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人上门送礼，你怎样对待，这是一门技艺，在中国是这样，在别的国家也如此。有的东西完全不能要，而另一些东西则不能完全拒绝，其中有很多值得考虑的地方。而一个外国人自行其是，则肯定要出麻烦。通常对送上门的礼品要斟酌一下，特别是那些不一般的礼品，生儿子时收到的礼品就属此类。有句老话值得参考：“即便他们带来礼物。我还是害怕希腊人”这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送礼背后总有事相求，正如一句中国民谚说的好：“老鼠拖木锨，大头在后边。”也就是说，要求回报，比付出多得多。
送礼的虚伪性，许多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曾体验过。本人曾有机会体验了其中的全部细节。一次，一个村庄为了对几个外国人表示尊敬，请他们看一台戏，当然，这意味着外国人要设宴回请。我们明确拒绝看戏，他们又提出让我们捐款，数目很小，来建一所大家公用的房子。这房后来建成了。我们答应捐款后，十一个村庄的人闻风而动，也派人跑来，声称对我们的赈济饥荒和医疗援助，表示深深的感谢，说也要请我们看戏，他们完全明白会被拒绝，一定会拒绝。每个村庄的代表，听到我们拒绝时，都显得悲伤而震惊，但他们都转而提到前面那所屋子捐款的问题。每个人都不明说，没人直说！
不仅仅是外国人受到这种围困，富人，要是有喜事，可不算幸事，有时邻居们会来拜访，手提小礼品，比如给刚出生的男孩子买个玩具，但主人要设宴感谢——设宴是中国人必须的、通常的、适当的回报方法。进入这样的场景，即便最不了解中国事务的人，也会觉得一句中国格言说得妙：“吃自个的，吃出泪来；吃别人的，吃出汗来。”此种情况下，主人还时不时地强颜欢笑，大表欢迎，尽管心中难过，但不能表露，否则，就会丢面子，那比失去点食物要糟多了。
这让人想到，许多表达方式都是由讲面子而来的。对待外国主人，受雇的中国人，多数礼仪，特别在大城市里，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只要把某人的公开行为与私下行为对照一番，就很快看清楚了。据说，一位教师在外国人家里教课，礼节总是周到，但要是他在北京的大街上碰到这位外国主人，他很可能会装作从不认识，要不大众就会知道：这位渊博的先生看来是靠外国人混饭吃。这事尽管大家知晓，但当面不能承认，特别不能当众承认。这事很常见：几个中国人走进一间屋子，里面有个外国人，他们会一一向房间里的所有中国人致礼，却完全假装没看见这个外国人。一位中国教师表扬一名外国小学生听力极佳，发音近乎完美，在语言方面，不久就会超过他人，但同时，这名学生一些“非凡”的错误，却被这位教师和他的同事当做笑料。通常，我们理所当然地断定，雇来教汉语的教师，汉语的发音问题应由他们负责。
中国人的礼节只重表面，显得虚伪，这还体现在主动开口去帮助别人，而这事又是别人不能接受的或不会接受的。要是这种主动帮忙，最后落空，我们不必失望，因为本来就很明白帮不上忙的，但开口的这位朋友的面子却有光了。类似的情形是，要是付给客店的价钱有争议，你的车夫或许会走上前来，裁决说，由他来垫上这个差额，而实际上他是从你的钱包里拿这笔钱的。或者他用他自己的钱付账，但过后这笔钱他会从你那儿要去。要是提醒他，他是主动垫上去的，他会回答说：“你想让参加葬礼的人，也一起殉葬吗？”
尽管中国人表里不一，但中国人在很多地方体现出真正的谦虚，不过，不管男女，他们有很多的谦虚无疑是假装出来的。常可以听到人们提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此时各方都清楚，这只不过是表明人们不愿直说。但就是这样一些文雅之人，一旦被惹恼了，就会破口大骂，最难听的话倾泻而出。
与假谦虚相联系的是假同情。假同情是由套话构成的，但不能因此责备中国人，因为他们没有相当的财富，让他们对别人产生同情。但最让人恶心的，并非假同情，而是“作秀”的同情，以及眼看着别人死去，却故作放肆的嬉闹。贝德禄先生曾提到，一个四川苦力，在拉纤的路上，看到两只野狗疯狂撕咬一具死尸时，开心地大笑起来。密迪乐先生告诉我们，他的中文老师一直嘲笑一位好友死得可笑。与这些怪诞的表现不同，我们常见到的，死了爱子的父母，由于长久的悲痛而表情呆板。沉默的内在悲伤，与“兽性”流露的粗暴嘲弄，存在着巨大差别，后者有违人类的天性。
