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月的周身像是有一万根针在扎她。那些水，全都变成了尖利的针。要过上一到两分钟，它们才会软化，软化成某些植物上的刺藤，或是更软，变成羽毛。她早就知道这些变化，自从钻入了水中，她就把自己交给了它们。她嫁给了孙旺喜，这次“嫁给”完全是在刘金月的算计之中。孙旺喜后来曾追问过她，那卷卫生纸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刘金月说她当时刚好来了月经。以告孙旺喜强奸女知青作为要挟，最终促成了这桩婚姻。孙得贵是个明白人。要么让孙旺喜坐牢，要么娶刘金月。他当然会选择后者。孙旺喜没能当成兵，他留了下来。
结婚，刘金月在乡下结婚了，她成了孙得贵的家人。与当地农民结合，又使她成了远近闻名的知青“典型”。她要求去烟灯村小学任教，做一名老师，她的目标就是这个。她很快就达到了目的。随后，她让孙得贵把孙旺喜也安排进了学校。刘金月一进学校就是公办教师。孙旺喜是民办教师，因为和刘金月的夫妻关系不久也转成了公办。需要估算一下这次算计是否值得？之后的几十年刘金月都在仔细地权衡，很多因素都要考虑进去。比较现实的一点是，刘金月终于离开了工地，或者应该说，她尽管还在农村，却可以不再干农活了。她的身份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公办教师属于干部，她不再是农民了。现在她比范红娇和吴雄伟都强多啦，她已经在他们之前找到了着落。范红娇可以请到病假，却不得不躲躲闪闪。而吴雄伟，无非是以乡村二流子的习气来逃避劳动。她了解他们。既然是权衡，当然也要考虑到孙旺喜。他不过是刘金月的丈夫而已。不管怎么说，刘金月总得有个丈夫。这个人可以是别人，也可以是孙旺喜。这么考虑清楚了，刘金月就不再计较。她安心地教着学校里的小孩子们。每天从工地上路过，看着那些推着独轮车和挑着担子的人们，她就会不寒而栗。
刘金月的编年史进入一九七八年，或是一九七九年。更准确地说，也就是这两个年份的冬春之交。刘金月的故事大多发生在这种时候，从冬季，直到第二年的暮春。所有的知青早就返城了。范红娇进了武钢，吴雄伟进了一家棉纺厂，他们都在武汉。只有刘金月还在烟灯村。她也可以回武汉去，但她不能。她可是拖家带口的，除了丈夫孙旺喜以外，她还生育了一个儿子。儿子名叫孙小虎，他是孙梅花的哥哥，很小就夭折了。孙小虎大约在六七岁时溺水而亡。而在知青返城时，他还活得好好的。他选择的死亡时机，正是这个异常寒冷的冬季。
这桩婚姻到了这时候，开始露出了它残破和无情的一面。受它的拖累，刘金月必须留在这个又小又穷的鬼地方。当时县上像她这种情况还有几例。他们就像是一场战役之后，大部队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却总有那么几个掉队者或失踪者不得不留下来。这些人并不关乎全局，他们各有各的背景。只是一些特殊的个体而已，一些无人注意的个案。遥望那些远去的身影，刘金月倍感忧伤和凄凉。这个冬天特别冷，池塘里的水面上早早地就结上了冰。孙小虎和村里的一帮孩子们在冰面上玩。他们在上面奔跑嬉闹。这么玩从来就没出过危险。他们有的还在摔跤，一个一个地摔倒在冰上。可是有一天，在池塘的正中间，冰面裂开了。孩子们都听到了坼裂的声响，都在往后退。只有孙小虎还怀有好奇心。他太小啦，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探着身子，想要看个究竟。他是滑进去的。孩子们看到他的身体重心和头都在尽力往后仰，但他的脚却还在往前滑，带着他的身子笔直地射进去了。孙梅花的哥哥就这么夭折了。十一个月，或许将近一年后，孙梅花出生。她降生在十几里路之外的白龙镇。
