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夜，满天的星光，心的路却没有光亮，生命走到怎样一个站道，才能停下奔跑的脚步。
春天的叶子无法感知秋的飘落。每一个生物都在时间的角角落落寻找着生存、生活和生命的家园。
10年前的这样一个夜晚，我曾经在梦里为一个年轻的生命建造了一座红砖房子。是在梦里，只是在梦里，一座空空的红房子，像一个密谋已久的预言。我从梦的预言中醒来，躺在这个小城一支宽大的床上。
四月的晨光映白了我梦醒后的空茫和树梢上孤寂的鸟鸣。太阳还没有起来，我坐在春天的床上，向我未来的丈夫，讲梦里的那座红房子。
没想到我的梦真成了一个预言。从他躲闪的眼睛里，我读出了自己的恐慌和他的担心。
大哥自杀了，在黄河南岸一个老村的早晨。我的大哥，一个36岁的年轻生命，他毫无理由地消失在异乡的土地上。我再一次用眼泪埋葬了我的亲人。
大哥走了，悄悄地，没有告诉任何人，他是在一个空寂无人的早晨怀着无限遗憾走上了那条绝路。我知道他是不想走的，他一定是不想走的。
贪生是人的本性，没有人愿意将生命视作草芥轻易弃之荒野，除非迫不得已，除非为了更高更恒久的不朽，将生命捐献于一种神圣事业及理想。
而大哥却是一个普通的人。他选择在那个早晨离开，一定深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没有人去探究这个原因，因为对于死者，已毫无意义，而对于活者却是徒增悔恨和痛苦。
不知道那个春天是怎样流走的，我只想远远逃离，却禁不住频频回首。残存在记忆中的碎片被时间连接成一条暗流，一遍又一遍冲刷着我心底的疼痛。
一
在母亲的反复絮叨中，大哥童年生活的影子，散落在记忆里，形成一些类似想象却清晰如昨的片段。
在老西屋的火炕上，一个可爱的小男孩蹲在炖肉的老铁锅旁。腾腾的热气，满屋的肉香，小男孩一口口地咽着口水，像一只饥饿的小羊羔面对满坡的青草，按捺不住的欲望在空辘辘的饥肠里一波波地涌动着，冲击着克制的底线。
好香啊！小男孩使劲地吸着鼻翼，把一双脏乎乎的小手伸进锅里。
滚烫的肉片从锅里抓出来，肉片烫着手指，不知道疼，肉片吸溜进嘴里，像滑溜的小鱼儿在舌头上来来回回“吸溜吸溜”地打着拨浪。
一块块肉来不及咀嚼，囫囵下了肚，半锅肉剩下了半锅汤。小男孩把烫起泡的十指噙在嘴里，不停地咂摸着。疼？不疼。油乎乎的手指，油乎乎的嘴唇，残留着鲜美的熟肉的余香。他使劲地用舌头舔着，慢慢地品味着。
突然，街上响起母亲的脚步声。小男孩像一只迅捷的兔子，立刻跳下炕台，奔出老院子，从后门穿过小胡同，一直跑到北山圪岭上。
小男孩爬在北山圪岭的沙土里，又把残留着肉香的手擩进嘴里不停地咂摸起来。一年了，家里第一次有肉吃，他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弄来肉的。母亲把肉切成片，放了葱姜蒜在锅里炒，然后用小火炖。母亲说，炖好的肉要装进罐子里，炒菜的时候放一勺，能吃半个月。母亲炖上肉，上了街。他却把一斤肉偷吃了半斤。偷吃是要挨打的，挨打，他不怕，他就怕看见母亲眼泪汪汪的样子。
把起泡的十指插进沙土里搓，他想把满手的泡搓破了。可搓了半天，一个个烫泡皮实得像猪皮，搓不破，他就找了块石头磨，磨啊，磨啊。
泡由白变红，由红变紫，烫泡变成了满手的血泡，就是消失不掉。他恐惧地坐在黄昏的山岭上，远远地听见母亲在街上喊他的乳名……这个小男孩就是大哥。
60年代初出生的大哥在贫穷与混乱中草率地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每讲起，母亲都叹着长气十分愧疚地说，穷哦，顿顿老黄菜窝窝头，小小就困下了痔疮。
