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
研究鲁迅的人是非读《鲁迅译文全集》
不可的。因为鲁迅一生致力于翻译，直到逝世前一天，突发重病，在病床上问许广平当天日报消息，听说有《译文》广告，他翻译的《死魂灵》登出来了。要过报纸、眼镜，“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鲁迅一生翻译的作品约三百万字，超过他母语写作文字包括书信和日记在内的总和：尤其他懂的外文及其翻译对他的思想和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想，可以说，没有翻译就没有鲁迅。
研究中国现代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人也是不可不读《鲁迅译文全集》的。因为鲁迅极其重视翻译，他驳斥“创作是处女，翻译是媒婆”的轻薄言论，平等看待创作与翻译，“翻译和创作，应该一同提倡，决不可压抑了一面”：“为翻译辩护”，两论“重译”，主张“非有复译不可”的：提出了“拿来主义”，提出了“直译”的翻译理论。
性喜挑剔排斥鲁迅的人，最好也翻翻《鲁迅译文全集》，这样可以使自己多少“言之有物”，“持之有故”，比较可读，或有所可兹借鉴的东西，不至于沦为“轻薄为文哂未休”。
自然，追求不高不低，不偏不倚，对鲁迅作出心仪的标准答案的人，更加不能不熟读《鲁迅译文全集》。
鲁迅的翻译如此重要，却长期受到严重的轻视与指摘。鲁迅逝世以后，在抗战烽火中，在“孤岛”的上海，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和诸多贤哲冒险出版了二十卷《鲁迅全集》，其中收录了创作、古籍研究着作和翻译，在总体上反映了“全集”之“全”：也创建了符合鲁迅文学工作全貌的框架，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面的资料。可惜这样的好开端没有得到继承，更未能加以完善。
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鲁迅全集》，随后出版了十卷本《鲁迅译文集》。鲁迅的古籍研究阙如。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修订再版了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含一卷索引）。新世纪之初，启动小修小补《鲁迅全集》的工作，于二〇〇五年出版了十八卷本《鲁迅全集》（含一卷索引）。在启动重修《鲁迅全集》的“咨询”会上，有人建议，也是呼吁，重新编辑出版《鲁迅译文全集》，至今杳如黄鹤。而鲁迅博物馆拜改革开放之赐，既开放鲁迅着译编辑，也开放鲁迅着作出版的良机，和福建教育出版社合作，出版了这套《鲁迅译文全集》。它至少有三大意义。
它的第一大意义，是弥补了半个世纪空缺。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译文集》的断档，使改革开放以来的鲁迅研究者，极其难以读到鲁迅的译文，购买更有如九天揽月。特别是近几年来，年轻一代的鲁迅研究者，注意到研究鲁迅翻译。国内我见到的已经有两种专门研究鲁迅翻译的专着了。尤其令我惊喜的是，台湾清华大学施淑教授和吕正惠教授指导彭明伟博士写了《五四时期周氏兄弟的翻译文学之研究》的博士论文，不仅成就可观，更有动人的缘起。彭明伟博士在开篇的《一段感性的开场》，记述到山西旅游，在大同火车站前一书店买到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的事情。他写道：“当时还想到塞外欣赏草原风光，从大同‘出关’到内蒙只要一段不远的路程，但有谁会抱着一套《鲁迅全集》
去探访成吉思汗和王昭君的墓冢呢？想了想于是便作罢了。在这么一个偏僻而陌生的城市买到这么一套陌生的全集，让我至今想起来仍感到万分幸运，为了分享自己的喜悦，我忍不住四处向亲朋好友炫耀吹嘘。”这样，成就了他对博士论文的写作。这样，诞生了一个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鲁迅兄弟加深两岸兄弟情谊的故事。我相信，这套《鲁迅译文全集》的出版，一定会有力推动鲁迅研究的。
第二大意义，是纠正了半个世纪来鲁迅译着出版指导思想的错误，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的精神，昭示了鲁迅译着编辑出版方面思想解放的成果。整整五十年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鲁迅译文集》中，有一个重要的《出版说明》，它说“新收入现在收集到的，以前未经结集的全部译文”，却又以“二十卷集《鲁迅全集》原有的《药用植物》一种，因系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书，所以本版没有收入。”鲁迅有言：“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Shakespeare)；不惟波尔，亦希画师如洛菲罗(Raphaelo)；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Beethoven)；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Garlyle)。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实之所垂示，固如是已！”重视自然科学，把自然科学知识与精神当作人性的两翼之一，不可或缺，正是鲁迅思想的特质。不收，对于鲁迅研究是不利的。更有甚者，是扣发和挖掉鲁迅的译文。