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最后的工作
当索尔仁尼琴被放逐出苏联时，他在海外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选择居住。他离境后的第一站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德国的勃兰特总理已经答应向他提供避难所。
如果说德国离苏联太近，那么他也可以选风光旖旎的瑞士或法国做他的居住地，特别是法国，显然是个很理想的定居地，因为那里他的崇拜者特别多，无论他写什么说什么，肯定能得到最大的回声。但是他决定还是离开欧洲去美国。到了美国，最自然的目的地是纽约，世界各地流亡到美国的文化人大多都选择住在五方杂处七艺鼎盛的大都市纽约，外国人在那里最容易生存。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索尔仁尼琴最后却选中了位于美国北部边境的佛蒙特州的一个僻远小镇。这个名叫卡文迪什的镇在一般的地图上还找不到，镇上总共只有一千多居民，现在它多了一个新居民，声名赫赫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为什么要住到这么一个远离尘嚣的乡村呢？去卡文迪什的访问者注意到了镇边一排排粗壮的白桦树，给白雪皑皑的田野平添些许俄罗斯风貌。是不是索尔仁尼琴属意于这儿的北国景色，以慰自己的故乡愁？然而，他和他的夫人实际上并不喜欢这些美国的白桦树，觉得它们根本比不上俄罗斯白桦的高大挺拔。索尔仁尼琴住在卡文迪什，是要完成一件大事。
正是为了能排除干扰集中精力做好这件他平生最重大的事，他才躲到了这个偏僻乡镇。小镇的乡亲们也尽力地帮助他的事业，他们不仅不靠这位世界名人来发展旅游业，大家约好了不给外来人指去索尔仁尼琴家的路，在镇上小店门口还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不提供去索尔仁尼琴家的方向”。这块牌子挂了十多年，一直到索尔仁尼琴离开卡文迪什回俄罗斯了才取下来。
什么大事会让索尔仁尼琴在获得自由后又选择了这近乎自我流放的隐居生活？他要写作。然而，在别人看来，到了索尔仁尼琴这样的地位，他还要写什么呢？他来到美国时已经是功成名就了。
无论从文学成就来说还是作品的社会效果来说，可说当时已经没人能够和他比肩。称他是二十世纪最有名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不夸张，有的历史学家认为在苏联垮台的过程中，索尔仁尼琴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他还有什么大事业要完成呢？
索尔仁尼琴是位负着沉重的社会政治责任感的作家，以笔涉世是他的人生使命。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以改造社会为己任，在当时苏联东欧巨变的历史时刻似乎应该置身政治活动的前台，就像捷克的哈维尔。哈维尔的文学成就远不如索尔仁尼琴，却靠着不同政见者活动，当上了转制后的捷克总统，成了东欧政坛上的风云人物。索尔仁尼琴完全可以走得比哈维尔更远，根据苏联解体后的一个民意调查，百分之四十八的俄国人希望选索尔仁尼琴当新生的俄罗斯共和国总统，而赞成叶利钦当总统的只有百分之十七。但是索尔仁尼琴不愿走上政坛，他执意握住他的笔，继续当一个本色的纯作家。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索尔仁尼琴想当一个所谓的纯文学的作家。他决不愿跟着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的主流走。西方文学的主流早就告别了政治和社会的重大题材，日益转向私人生活的深处，崇尚的是文字语言上的标新立异。索尔仁尼琴的同胞纳博科夫走的就是纯文学的主流道路。他和索尔仁尼琴一样也不见容于苏维埃政权，流亡到美国后，凭着他天纵的文学才华，成了西方文坛的重镇。
《洛丽塔》一书迷倒了无数文学爱好者，折服了最苛刻的文学评论家。然而索尔仁尼琴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欣赏纳博科夫的文学才华，甚至还曾提名纳博科夫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但他认为纳博科夫的这部小说是个败笔，这不是说小说写得不好，就文体而言《洛丽塔》是部杰作，他非常惋惜的是纳博科夫在这个毫无意义的畸型恋的小题材上浪费自己的才能。这样的小说完全不合索尔仁尼琴的文学理想和抱负。