似乎一夜之间，那个偷肉吃的小男孩就长成了大人。
18岁的大哥成为山村里最灿绿的一棵树，青春饱满的绿叶让整个山村都鲜亮了起来。一米八的个头，浓黑的眉毛，厚厚的嘴唇，沉默少言，往那儿一站，就像一座山。村里人见了母亲就说，老嫂子真命好呀，生了个好儿子，人样好，又懂事，又孝顺！母亲听着直乐，得空还会哼上几句小曲。姑娘们见了大哥也会羞涩地看上几眼，再扭捏地跑开。
秋天，大队推荐大哥去当兵。走的那天，我家的院里院外都挤满了人。村干部请来吹鼓手，锣鼓声唢呐声，像娶媳妇一样，沸腾了整个山村。民兵连长把一条粉红色的长鞭点着，从我家大门口一直“噼噼啪啪”
响到村外。女人们用红绸子扎了一朵大红的光荣花，给大哥戴在胸前。
大哥看起来就像准备迎亲的新郎，光光鲜鲜地被人们簇拥着朝村外走去。
走出村口，走上那个陡坡，他转回身来，憨实地笑着，眼睛里闪亮着准备远行的兴奋，挺拔的身影挡住了远处的地平线，大红的光荣花映红了他古铜色的面容，也映红了他身后的村庄。他的目光越过一个个人头仔细扫视了一遍远远近近的山岭、土塄、庄稼和田野，然后看着身后的母亲。
母亲两只眼睛像两个红红的桃子，可她嘴角却挂着笑。大哥眼圈也红了。
他把母亲耷拉在脖子上的月白头巾解下来，叠成三角形，重新给母亲裹在头上，系好两角，转过身去。
带着母亲满满的希望和山村厚厚的嘱托，大哥去了几千里之外的东北。
母亲常常站在大门口，等穿绿色邮服的邮递员。
给我们村送报纸信件的邮递员是个个子很高，大头，大鼻子，有点像外国人的中年男人。村里人叫他应根。母亲看见应根从村口骑着自行车来了，便来了心劲，远远地就喊，应根，应根，有我儿子的信没？应根在母亲身边刹住车，把一条长腿从自行车上撂下来，回应道，老嫂子，想儿子想毛了吧。说着从一卷报纸里抽出一个大信封，递给母亲说，别折，里面有照片。母亲接了信，泪就流出来，声音颤抖地说，我说呢，昨晚梦见大红马。我估摸着我儿子要来信了。来家喝口水，再走吧。应根说，不了，老嫂子，还要去别的村。邮递员骑车一转弯就不见了。母亲把信揣在怀里一溜小跑奔回屋里。用剪刀小心翼翼地把信封口裁开。照片上的大哥开心地笑着，鲜红的领章和帽徽，草绿色的军装，映衬着丹东辽远而清冷的蓝天。大哥的信每次都叠成一个十分精致好看的信鸽样。从祖国边陲的东北，飞了千里万里，飞进了我们的小山村。母亲两手拿着照片左端详右端详，然后小心翼翼地放在正堂上一个很小很小的相架里。
大哥的笑容就天天在一家人眼前灿烂着。
大哥在信中说，他在部队一切都好，就是十分担心母亲的身体，最放心不下的也是这个。大哥还说，弟弟妹妹都小，他一走那么远，不能帮父亲母亲干活，他常常在夜晚睡不着觉，想着父亲母亲的劳顿困苦，心里很是歉疚。母亲小时候读过初小，多少也识得几个字。念着念着，母亲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她一边撩起厨裙来擦眼泪，一边笑着说，这傻孩子，这傻孩子。说着按原样把信折好，放回信封里，掖在枕头底下，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看。
慢慢地母亲就摸出了规律。十天，最少半个月，应根就来送信了。
早早地她就站到大门口等。可那年冬天，她一连等了三个月也没见到一封信。她那个急呀，天天里出外进，心慌意乱，晚上睡不着觉。父亲也沉不住气了，让上初中的二哥，给大哥写了好几封信。可是信一封封寄出去，杳无回音。
快过年的时候，县武装部捎话来，说大哥的部队来了两位首长，给家里捎来些东西，让家里人去拿。接到这个消息，父亲和母亲一夜都没有睡。部队的首长给家里捎东西，会是什么？大哥这么久没给家里来信，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那盏孤灯啊，沉闷地困乏地在黑暗中跳跃着闪亮着，映着母亲满脸的愁色，也映着父亲紧锁的双眉。我只是半醒半睡地，一会从被窝里探出头来看看母亲，再瞅瞅父亲。