前面已说过，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商业历史已有几百年了。无数次交易，已证明这些交易者的信誉。泛泛而谈有可能靠不住，必须有事实依据才有把握。我们不妨引用汇丰银行经理嘉漠伦先生的话，来作为亲证的实例吧。他在告别上海时说：“我已说过外国团体很高的商业素质。中国人在这方面完全不比我们差；事实上，在人世间，我不知道还有谁能比中国的商人和银行家更快地赢得我们的信任。当然，凡是规则都有例外，但我很有把握地说，一句绝对的话，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汇丰银行与在上海的中国人做过很大的生意，总额高达几亿两白银，我们还没碰到过一个违约的中国人。”对这番话的最好“批评”，也许就是他说这番话三年之后的案件，这家银行在香港的一个中国买办，给银行造成了严重损失，银行实力大为削弱，该银行每年利润减少一百万美元。
中国的批发商与零售商，在交易上有何根本区别，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是，不用贬低上述证据的价值，我们可以公正地发问：上面提到的大部分成果，是否来自中国人了不起的连坐制度？这个制度前面已说过，它是西方各国很愿意学习的制度。当然，外国人与中国人从事商务时，都想要让自己得到最大限度的商业保护，而要做到这一点，无疑要让中国人有资格得到最充分的信任。尽管如此，但无数人广泛而又持久的观察却表明，中国人的商业，真是他们全民无信的极佳例证。
一个熟悉内情的人，写了一篇有趣的随笔，谈到两个中国人之间做成交易，就是双方互相欺骗获得成功。这两人之间的关系，通常就是两只奸诈狐狸的关系，或者就如同一句中国谚语所言：铜盆碰到了铁扫帚。一句俗话说：让孩子做生意，就是毒害他一生。假秤、假尺、假钱、假货——这些在中国很难避免。甚至于很大的商铺，贴出“货真价实”、“口无二价”的告示，却也是挂羊头卖狗肉。
我们绝非说在中国不存在真诚，而只是就我们的经历和观察而言，几乎无法在任何地方找到。一个对“真”满不在乎的民族，如何会有另外的结果呢？一个衣冠楚楚的学者，碰到外国人时，无耻地说，自己不识字。过后递给他一本小书，让他看一下时，他会立即拿着书从人群里溜走，不付三个铜板的书钱。他这样干，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反而因为耍弄了呆头呆脑的外国人而欢天喜地：这个老外太蠢，居然相信一个从未见过的人。中国人去外国人那里买东西时，少付一个铜板是常事，他总说再没钱了。而当你告诉他，他耳朵上正夹着一个铜钱时，他才很不情愿地拿下来，反而感觉到他受了骗。与此类似，一个人转悠了“老半天”，想不出钱就弄到点东西，说他身无分文，但最后却会拿出一串钱，挂着一千个铜钱，很无奈地交给你，让你把应收的钱拿下来。但要是他得到别人的信任，不出钱就弄到东西，他那高兴劲，就像他刚刚斩杀了一条大毒蛇似的。
中国社会的彼此关系密切，常表现为向亲戚借东西，有时还打声招呼，有时干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许多东西借了，马上送去当铺。要是主人想再要回来，就得花钱去赎了。有个中国男孩，在一个教会学校就读，人们发现他偷了一位单身女子的钱，那女子负责管理学生宿舍。面对无可置辩的证据，他边哭边说，他在家里就习惯偷妈妈的钱，而他的这位外国老师太像自己的妈妈了，他就是忍不住去偷钱了！
完全可以肯定，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些醒目的缺陷，西方也经常见到，但最重要的是，要了解有哪些本质上的不同。其中有一条不同，我们已谈到，就是中国人欠缺诚信。这一点虽然不常碰到，但若要找，却也可以常常找到，我们在谈其他问题时，已说过不少这样的例子。其他方面的不同，需要的篇幅也许太多了。
对中国人敲诈勒索的理论与实践，可以写一本有趣的书，得等待一个知识渊博的人来写。但在这个帝国里，这可是一种上起皇帝、下至乞丐的做法，且上行下效。由于他们本性注重实用，因此已经把这个手法发展成为一个完备的体系，正如一个人躲不开大气压力一样，谁也逃不脱这个体系。这个体系，既毒辣，又腐败，很难想出根治的办法，除非彻底改革这个帝国。
中国人的特性和中国的现况，很难让外国人与中国人有切实的和更频繁的交往。有一句俗语说明了症结的所在：“车船店脚牙（车夫、船夫、客店老板、苦力和掮客），不死也该杀。”这一阶层的人，还有与他们职业相近的人，他们与外国人的交往很密切，他们明白外国人宁愿吃大亏，也不愿吵架扯皮，他们通常对此既无兴趣，又无此等能耐；但中国人之间的任何不公正的事情，正是通过吵架扯皮来解决，最后获得平衡的。
