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海外书情(13)

那么即出即倒的“大师”的罪状又是什么呢？原来，此书中也有答案——“疯狂地攻击三面红旗！”“……大炼钢铁时，他（侯宝林）抛出毒草相声《全家献宝》，说什么：‘我身体锻炼得跟铁人似的。’孩子急忙说：‘爸爸，你可别像铁人，回头连你也给献了。’并诽谤说，家里的‘刮舌子也被孩子偷去炼了铁，走在街口里，火车道也想搬去炼铁’。极其恶毒攻击我们全党大办钢铁的伟大运动。……叫嚷：‘大炼钢铁就是得不偿失！’他还大演特演毒草相声《改行》，大喊：‘改行苦哇！’攻击党的‘下放干部’政策。一九六一年，他抛出大毒草《关公战秦琼》，攻击我们党‘不懂艺术’，重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右派谬论。侯宝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漏网大右派。”……这些就是当时造反派要打倒一个“大师”的理由吗？半个世纪过去了，那么今天，人们衡量一个大师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

五千五百万个抑郁症患者

吴晓东

中国一家媒体不久前推出《你的生活压力有多大？》问卷调查，对九十名职员进行调查。统计表明，百分之六十六点七的受访者感觉工作有压力，有百分之三十六点七的人表示每天的工作时间在十小时以上，半数受访者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到八小时。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速，沉重的工作压力、嘈杂的生活环境，使许多人的情绪常常处于一弹就破的紧张状态，因而产生抑郁、焦虑、烦躁等心理症状，严重影响工作和生活。近几年，内地许多白领尤其是女白领，出现心理问题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除了抑郁症，年轻女白领里常见的还有一种“资讯焦虑综合症”，患者没有任何病理变化，也没有任何器质性改变，但会突发性出现恶心、呕吐、焦躁、神经衰弱、精神疲惫等症状。

春天被一些专家认为是心理疾病的高发期，自春节以来，到北京市各大医院心理咨询门诊就诊的人群就一直有增无减。据北京安贞医院心理咨询科副主任医师廉小淞介绍，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七十岁的老人，如今都是心理门诊的常客，其中最多见的心理疾病是抑郁，咨询人群以学生和中青年人群居多。青少年常见病例有社交恐惧症、多动症、厌食症等，都是青春期的典型心理病。而不少中青年人群，则因各种工作压力日积月累得不到有效的排解和释放，从而导致出现失眠、焦虑等心理问题。另外，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独居老人因失落感、孤独感、衰老感而产生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情况也不在少数。

更让人无法忽视的是，中青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在逐年升高。稍重的人可表现为情绪低落、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自卑等，有些患者常常伴有神经官能症症状，重型抑郁症患者会悲观厌世、绝望、自责自罪、幻觉妄想、食欲不振、体重锐减、功能减退、而抑郁症患者中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面临自杀的危险。

台湾国泰医院身心科主治医师陈国华曾说：“二十一世纪最流行的病不是癌症，不是肝病，而是心理病。”

近几年，全世界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中，抑郁症患者正以每年百分之十一点三的速度增长。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目前心理疾病已成为全球第四大疾病，全球有四亿人患有抑郁症，预计到二〇二〇年将跃至第二位，排在心肌梗死之后、癌症之前。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一九九〇年中国有二千五百六十万例抑郁症患者，仅有百分之五得到治疗，而据有关专家统计，目前我国抑郁症患者已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至百分之八，约五千五百万人。此外，国际心理治疗大会保守估计，中国大概有一亿九千万人在一生中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心理咨询业成为急待发展的行业。

面对如此庞大的心理障碍群体，近年内地应时而生的各种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机构却显得力不从心。

目前，内地心理咨询教育还处于初级阶段，现时中国有心理学系的大学约有六十所，相关培训百分之九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昆明、武汉、长沙等大城市。

据统计．中国内地目前仅有数千名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从业人员，经过专业、系统训练的更少，每百万人口中心理学工作者的数量仅有四点六名，而美国早在一九九一年每百万人口就已拥有五百五十名心理学工作者，其中获得心理学或哲学博士学位者超过百分之八十七。

有统计数据表明，目前我国每年因抑郁症造成的直接、间接经济损失高达六千亿元人民币；囚患抑郁症而导致自杀的人数为八十万人，远远超过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十五万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吴瑞华研究员曾表示，缺乏从事心理咨询的专业人员是造成内地自杀率相对较高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心理治疗起步很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之前基本为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些心理门诊才陆续出现在北京和广州等大城市。中国心理治疗的初步发展阶段由一九八七年至二〇〇-年，全国各大城市的综合性医院普遍建立了咨询和治疗门诊，同时出现了私营的心理治疗诊所。心理治疗系统化和职业化阶段始于二〇〇二年，国家劳动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了《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于同年开始实施，规定只有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资格证书者方可从事相关心理咨询工作。此外，为了使得人们在精神领域里的问题能够通过早期社会干预的方式来解决，《精神卫生法》近日也已被宣布列入中国的立法计划。