“跟儿跟儿咕——跟儿跟儿咕——”终于第一遍鸡叫了。父亲和母亲就下了炕头，收拾穿戴整齐，父亲把提前给首长准备好的一袋核桃扛在肩膀上。母亲把给大哥纳好的几双绣花鞋垫揣在怀里，头上扎一块月白头巾。两人把二哥叫醒，悄悄交代了一番，就一前一后出了门。我听见门被轻轻地闭上，父亲和母亲的脚步声就由近及远，消失在我迷迷茫茫的惶恐中。
那是一个清冷的天气，我和二哥谁也没去上学。我俩围着火炕，像小大人似的正裙危坐在停止了的时间里，等待一个或好或坏的消息。
天快黑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回来了。父亲手里拎着一个大包，母亲空着手。
一进门母亲就说，既是不要紧，受了点轻伤，怎就不能给家写封信，首长不是说只是脸部受了点轻伤？父亲说，怪他不小心，东北可不比咱们这里，到处都是冰碴子，摔上去，冰碴子能把脸扎碎了。人家首长说轻伤，是在安慰咱。母亲的脸冻得紫青，她突然在正堂的方桌前跪下，双手合十，默默地念了几遍“阿弥陀佛！”
父亲把母亲扶起来，把手里的布包放在炕上打开，是一套崭新的草绿色军服。父亲就说，我当兵的时候，从来没穿过这么漂亮的军装，那时代啊，补丁摞补丁，打了胜仗，发了一双军鞋还是一顺子鞋。母亲把那套军装摸了又摸，摸了又摸。对父亲说，他把这军装捎回来给你穿，你看你能穿吗，他个子高得像骆驼，你矮得像老山羊。父亲瞅了一眼母亲，说，瞧你，说的啥话？敢情我俩都成牲口了？母亲笑了，说，不就一说，你还当真了？
看见母亲笑了，我俩也解脱了一般，笑起来。
后来，大哥又来了几次信，内容很短，几乎都是一页信纸。哥哥在信中说，他经常坐飞机在天上飞，部队领导对他也很好。生活学习都很好，让家里人放心。
我和二哥就羡慕不已。大哥可以经常坐飞机，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坐坐飞机，上上天，看看天上有没有神仙。每当有飞机从山村的上空“轰隆隆”
地飞过，我就和二哥跑出来，扬着脖子使劲地喊：“大哥——”村里的小朋友就带着讨好的口气问，你大哥真的坐过飞机？二哥说，哪只是坐过，是经常。那他见过神仙吗？二哥就狠狠剜那小子一眼，什么神仙不神仙，我大哥说了，天上就没有神仙。二哥不像大哥那么随和，他天生霸气，说话总是一副冷酷的腔调，就像他那黑坅坅的脸色，让人一看就瘮得慌。
夏天，母亲突然病了，一头一头出冷汗，一夜一夜地睡不着觉。父亲到镇上请来一位老中医。他坐在我家炕头边上，眉毛又黑又浓，像个老寿星。他轻轻把四根带着长指甲的手指头按在母亲伸出来的惨白纤细的手腕上，闭上眼睛。大约10来分钟之后，老医生睁开眼，让母亲收回胳膊，对父亲说，贫血贫得厉害，心病太重。父亲急问，咋办？老先生说，先吃几副中药补补吧。
那段时间，我家整天弥漫着一股熬中药的味道。吃了几副中药以后，母亲能凑合着起来了，可身体还是很虚弱。二哥背着家里人，悄悄给大哥写了封信，说母亲病了问他能不能在大城市给母亲买些好药。二哥天真的以为，能经常坐飞机上天的大哥一定会是无所不能。
在母亲日渐好起来的那个初秋的午后，我穿一件淡粉色的秋衣在家里洗锅，突然厨房的木板门“吱”一声被推开，一个高大的身影悄没声息就闪了进来。
大哥！我以为是在做梦，使劲揉揉眼睛，仰起脸来再看，站在我面前的正是大哥！
二
大哥退伍了。母亲看见他一头乌黑的头发，没有戴军徽的帽子，绿色的军装领上也没有让全家人引以自豪的鲜红的领章。母亲的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母亲说，复员了？