索尔仁尼琴这位二十世纪俄罗斯最着名的文学家实际上信仰的还是十九世纪的文学观。他的文学坐标的基点是托尔斯泰而不是普鲁斯特。显示祖国的历史命运和人民的生活脉搏，这才是一个真正大作家的文学使命所在。索尔仁尼琴有这样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这个计划在他的心中已经酝酿多年了，人们说起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成就，想起的是他的杰作《伊凡·德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症楼》以及震动了大半个世界的《古拉格群岛》
等。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以及流亡到美国的佛蒙特小镇时，这些作品都已完成，可是索尔仁尼琴认为自己生平的最主要作品还尚待动笔，他隐居小镇就是为了能够专心写出这部鸿篇巨制。
这部作品他命名为《红轮》，以整个俄罗斯国家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历程为题材。十月革命彻底地改变了俄罗斯，使俄罗斯国家和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俄罗斯文学传统的继承人的索尔仁尼琴觉得自己负有神圣的责任，要描写出这场变化的全景，揭示变化的根源，思考变化的深层意义。他要绘出一幅社会生活长卷，作出历史反思，为后人理解这段历史提供钥匙。
这部作品索尔仁尼琴酝酿了整整五十四年，也就是说它的构思和准备贯穿了索尔仁尼琴的一生，也伴随了他思想演变的始终。早在他在苏联红军中服役时，他就有了写这样一部作品的想法，甚至已经开始收集资料拟出笔记。当时他还崇拜斯大林，坚信马列主义，计划在他的未来的作品中写出十月革命的历史必要性，要揭示出为什么俄罗斯会走上十月革命的进步之路。随着他自己思想的变化，随着他越来越和苏维埃体制对立，他对十月革命的看法完全不同了，甚至认为当时发生的实际上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次政变，具有真正重要的历史意义的应该是之前的二月革命。尽管有这样的思想转折，索尔仁尼琴的写作心愿和宏大计划一直没变，他对有关历史资料的收集和分析也没有停顿过，对俄罗斯现代历史的思考更是步步深入。
索尔仁尼琴选择的文学道路与众不同，他的思考也不跟从现代思想的主流。
和他的文学创作一样，他在思想上继承的也是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斯拉夫精神的血脉。离开俄国以后，他并没有像别的持不同政见者那样以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来反对前苏联的现实；相反，他到了美国却一点也不给东道主面子，在几次万众瞩目的公开演讲中索尔仁尼琴严厉地批评西方的堕落，认为物质至上物欲横流的当代西方社会现在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灵魂，风行世界的西方流行文化只是堆渣滓。他坚持俄罗斯的国粹，主张以传统的俄罗斯东正教精神来拯民于倒悬。他的这个立场令许多西方人大为吃惊和失望，却也让克里姆林宫喜出望外。据现在解密的苏联档案，克格勃曾奉命在西方推波助澜，通过种种途径，在媒体上夸大索尔仁尼琴的“落后”、“反动”的倾向，把他描写成一个主张复活沙皇制信仰神权政治的顽固分子，关于他实际上是一个反犹分子的谣言也四处流传，这在西方是一个致命的罪名。结果索尔仁尼琴在西方渐渐受冷落，西方的自由派人士不赞成他激烈反苏反东西方缓和的立场，保守派人士则不喜欢他对西方社会的批评，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人理他了。等到苏联解体，索尔仁尼琴回归祖国后，尽管他仍然享有着巨大的道德权威，他不苟同与别人的政治立场，使得俄罗斯的政坛上没有人视他为同道。俄罗斯共产党人当然以他为死敌；右翼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原来对他充满希望，期待他当民族主义保守派的精神领袖，可结果发现索尔仁尼琴的观点还是太自由化，因此也开始厌弃他；而主张西方化的自由派人士更没法和他走到一起，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他认为西方社会已经完全堕落的看法。许多评论家，包括索尔仁尼琴原来的朋友，都宣布他完全过时了，成了一个脱离了当代社会的可笑人物了。
