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改革，有三种相互冲突的理论。一个是没必要改革。无疑，这是一些中国人的观点，当然不代表全体中国人。一些外国人，远看中国与中国人而产生的错觉，他们也这样认为。第二个是，不可能改革。这是不少中国通所下的悲观结论，他们深知任何持久真正的改革，肯定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哪怕只是小小的试水。在他们看来，针对庞大的中国的彻底改革，毫无希望，如同要用电流去刺激埃及木乃伊的生命。在我们看来，第二种观点与第一种一样毫无道理；不过，要是我们上面没能清楚这一点的话，这里也再说无用了。最后就是，对于那些认为中国的改革既必须又可能的人而言，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来改革。只是非常正常的是人们对这一点持有好几种非但不同而且相互冲突的答案。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中国能从内部改革吗？那些能觉悟到必须改革的中国政治家，肯定会接受这类变革。最近《京报》刊登了一份奏折，就是这样设想的，作者抱怨中原某省民众不断闹事，并说已经派了一些能干的人去巡察，向民众宣讲康熙《圣谕广训》，显然是希望用这种手法及时感化民众。这种向民众宣讲道德教条的办法（起初是对基督教布道的模仿），虽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却是缓解当时社会风尚的常用处方。疗效不足，总是只有再来一次。长期的实践表明它必定失败，只能治标不治本。我们在那位嘴善动而腿不能动的老人这则寓言里，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如果教条无力的话，指望榜样的力量，还可能强一些。前面已谈过这个问题，我们在此只想指出为何最优秀的榜样通常不能产生期望的效果。这是因为这些榜样无力使更多的人产生发自内心的原动力，而他们自己的人生靠的就是这种生命原动力。就拿原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例，据称他很有胆魄地禁止下属吸食鸦片，并禁止老百姓种植鸦片。但有多少下属会真诚地与他合作？没有这种合作又会怎样？任何一个外国人，要是他依靠办事的中国代理人不认可他的改革方案，这个外国人就只好承认自己在中国事务方面孤苦无助。但要是一个外国人无助，那么，一个中国人，不管何等官阶，也一样无助。这位廉洁的官员能做的，至多是在确定自己的目标之后，处理眼下的一些事情（起码面子上看得过去），就像一只猫出现在阁楼上，阁楼上就没有老鼠了。但这只官员大猫一走，几乎还没有走远，老鼠就立刻照样我行我素，一切恢复原样。
要是中国一位政治家希望亲自来进行国家改革，这不仅可信，而且很自然，因为他别无选择。一位明智的英国官员，要是知道“东方特色的冷漠和宿命论的恐怖后果——席勒称之为即使神对之也一筹莫展的呆蠢”——要是他了解持久“改革”中所牵涉的一切，他就可以绝对精确地预测到改革的结果。在谈到中国西南铜矿开采冶炼中的一些弊病时，贝德禄先生说：“在这些矿藏大规模开采之前，云南必须填充人口，必须善待罗罗（彝族），必须修筑道路，扬子江上游的航运设施必须得到改善——总之，中国必须开化。要完成这一切，一千年都太短，除非借助一些外力去加速这一切。”不“借助外力”，而要改革中国，就如同在大海里造船，海风和海浪非要拆台不可。力学上有条规律：凡是封闭于机器内部的力量，无法带动这部机器。
天津与北京之间的那段北河，有一个河湾，旅客可以看到岸旁有座破庙，庙的一半已被河水冲毁，庙下面有一道挡水的栅栏，用一捆捆芦苇绑在木桩上。一半栅栏也被洪水冲走了，神像栉风沐雨，土地失却堤防；河流半被淤泥堵塞。此等情景，正是这个帝国愁惨的象征。有句古语颇有道理：“朽木不可雕也。”只有砍去全部朽木，老根才能焕发新枝。中国永远无法通过内部自身进行改革。
使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令她获得新生，这是西方国家刚刚广泛接受的观点。但把中国引入“国际大家庭”，真的不是复兴国家的可靠保证。如今，西方强国派驻北京代表已有三十年，他们在那里究竟对中国遭受的苦难起了什么作用？令人悲伤的真相是，大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完全没给中国带来什么益处。中国人很敏锐：西方国家的治理情况，并不能使中国人相信，激励西方国家改革的动机，要比他们自己“改善”这个帝国的愿望更崇高。既然中国本身也在成为一种“力量”，她正忙于“诱导”外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以便坐收渔利，此外，她没有从那些一味“掠夺”却不教她道德的国家那里学到点什么。要是中国需要改革，是无法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
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进入国际大家庭，而且还要自由的交往、自由贸易，以及和睦友好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也不少。主张贸易，这是满足中国多种需要的灵丹妙药；更多的港口，更多的进口，更低的关税，取消各种通行税。这样的论调，今天听到的可能要比二三十年前少多了。那时，中国人规模空前地进入澳大利亚和美国，结果却并不总是有利于“自由交往”以及“兄弟情谊”。难道人们没有在私下里大声议论中国的茶叶和草帽缏是些“水货”？难道这与西方国家出口到中国的“地摊货”有何不同吗？
作为文明的产物，贸易是无价之宝，但它本身却不是一种改革手段。亚当·斯密，这位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伟人，把人类定义为“商业动物”；他说过，没有两条狗会相互交换骨头。但要是它们这样做，假如狗类在每个大城市都设立一个骨头交易所，那会对“狗性”产生何种必然的改变呢？古代庞大的贸易国家都不是最优秀的国家，而是最糟糕的国家。但它们的现代继承者并非如此，这不是因为其贸易，而是别有完全不同的原因。有句话说得很好：商业像基督教，目标广阔无边；商业又像彩虹，总是弯向金色一边。