大哥从鼻孔里“嗯”了一声。
怎不跟家里通个气？
来不及了，我收到弟弟的信说你病的厉害，很是着急。大哥说着把带回来的大包小包堆在厨房的西墙根，全是清一色的军绿色，像堆了一堆的橄榄。
母亲说，这猴小子，敢背着我给你写信？母亲搓了搓手，眼睛里露出了几丝怒色。转而又把两手垂了下来，搭在一起说，算了，算了，回也回来了，再说也没用。你先歇着，我给你做碗面条吃。
母亲到院子里摘了一把刀豆荚，又摘了个鲜嫩的小瓜，给大哥做了一碗香喷喷的家乡手擀面。大哥似乎饿坏了，大口大口地吃，边吃边说，还是妈做的面条好吃，真好吃！
晚上，大哥和父亲母亲说话说到很晚。父亲说，县民政局局长在我们公社当过书记，和我也熟，明儿你去找找他，兴许能找上份工作。母亲说，先找工作后找对象吧。大哥说，找什么对象，不找。
应根又来送信了。站在我家大门口一个劲地喊，老嫂子，老嫂子，你儿子的信。
母亲在院子里打理那些长得乱七八糟的刀豆秧和瓜秧。听见喊声，母亲愣了愣，朝大门口走去。
母亲接住应根递过来的一个白色的信封，捏着一角在眼前抖了抖，信封上那些个娟秀的字迹，就让母亲疑惑起来。
晚上大哥从城里回来，一进门就高兴地跟母亲说，看来找工作的事情有门。
母亲说，真的？
大哥说，我一说父亲的名字，那姓李的局长就站起来，说，知道知道，我下乡还在你家吃过刀豆荚卤面，你母亲做的饭很好吃，真的很好吃。
母亲笑着说，他想吃，哪天给他再做一回，只要他能帮你吃上供应粮。
大哥说，看样子他很乐意帮我。
母亲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封信来，说，给，你的信。大哥接过信来一看，脸一下就涨得通红，转身进了里屋。
母亲也不好意思跟进去，孩子大了，有自己的心思，也属正常。可母亲总觉得这封信有些蹊跷。她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木凳上，琢磨来琢磨去，又琢磨到儿子复员的事上。母亲就灰心起来，那曾经撑得满满的希望，现在就像一个漏气的气球，一点点地瘪下去了。可是她还是再次鼓足了气，想把那气球再吹起来。她站起来，抖擞了一下精神，蹑手蹑脚地出了厨房，摸到里间的窗户下。透过模糊的玻璃窗格，母亲看见大哥把那封信揉成一团，使劲地在手里搓来搓去，忽而又把揉得皱巴巴的信纸展开来，再看。
他的两条粗黑的眉毛紧紧地攒在了一起，脸色阴沉得难看，眼睛里有闪亮的东西映着灯光在滚动。
母亲的心忽地一沉，默不作声地离开，回到自己的小屋，一夜也没睡着觉。
一大早，大哥扛了锄头跟父亲下地干活。母亲收拾家的时候，在大哥的枕头底下找到了那封被揉皱的信。她用手掌一遍遍地把信抚平，发现信上的字写得十分工整，她基本能都识得。信头的称呼只有一个字：祥。
母亲的心颤了一下。大哥长这么大，除了她这样称呼儿子，没有人这么亲切地称呼过他。往下看，母亲的脸色越变越阴，越变越沉，像一片乌云扩散开来，罩住了她满目的慈和。
信中写到：我知道你是因为我才离开部队的，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趁我不在的时候匆匆离开？我说过，就是走，我们也要一起走，一起回山西老家，可是你居然不辞而别，你这样一意孤行，不仅让我失望，让你的战友们失望，部队领导也很失望，你知道吗？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最后落款是一个“蓉”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