然而，这种孤立的境况并没有改变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和立场，他是那种视野远远超出地平线的人，他是按照历史的大尺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的人，对自己的历史使命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念。他对文学的感悟和当下大部分作家们不一样，在他经历的年代里文学是国家大事。从现在开放的苏联档案中我们知道，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曾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索尔仁尼琴问题，克格勃首脑安德罗波夫就他掌握的索尔仁尼琴的创作和出版情况做详细报告。最后，这个苏联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国并为此制定了详细的计划。那时候避居在一个朋友家里的索尔仁尼琴当然不知道这个会议，但是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他一边准备着克格勃随时可能的光临，一边抓紧点滴时间写作，他的草稿都以蝇头小字抄在袖珍笔记本上，以便藏匿。他的许多文本还是美国大使馆的武官偷运出苏联的。过着紧张而秘密的写作生活的索尔仁尼琴完全像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事实上他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战士，一个和邪恶搏斗的斗士。从这样的年月过来的索尔仁尼琴当然和开放时代的同胞们难以有共同语言了。
索尔仁尼琴以笔为武器，他肩负的使命不光是推翻专制制度，他还要拯救复兴俄罗斯文化，而文化的核心是语言。在索尔仁尼琴看来，随着俄罗斯文化在二十世纪的衰落，俄语也变得日益贫乏，已经和自己丰富而深厚的传统割裂了，因此他的作品除了要再现俄罗斯历史的全貌外，还负有再造俄语的使命。因此他在创作《红轮》时，刻意摈弃当代俄语的习见词语，不惮启用古语古词。这样写的目的不是为了营造气氛，而是为了开创一种新的文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在俄语这条大河的深层潜流里汲取他的文学语言，他甚至为他的小说所用的语言编了一部三万个词条的词典。
担负着作者如此高远的期望的《红轮》结果是怎样一部作品呢？索尔仁尼琴花了十七年的艰苦劳动把它写出来，它是个庞大无比的四部曲，题目分别是《1914年8月》、《1916年11月》、《1917年3月》和《1917年4月》，每一部还有好几卷，总共有好几千页的篇幅，小说的叙事过程中还夹着大段的人物传记，旧时的剪报，来自前人的引文等等。在当代的文学市场上，我们很可以猜想出这样一部作品的命运，如此冗长，文字又如此古旧，谁会花工夫来从头读到底呢？这部巨着出版后在读者和评论界那里遭到的冷遇并不使他泄气，他为历史写作，他期待着将来的读者会理解和欣赏他的杰作。
俄罗斯拥有令全世界读者倾倒的灿烂无比的文学遗产，俄罗斯经典作家永远都高居世界最优秀作家排行榜的前列，这很使我们钦慕。然而俄罗斯作家怎么会取得这样的成绩的呢？索尔仁尼琴的创作生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答。不管你是否赞同索尔仁尼琴的政治思想，不管你怎样评价他的文学成就，他在文学园地里的辛劳是一般人难以企及。他到了美国后就在佛蒙特州的隐居地给自己筑了一个工作屋，每天早上起床后就开始在这个工作屋里写作，一直写到深夜，除了三餐，从不间断。没有休息天，没有假期，自他到美国后一直到他回俄罗斯，十八年如一日，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写作《红轮》上去。其实何止为了这部他特别重视的作品，在以前那些随时都会被捕入狱的日子里，索尔仁尼琴也是这样的工作。为了不受干扰，他借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位朋友的小屋里，每天的工作日程以分钟为单位排得满满的，最多是抽空在小园子里来回踱几步作为休息。朋友们笑道，索尔仁尼琴管自己比克格勃还严格，好像他一辈子都是在一个严酷的强制劳动营里生活。当他完成了《红轮》回到家乡以后，按说他给自己定下的主要目标已经完成了，人也到了晚年，可以歇歇了，他自己也抱怨说老了，再没精力写长篇的东西了，但是他还是在郊区的别墅里给自己建造了一排专用的工作套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散文诗、随笔、文学评论、政论，以及一部两卷本关于俄罗斯犹太人的论述。他几乎是一直写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们常常听到论者说中国文学缺少巨作，这恐怕与中国文人对写作的态度有关。我们的作家相信才气，喜欢豁达潇洒的生活，高兴起来斗酒诗百篇，悠闲起来惜墨如金。孜孜矻矻地苦干会被认为是匠气，凭兴趣一挥而就则被赞为是性情中人。索尔仁尼琴的生平显示了另一种文学生活，对他，对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其他大师，文学是一项非常严肃的需要投入全部心血的伟大事业，无怪乎他们有那么多不朽的巨篇杰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