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往事(3)

他说当年与党支部书记吵架，起因是宅基地（这是农村容易起纠纷的问题之一），被判五年，去了劳改场。他把劳改场说成天堂一样：“那里比家里吃的都好，定期吃大米白面，几乎每天的菜里都有点肉，那里搞奖金制度（当时社会上批资产阶级法权，坚决抵制物质刺激，大批奖金，房山有个长沟峪煤矿被宣传为“坚决抵制物质刺激”的典型），每个月能分十来块钱。劳改五年攒了二百多元，出来后可没办法了。

老爹因为儿子坐监狱气死了，哥哥跟我分了家。我分了两间冷屋子，每天下地干活，回来是清锅冷灶，还得自己烧火做饭。顾得了吃饭，顾不了下地，顾了下地，顾不了吃饭。我一看没辙，就给劳改场领导写了封信，要求回去。劳改场回信说，你犯罪了，才归我们管，没犯罪，我们管不着。那好，我就再找点罪犯。”我问：“你犯什么罪了？”“往河北省倒腾电机、电线。”“你倒挺能耐啊。”“这算什么，没大钱，有大钱还能赚大的。告诉你，钱赚钱，不费难；人赚钱，难上难。”这是他从生活中体验来的。这就是现在被媒体热炒的“财产收入”。

旁边有个窝窝囊囊外地到房山做上门女婿的小伙子，听“油子”讲劳改生活入了迷，真想去。这位“油子”嘲笑他说：“小子无能，情愿更名改姓（这是农村招赘写的婚约文书的开头语）……你到了人家，被人家打了，反而你被抓起来，这叫什么事？你这点事离去劳改场远了去了，人家就是给你个下马威。你小子就是窝囊，出去跟我去干吧。这么棒的体格，给我扛电机，一天就能赚个十块八块的。”这个倒插门的女婿听了兴奋得不得了。

这个“油子”除了胡侃外就是“逗疯子”。那个精神病患者也很可怜。他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文革”中父母被批斗，全家被遣返回房山。房山在“文革”时批斗“四类分子”手段残酷，在北京有名，其父被打死，母亲病死，他就疯了。平常在外面拣吃要喝，没人管他。逢年过节、或有外宾来，嫌他有碍观瞻，便把他抓到这里来，过了节，也就放了，估计他快走了。疯子不打人、不骂人，别人打他，他也不还手。他“疯”的表现就是唱歌，而且音准、音色都还可以，不让人讨厌。看到当兵的背枪从窗前过他就唱“骑马挎枪打天下”；看见有人进来，冷不丁就会唱一句“王老三，我问你，你的家乡在哪里”；看见公安人员打开门提人，他可能会唱起来：“大叔大叔救救我，我不死，我要活。”听起来真是凄惨，可是周围的人都会大笑。他会的歌很多，有时他轻声哼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饶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感到与这个场所真是不协调。“油子”逗他唱样板戏中李玉和“狱警传，似狼嗥……”看守进来制止，疯子停了，“油子”

又鼓动他唱，当兵的又进来干涉，往返三四次，当兵的急了打了疯子两个嘴巴，疯子一改眼大无神，表情非常痛苦，突然号啕大哭，把一室的人都惊呆了。我责备那个“油子”，他说我也没坏心，就是“解解闷”。

虽然传讯、收容的人尚属“人民内部矛盾”，但这个屋门也是被外面插着，想出去，要向看守求告。每天两顿饭，窝头、玉米面粥，有点菜。我刚进来，心烦，吃不下去，分给老号吃，看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想，人在食和色这两个基本面上，与动物没多大差别。

每天放三次茅（上三次厕所），屋里有个尿桶。厕所在拘留所里，放茅要经过有兵把守的大铁门。拘留所里由劳动号（进了监狱的人失去人的名称，通叫做“号”）清扫，很清洁，厕所也是一样。上厕所时，在屋门口排队，报数，向把门大兵说清有多少人，解完手，再集合排队，报数，出来过铁门时向守卫报清楚，很严格。解手时常听到拖着沉重铁镣的犯人行走，他们或是被提审、或是放风，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生活中听到脚镣响，很可怖。

借放茅的机会，烟鬼们很丧气似地垂着头，但他们是专注地捡烟头，偶有发现，其乐无比。拿回到号里，由室内威信较高的人保存着，凑够了一支再卷起来抽，大家分享。我刚进去，大约是为了表示友好，把存的烟头卷成一支烟，让我先抽，我本来烟瘾不大，谢绝了，说不会抽。旁边一个年轻人说：“老师，您把您那口让给我吧。”“他妈的，你捡过几个？有你一口还不够、还想抽第二口！”我旁观他们吸烟，眯缝着眼，铆足了劲，长吸一口，憋着气，一点不让烟从鼻腔逸出，完全陶醉在香烟的享受中了。开始时还有火，就在火炉上点烟，后来火撤了，用鞋底子在木床箱上摩擦起火。这些都是在极小心、极秘密的状况下进行，要是被发现，起码暴打一顿。看守说“监狱无小事”。

关在这里，无所事事，提审一次，只简单地问了问案由。没书看，没有人可聊。

这里关得最长的只有七十多天，可是不论谁，一开口就是性，就是女人。那位河北农民老程，别看四十多岁了，挺活泼、花哨，是个农村文艺积极分子，他时常小声唱“文革”前的情歌《小二黑结婚》中《清凌凌的水来蓝格盈盈的天》，东北民歌《小拜年》《丢戒指》一类。并自述其结婚时妻子才十七岁，根本不懂男女之事，洞房跑出的情景，当着大家说，毫无腼颜……