刘金月独自一人关在一间屋子里，她把门关得死死的，谁也不让进。她抱着孙小虎小小的尸体。在里面呆了一整天。没人知道她做了些什么，或想了些什么？第二天，她沉静地打开门，让人们埋葬了孙小虎。从她的脸上无法判断她是否哭过。
随着烟灯村的土地分给了各家各户，村支书孙得贵不再有以前的权势了。他老得很快，一下子就被打回了农民的原形。刘金月吵着闹着要调到白龙镇去。那儿有镇中心小学。她不想还住在烟灯村，这是她的伤心地，她必须离开。孙得贵告诉她，这事他帮不了忙，镇上没人能给他这个面子。刘金月不依不饶地顶撞他。她说，我算是被你们孙家给害了。他们都回了武汉，只有我，我现在都快变成一个地道的烟灯村人了。他们谁不笑话我啊？我不过是要到镇上去，这难道过分吗？白龙镇？哼！刘金月冷笑着，它有武汉市的一条巷子大吗？再说，我儿子也死了。我还在这儿有什么意思呢？她没有提到范红娇和吴雄伟的名字。一说到他们的名字，她就会有一种歇斯底里的难过。我和他们本来是一样的，没想到猛然间却拉开了这么大的差距。
孙得贵对刘金月的抱怨和指责表示认可，但他没办法。他不知该怎么办？
那段时间，刘金月老是一个人往镇上跑。她早上去，有时要到晚上才能回来。几天后，她宣布说，她要在镇上造屋。这一决定有些非同寻常。她解释说，她找过镇中心小学的领导，领导暂时还不能调她。与其被动地等待，还不如直接把房子造到镇上去。她已经勘查好了，她打算就在镇中心小学的围墙边上造一所房子。刚好那里还有一块空地，周围零零散散的是些杂货铺文具店。房子造在那里的好处显而易见，中心小学的领导和老师每次上下班，都会看到它。还有，刘金月一旦住到镇上去（她当然要住到镇上去，既然那是她的房子），那么联络感情就很方便。她每天早晨去烟灯村小学上班，以及晚上回来都将要步行十几里路。这种事，他们天长日久地看在眼里绝不会无动于衷。
好主意。孙得贵一听就明白了这里面的玄妙。孙旺喜什么也没说。他已经转正了，成了公办老师，教体育。他对此很满足。
热衷于策划并实施这件事的，实际上是孙得贵和刘金月两个人。刘金月和孙旺喜几乎没有钱。他们能从哪儿来钱呢？幸好孙得贵以前做村支书时还有些积蓄，但也不多，离在镇子上造屋还有很大的缺口。不是缺口，是根本就不能开工。刘金月不了解内情。不知道孙得贵的底细。或者她能猜出个大概，却也只能依赖于他。刘金月跟孙得贵贴得很紧。从表面上看，她简直不像是他的儿媳妇而更像是他的女儿。她搀扶着他的手臂进进出出，这在乡下确实很少见。她温顺地微笑着，还给孙得贵洗袜子。孙得贵答应她，一定要帮她把房子造起来。
去镇上造房子，并不那么容易。如果容易，那还不都到镇上去了。孙得贵怎么也算不过来，把已有的钱，能折换成钱的东西，和可以借到手的钱都算到一块儿，也不行。不够。孙得贵一天到晚都想着这事，他想得脑瓜子生疼。在烟灯村，孙得贵有一所现成的房子。它无疑是村里最好的房子，高门大院，甚至比村委会的办公室还好。如今，它是孙得贵作为烟灯村权势人物的唯一见证。孙得贵在衰退，越来越普通。而这所房子依然挺立着。
这天，刘金月笑着对孙得贵说，要是这房子建在镇上就好了。
一句话点醒了孙得贵。他围着自己的房子转悠了三天，一边吸烟一边思索着。后来他告诉刘金月，他要拆掉烟灯村的旧屋，到镇上去造新屋。
拆屋造屋？刘金月一时间没听明白。