在二〇〇七年一次中德心理治疗大会的演讲会上，作为“中国最着名的抑郁症患者”，主持人崔永元接到了数十张提问的纸条。除少数媒体记者以外，台下听众基本上是与会的专业人士。但崔永元实话实说：“很多问题令人失望，如果提这些问题的是心理咨询师或心理治疗师，表现出的水平并不比我高明多少，我真替中国有心理问题的人担心。”

与很多抑郁症患者相比，崔永元更坚强，也更幸运。“治愈抑郁症的关键是，找到能够治愈抑郁症的医生”，他将头转向同济大学医学院教授赵旭东，“我非常庆幸自己找到了赵医生。”然而事实却是，像赵旭东这样有机会在德国长期学习的中国临床心理工作者屈指可数，一些给别人做心理治疗的人，水平甚至比居委会老太太强不到哪儿去。

“半路出家”是中国心理治疗师的一大特色。内地某大学开设的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招收的第一批六十五名学员当中，医务人员占百分之四十，教育工作者占百分之二十，管理人员占百分之十，其余为会计师、编辑、记者、电台主持人等。

而关于在中国谁在提供咨询和治疗，一项大型心理健康咨询者的调查也显示了基本相同的结果。通过对二百五十八名从事临床工作的咨询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是医生和心理学或教育学大学水平的个体。另外，还有相当多的是非专业人员，经过短期培训便匆匆上岗。

美国《CNN财富》杂志和Salary．com网站日前共同评出近年来美国十大最佳工作，心理咨询师以新兴的朝阳职业、可观的职业收入和高尚的社会层次列居第六位。在国内，心理咨询师职业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心理咨询行业存在较大就业潜力，中国的心理咨询师尚有至少四十七万六千的缺口。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心理咨询在报纸、杂志、电台、电视、网络上遍地开花，一个个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心理咨询师坚守着各自的阵地；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也不约而同地看好这个喷薄而出的朝阳产业，几乎每个超市角落的小书吧里都能看到那几位明星咨询师的大作。

而患者却经常看得一头雾水。书里讲的大道理他们当然都懂，对那些稀奇古怪个案的诊断也能理解，可就是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一种疾病可以采用多种心理治疗方法，而一种心理治疗方法又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在不同学派理论的影响下，心理治疗方法各异，适应对象也有所不同，疗法的选择是否适当，往往影响治疗效果。

当前，在巨大市场需求的驱动下，中国的心理咨询行业正在快步进入高热期。政府大力提倡心理咨询行业的发展。但一些专家还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心理咨询业的发展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即经济实力、社会观念和服务质量。

说经济实力是心理咨询业发展的瓶颈，是因为我国的医疗保险里至今没有心理治疗这一项，人们需要自费去看心理医生，而高水平的心理医师又大都不甘于坐在医院里收取五至十四元的挂号费，而纷纷加盟外面的私人医院或诊所。相比于目前美国的心理治疗师每小时一百五十美元左右的标准，在中国内地，心理咨询收费从每小时一百至一千元人民币不等，平均收费每小时三百元人民币，治疗师名气的大小直接决定收费的高低。治疗者还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治疗需要至少三个疗程，费用相当可观。

传统观念是造成心理咨询业发展缓慢的又一因素。人们在心理出现倾斜和误区并引起身体不适时，通常想到的是吃药看病，很少有人会主动想到该去看看心理医生，即使察觉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很多人也是羞于启齿。

而说到底，心理咨询服务质量低下，才是造成心理咨询业“名声不佳”的主要原因。心理咨询师在我国刚刚出现，个中高手屈指可数，入行门槛又过低，造成目前的心理咨询业从业人员水平良莠不齐。

究竟怎样才能预防抑郁症等心理疾病，国内有关专家开出的“药方”是：第一，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第二，加强锻炼，通过运动舒缓压力，或多参加户外活动；第三，多利用身边的资源转移不良情绪，多跟朋友、家人聊天，寻找社会系统的支持；第四，可以在闲暇时光看看电影和阅读，通过共感、感动来培养良好的、积极向上的情感。

而美国着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则提出了一个“幸福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H=S+C+V)。如果你希望自己更加幸福，你不妨选择如下环境：生活富有一些；拥有美满婚姻；丰富你的社交生活，多与朋友在一起；具有信仰。而幸福公式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你能掌握的力量，即如何控制自己的心理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