我在这里待了十多天，一天看守叫我，同室的人说王老师，你该走了，别忘了我们啊！我也以为，没事，该放了。到了看守值班的小屋（拘留所前），他检查一下，并说你没落下什么东西吧？“没有。”我很快回答。看守无言，我问：“没事了吧？”

“没事了。”看守回答。我可笑地客气一下“再见”，便拿了包，从拘留所往外走，快走到分局门口了。突然，从另一间屋子出来一个警察，喊我：“王学泰，等等，还有点事。”我停了下来，他要我在院子等一会，我觉得有点不妙。过了十来分钟，开来了一辆带帆布篷子的三轮摩托。那个警察要我上车，我问去哪里？“市局”。我上了车。传讯室这一段只是三年多牢狱生活的开始，很短暂，但我至今不忘。

①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不是好人，更非坏人，而是“怪人”。如果一个人身上稍稍有些异于大多数人的东西，不论好坏，就易于成为被吞噬的诱因。我的行为尚不能说“怪”，但在思想上或气质上总被认为是有些不合群的，众人看起来就有些别扭。而合群的国人历来就有改变异端的冲动，“改男造女”运动给这种冲动提供了方便，这样怪人往往首当其冲。谓予不信，读者可以根据你的生活经验给历次运动中倒霉者分析一下。被整过的人中的好坏程度与没被整的人的比例差不太多，但被整过人当中不同于众的比例则非常高。

一名优等生的幸福生活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千百年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之说，并非虚言。当下的优等生，更是炙手可热，前程似锦。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名优等生，他的遭遇却丝毫不值得羡慕。谓予不信，请看下文。

光荣加冕

一九五七年我是北京钢铁学院（今北京科技大学）三年级学生，一二年级均被评为班上优等生（各科成绩全优等）、好学生、优秀团员。担任班团支部委员、系团总支委员，正在积极争取入党。一九五七年五月，党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北京高校中，四大院校（北大、清华、人大、北航）充当急先锋，掀起前所未有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高潮”，其他高校也闻风而动。唯独我校稳如泰山，按兵不动，一片沉寂。我系党总支书记在系党团总支委会议上，传达上级指示：整风要和风细雨，按组织系统反映意见，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党团员不能参与，并要对群众进行劝阻。我认为校系领导思想大大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四大院校）。为了帮助党整风，要猛推领导跟上形势。我在班里和系里的鸣放会上积极发言，积极推荐北大《我们的意见和呼吁》

一文，要求领导学习四大院校，跟上形势。自认为这是在维护党的领导，是在积极宣传“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是错误的”；各项政治运动虽有缺点但成绩是主要的。我还积极参与反击批判社会上和校内的大右派。我是全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之一。一九五七年底反右派运动基本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开始整顿党团组织。突然，领导通知我作自我检查，之后在班上受到批判，被定为右派学生，受到留校察看处分，继续留校学习，直到毕业。

井下劳动

一九五九年十月，领导又通知我到山东济南报到。然后发配至莱芜铁矿曹村工区劳动改造。第一天到坑口工棚，看见迎接我的大幅标语，上书“声讨右派分子×××的罪行！”旁边大字报列出我的罪行（北京钢铁学院党委的结论材料），支部书记把我介绍给大家，要求大家监督我劳动改造。面对工友们惊异、敌意的目光，我只有把头低下。从此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置于群众监督之下。头两个月，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一句话。戴着沉重的精神枷锁，去承受我的体力难以支撑的沉重劳动。分配我干推车工，一二十个人按顺序每人推一个车，矿车破旧，轨道不平，道路泥泞，灯光昏暗，脚底打滑（着布胶鞋），实在推不动了，就俯下身子，用肩扛着车往前走，要推出去好几百米，每天好几十车（按固定顺序排队，一车也不能少），即使冬天也汗湿衣衫，一个班下来筋疲力尽，难以走回两三里路之外的住地，一进门就瘫倒在床，不想动弹，连饭也不想吃。头天的疲劳尚未恢复，又到了第二天上班的时间。住地借用农民临时的房子，四面透风，冬天没有取暖用具，室内室外一样冰凉。我过去从未干过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再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只得咬紧牙关，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坚持，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苦熬。工人拼着命干，他们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我一个月只发生活费二十六元，只相当于工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当时我也非常犹豫：这样的劳动改造生活，我能长期生存下去吗？我想到一句名言：“不自由，毋宁死。”我想自己也没有退路可走，失去自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为了自由，就是拼上性命也值得。我就豁出去了。宁肯累死也不苟活。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活到自由的那一天。在困境中苦熬了一年左右，情况才逐渐好转。主要是自己拼命努力，适应劳动环境，体力增强，饭量大增，每天吃粮食一斤半左右，有时超过两斤，劳动工作量和大家相近，调换几个工种都能适应岗位。另外，人际关系得到改善，和工友们在劳动中有了共同语言，相处融洽，休息时尽量为大家服务，如代写书信、修理收音机和钟表等，打扫卫生，做事勤快，得到大家好评。人们乐于和我这个“阶级敌人”接近。班长和班里的党员曾多次悄悄告诉我说：支部书记又来了解你的情况，大家都给你说好话，说你表现很好。这样我原来烦躁不安的心慢慢安定下来，逐渐适应劳动改造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