很少有人做到公正。而有公正想法的中国人，是找不到的。既不太猜忌，也不太轻信，这是中庸的极好体现。要是我们中有人对那种作秀的虚情假意表示轻视，那么，中国人，人品机警的“法官”，会把我们归为垃圾类的“脾气暴躁之人”；而要是我们保持佛祖涅我时的平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脾气的风度——我们马上被视作能进一步压榨的好对象。有一位受雇于外国人的中国人，堪称“典范”。有一天，他在街上看到一个小贩，沿街叫卖精美、体面的泥塑外国小人。他停下脚步，把这些泥塑小人上下瞅了一遍，对这个小贩说：“哦，你捏些假外国人，我可是捏真外国人咯。”
不用说，据我们所知，官府就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特性的最好范例。从整部外国的对华关系史，以及我们知晓的官员与平民的所有互动中，找到这样的事例，不难。那些不断颁布却从未实行的告示，就是一个明例。各级官员颁布的告示触目皆是，内容庞杂，用辞精当。只缺一个东西，那就是真诚，因为这些体面的命令，并不打算实行。相关人员全都明白这事，从未理解错误。中国高官的生活与文章，就像法国文人卢梭的忏悔一样，充满着最崇高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他杀了一万个人，然后引述孟子“曰”，说人命可贵。他把修河堤的钱塞进了私囊，结果全省沉陷洪灾之中，然后，他悲叹耕者无田可耕。他与人达成一项协议，私下说是假装作个样子而已，然后，他又声称凡是作伪证要坐牢。无疑，中国可能有清官，但很难找到，就他的环境来看，他们完全无助，根本不能实现其美好愿望。把那些饱读“诗书”者的现实情况，与经典教义进行对照，我们就会鲜明地认识到：这些教导，在把社会带向高境界方面，实际上是多么地无能。
“你认识的中国人，有几个能完全信任？”这里只是指那些科举出身的人。经历不同，判断标准不一，回答也就不同。大多数外国人，大概会说“不多”、“六到八个”、“十一二个”，这都有可能。偶尔也会有人说“很多，我都记不住了”。但我们必须相信，敏锐的观察家，在指真诚这一方面，很少会有最后一种回答。
观察一个民族视为“天道”并为之奋斗的事情，是颇富远见的。在探讨相互猜忌这一中国社会生活的要素时，我们已看到，中国人很“自然”地认为，不能相信别人，其理由，他们太明白了。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的未来如此充满变数。整个统治阶层，不是这个帝国最优良的人，反而是最下三滥的人。一位明智的道台曾对一个外国人说：“大清国当官的都是坏蛋，杀无赦，但杀了我们也不管用，因为继位者也强不了多少。”中国有句熟话：蛇钻窟窿蛇知道。而中国的官僚，又不为他们的下面一个阶层——商人阶层——所信任，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实。他们清楚，所谓“革新”只不过是一种粉饰，很快就会剥落出真相。一个中国泥瓦匠，用没有和好的灰泥修造了很多烟囱和屋顶，却花大力气抹得表面发光，而他很清楚，头一次生火，烟囱就会四处冒烟，头一次遭雨淋，屋顶就会漏水。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这副尊容。
只要开发这个帝国的资源，中国就会富足强健，但要是没有信心的话，谨小慎微的资金，不会从藏身之处自己跑出来。中国人有足够的学识，可以满足各种需要。中国不缺人才，但缺乏相互信任，以真心为源的信任，没有这种信任，所有的一切，都不足以振兴这个帝国。
几年前，一个很有见识的中国人来找我商量，能否想办法，来消除本地在水井方面的大苦恼。这些井是按中国常规挖成的，井壁从上到下用砖砌成。但由于当地的土质不好，过段时间整个地面就会下沉，整口井，连同里面的砖开始一起塌陷，只剩下一个小洞可以打水，最后完全坍陷干枯。与直隶省这个苦难之地，各种整治弊病的办法相同，任何疗救中国这个苦难之国的药方，都不能切入根本。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终只会表明，运来一车车的好东西，却沉陷在绝望的深渊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