看一下非洲大陆就足以明白，朗姆烈酒的交易和奴隶买卖，两者都是贸易和基督教国家引入的，两者都是无法形容的祸根，足以说明商业无法带来改革效应。
不少中国通的朋友，他们的医治方案要比我们刚才列举的更加全面。按照他们的观点，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称作的“物质文明”。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个文明民族。当我们的祖先还在原始丛林中觅食之时，他们早就开化了。中国，而不是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这个药方一直在用着。这样的文化中，本质上没有可改革的东西。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可不是你。”正如我们日常在中国都可以觉察，我们骄傲的文化被人嘲笑，但知识却从未遭到过蔑视。要是中国文化对此不适当控制，外国东西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无疑，中国人急需科学。他们需要各种现代科学，来开发其天朝帝国的潜在资源。他们自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不久的将来，他们会看得更明白。但科学知识，一定能对这个帝国的道德产生好作用吗？怎样实现这个目的？化学，在所有科学中，与我们当代的进步最为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传播普及化学知识，能成为使人民获得新生的道德手段吗？难道不会因此而在生活各方面引发新的和始料未及的欺诈和暴力吗？要是中国人的特性还是老样子，且又不限制化学制品的供应，在这个帝国到处散发各种现代炸药的配方，难道人们还能安居乐业吗？
“物质文明”是指西方巨大进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由蒸汽机和电的发明所带来的许多奇迹。有人告诉我们，这才是中国的真正需要，有它就够了。通往每一个城市的铁路、内河航运、完善的邮政系统、国家银行、银币、作为通信神经的电报和电话——这些都是中国未来幸福时代的象征。
在张之洞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也许就有这种初步的想法，他断言铁路可以杜绝河运的许多弊端，甚至防止船员监守自盗。那么，物质文明的成长，是否就能消除精神上的病症呢？铁路就能保证铁路雇员，或者乃至管理人员都诚实可靠吗？我们难道没有读过《伊利之章》吗？读者不是看到州与州之间的主干公路被完全侵占，而股东们求告无门，并且“没人可指责”吗？他们在中国干起这些事情，难道不会比在英国或美国更变本加厉吗？这是由物质文明本身造成的，还是由一长串复杂原因经长期缓慢的相互作用才造成的呢？把选举投票箱引进中国，是否就能使中国人成为一个讲民主的民族，因而适合实行共和制度了呢？物质文明在中华帝国不会产生其在西方那样的条件，除非同样的因素，也能调动中国来产生同样效果。这些条件不是物质的，而是道德的。
有了香港、上海和其他通商口岸这样的实例，中国人为何不把“租界模式”引入内地城市？因为他们不想要如此变化，引进了也受不了。他们看到近三分之一世纪以来中国海关诚实管理的实例，为何政府却不在其他领域推广这套办法呢？因为在中国的目前状况下，中国人在精神上完全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税务体系。英国人的性格和道德是历经一千多年才达到目前的发展水平的，中国人本身不可能马上接受，也不可能立即实行，他们不像一架德国埃森的克虏伯大炮，一旦架起来就能马上开炮。
培养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性格和道德的力量，如同恺撒在英国登陆、征服者威廉侵入英国这些历史事实一样，是确切肯定的。这些力量随基督教而来，也随基督教而发展。与基督教扎根于人们心灵相对应，这些力量所带来的结果也枝繁叶茂，而不是相反。
听一听文化伟人马修·阿诺德的话吧，“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热爱希腊，感激希腊。希腊人是世界各民族艺术和科学的旗手，就如犹太人是正义的旗手一样。如今，世界不能没有艺术和科学。艺术和科学这两面大旗一举起，自然也就极大地占据了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心灵，而品行则被视为常事。辉煌的希腊因为不注重品行而从地球上消失了；因为人们向往品行、毅力、个性……不仅如此，当今时代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和知识，知识受到如此尊重，而能够带来胜利和能统治整个世界的不是希腊人，而是犹太人；不是卓越的艺术和科学，而是崇高的正义。”
要改革中国，就一定要在中国人的特性方面追索，一定要在实际上推崇良心，不能再像几位日本天皇那样把自己幽禁在皇宫里。这条真理，被一位现代哲学宗师一语点出：“把铅质的本能变成金质的品行，这样一种炼金术不存在。”中国需要的是正义，为了获得正义，必须了解上帝，对人要有新观念，要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中国的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以及社会，都需要一种新生。我们发现，中国的所有需要，只是一种需要。这种需要，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而又全面地给以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