烟灯村的旧屋大些，不是大些，是要大好多。你在镇上不可能造这么大的屋，镇上和城里一样，造的屋都要小一些。这么一算，拆掉村里的旧屋，到镇上去造新屋，材料是足够了。孙得贵捉着指头一一算来。材料够就好办了，剩下的就是工钱。
拆了旧屋，你没想想，那你们住哪儿？
我和你妈？
是啊，你们。
我们？你不用担心，我们可以先在村里搭一间草棚子。暂时先住着，以后再说。村里这房子本来也是为你们造的。你们要去镇上，房子随你们搬过去也是应该。
拆房和造房，在烟灯村和白龙镇同时进行。这更像是一次房屋搬迁。他们用小推车，板车，有时还要用到拖拉机，把砖块，沙石和水泥板运到镇上去。在路上，他们的队伍走成蜿蜒的一长条。这种景象只有在以前“交公粮”时才出现过。沿途村子里的人注视着他们，奇怪地问，这是做什么呀？
造房子。他们答。
在哪儿造？
镇上。
谁啊？
孙书记。哦不，刘老师。
这些材料怎么都是旧的呢？
孙书记把村里的房子给拆啦。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孙得贵守在村里的拆房现场。他不时地会吼上一句，小心点，别把砖块给敲破了，还有水泥板。慢点，几个人一块上。
房子造了几个月才造成功。它就在白龙镇中心小学的旁边。刘金月住进来时已露出怀孕的迹象。她怀的是孙梅花。孙梅花在一天天长大。刘金月挺着个大肚子，妊娠反应强烈。她的脸上长满雀斑，小腿肿得老粗，就连身上也能看出明显的浮肿。她行动迟缓。走起路来显得很吃力，不停地喘气。两只手轮番地撑在腰眼上。她住在白龙镇，却要去烟灯村小学上班。她早上走过去，晚上再走回来。中心小学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没有怨言，见到每一个人都笑眯眯的。谁都知道，她已经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在刘金月十月怀胎即将分娩时，她被正式调了过来。
刘金月如愿以偿，到了镇上。孙梅花是在这所新房子里降生的。伴随孙梅花的降生，这镇上却出现了一股谣言。谣言的指向与孙得贵有关。有人说，孙梅花的血统值得怀疑。很难说孙得贵和刘金月之间是清白的。人们都还记得刘金月挎着他的膀子从大门里出来，或进去。孙旺喜不过是孙得贵的养子，不是亲子。如果没有交易，孙得贵会那样不惜血本地为她造屋吗？谁能相信？从此，孙得贵就将住在烟灯村的一间草棚子里，他还将死在那儿。这些都是推理和猜想。还有目击证言。一个民工宣称在拆房时他亲眼看到，刘金月曾摸过孙得贵的脸。另一个民工说，不是摸，她好像摁死了孙得贵脸上的一只虫子。不管怎么说，她的这些动作都显得过分的亲昵和暧昧。还有其他一些说法，被人传来传去。这些谣言刘金月知道，她认为孙旺喜也一定听说了。
这个时候，刘金月刚生孩子不久，在镇子上出现这种谣言既邪恶，又令人恶心。肯定是有人操控，故意散布它们。好像她的生育真的与造房子有关，里面隐藏着某种黑幕。
刘金月对此予以坚决否认，她直截了当地问孙旺喜，你相信吗？
相信什么？
人们说的这事。
不相信。孙旺喜有些迟疑。
你最好不要相信。
是不相信。
那都是瞎说。
瞎说？
当然是瞎说。
人家为什么要瞎说呢？
是啊，孙旺喜这么问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你不要这么问我。刘金月说。
在家里，刘金月逐步建立起了绝对权威。还在烟灯村就是这样。往更早处追溯，可以追溯到刚结婚时。她不屑于跟孙旺喜啰嗦，总是对他说出一些简短的指令性的话语。考虑到她和孙旺喜结婚一定十分委屈，孙旺喜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现实。
