最近五十年来在舒适方便的标准上发生的伟大变革，却更为奇妙。要是我们被迫回到我们曾祖父和祖父的粗野方式，我们也许会怀疑这样的生活是否还值得过下去。时代变了，我们得与时俱进。与此对照，在中国，时代未变，人们也不需进步，随遇而安。因此，目前的舒适与方便的标准，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完全相同。当新生事物出现，这些标准也会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他们将采用我们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但现在他们既没想到过，也不心存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