当然喽，为了避嫌，刘金月说，我们可以不再和他们来往。
这是刘金月做出的新决定，突然做出的，是镇子上的谣言为她提供了口实？还是她早就蓄意如此？她所说的“他们”是指孙得贵，还有他老婆，也就是他们的养母。养母，在他们的生活中，一直是个从不多言的老女人。
这样子不好吧？
不好？
你想吧，他们刚为我们造好了房子，而且他们自己还住在草棚子里。问题的症结在这儿，做人要讲良心，是不是啊？
但那是他们自愿的。
别人会说些不好听的话。
不好听的话。
还会越说越多。
可是别人现在说的话就好听吗？你又如何计较？
他们会说过河拆桥。
我不管。
你不管，那我呢？
你反正还在烟灯村小学，要不你和他们住在一起吧，你不必回来。
那可不行。
你回来可以，但不许他们进我的家门。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好，太脏啦。你也要改改。现在住到镇上了。将来还要住到城里去。你要不改，一生都会是个肮脏的乡下人。
她的弯子转得太陡了。在这件事上，刘金月显出了异常的冷酷和坚毅。自从搬到镇上，她就再没回过烟灯村。她总是这样。后来她到了县城，也就再没回过白龙镇。回想拆房和造房时，刘金月挽着孙得贵的臂膀，恍然已是旧梦。
如此绝情，更像是为了止住那些谣言。刘金月不允许孙得贵跨进她镇上的家门。孙得贵身上一点残留的威风也没有了。他的支书职务已被另一个人所取代，从此他变得比一个年老的农民还要委琐。但这并不妨碍他老是往镇上跑，他隔三岔五就会跑到镇上来，就像着了魔一样，他来看孙梅花。因为刘金月不要他进门，他只能从外面窥视。孙得贵太想看到孙梅花了。一个祖父是可以这样子迷恋孙女的，看到她的小脸蛋，孙得贵就会心花怒放。但刘金月不让他看。她还请了一个保姆，在镇上她是为数不多请了保姆的人之一。按理说孙旺喜家里有老人，像孙得贵，和他的老婆。可刘金月还是宁愿请人，为此花上一笔钱。请保姆是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她毕竟是一名武汉人。
保姆来了没几天，还不太了解情况。她对刘金月说，有个老头总在门外探头探脑，他像个贼一样，细看又不像。总是瞅一眼就跑。
刘金月心中暗想那就是孙得贵，她说他要再来你赶他走。
过了些时，她还专门养了一条狗。刘金月说，它是看门狗。要是再有人来东瞅西瞅的，你又赶不走，就唤这狗来吓唬他。
保姆听她这么说，低头抚弄了一下那狗，它立即就耸起毛来叫了两声。
孙得贵还在往镇上跑。看样子若不能每天见上一眼孙梅花，他就会烦燥不安。从门缝里，或是保姆把她抱出来了，他只要远远地睃上一眼，就会满足地转过身去，快速离开。保姆也慢慢熟了，知道那是孙得贵，孙梅花的祖父。见到他，她会有意地把孙梅花往上竖一竖。而孙得贵仍然显得鬼鬼祟祟的。刘金月的邻居，那些做文具和小杂货生意的人，他们没事就会聚在店门口喝茶，聊天，或者打牌下棋。他们认识这个落魄的老头。他有时像个流浪汉，有时又像个乞丐。那些人刚开始是很笑话这件事的，他们笑话他躲躲藏藏。笑话他看上一眼孙梅花时的那种喜悦和陶醉，以及没见着她的失落和彷徨。可是过了些日子，他们不再笑他，他们笑不起来，这确实没什么好笑的，他的样子只能让人心酸。他太认真了，跑到镇上来，无非是要看一眼孙梅花。
看来，刘金月是在和孙得贵较劲，她要切断他和这个家庭的关系，不让这个人进自己的家门。这合理吗？但她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