还要在《出版说明》中大加指摘，说道：“这些译文，现在看来，其中有一些已经失去了译者介绍它们时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或者甚至变成为有害的东西了。如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鹤见佑辅的随笔，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以及收入《文艺政策》一书中的某些发言记录等：我们只把它们作为一种供给研究者参考的资料，收编入这部译文集中，不另单独出版。”要说仅供参考，什么书籍，什么资料不是仅供参考呢？尤其是历史上存在的书籍。至于有没有作用和意义，是有害的或无害的，有益的或无益的，历史再一次证明，这是辩证的、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形而上学的。鲁迅说“一切都是中间物”，鲁迅说他自己的作品“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令人悲痛的是，鲁迅译着远未到“消亡”的时代。
《鲁迅译文全集》从这种《出版说明》的指导思想中解放出来，是很可贵的。
第三大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鲁迅的译文，现在有三种版本。一是一九三八年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中的译文版本。二是一九五八年的《鲁迅译文集》。三是现在的新版本。这的确是新的。它的新，一，体现在重新收入《药用植物》。二，体现在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译文集》扣发的托洛茨基作《亚历山大·勃洛克》编入。三，它作了进一步校勘。不但改正了许多误埴，有的更是补上漏排的句子，如：普列汉诺夫的《车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第一章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五日《文艺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二章鲁迅生前未发表，手稿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第一章，一九五八年版《鲁迅译文集》第十卷第二六六页：“诚然，‘倘使当作如此’，则创造底想象将失其去路，这事是应该同意的。Chernyshevski却决没有将艺术来和科学‘同视’。”而原刊《文艺研究》第一三八页Chernyshevski前还有整整一句：“但是，这‘倘使当作如此’，是Skabichevski凭自己想出来的。”又，在根据手稿刊发第二章的时候，整理颇不细心，出现多种错误，如当时鲁迅翻译中特意区分“的”“底”“地”，整理者却多处将“底”随手改为“的”：多处将“的”丢掉。这种种方面，显示出《鲁迅译文全集》的版本价值。无疑是很重要的。
看到《鲁迅译文全集》终于出版了，有如至友自天边来，那快慰无以言喻也。好几天，翻阅它，摩挲它，挑剔它。是的，我看到我以为的瑕疵。我还是信服鲁迅，他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鲁迅的译文是这样，编辑，注释，也是这样的。但是，至友终于来了，还有什么比这更好呢！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
解读丑陋的日本人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日本社会的黄金时代，知识界忙于解释战后废墟之上的经济奇迹之奥妙，沉浸在“日本文化优越”的自我赞美中。然而，一本抨击日本人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却于此时问世，作者高桥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此书一九七〇年首次出版时，曾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书被禁，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一九八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这样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十五年后，依然是一片批判声。
与此形成某种默契的是，时过境迁，此书已被日本人忘得一干二净。前不久，笔者就此书在东瀛传播的情况求教一位在共同社工作的日本老朋友，回答很令我吃惊：他不但没有读过这本书，而且不知道有这本书。这位朋友是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很能说明问题。出于慎重，笔者又向一位在本人供职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访学的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求教，结果也是一样。
然而，这本在日本极不受欢迎的《丑陋的日本人》，在中国却是相当走红，重版一年之后，中国大陆即有三家出版社（它们是工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和广州文化出版社）相继翻译出版这本书，发行总量超过四五十万册。前不久柏杨辞世，迎来《丑陋的中国人》重发的热潮，作为连锁反应，《丑陋的日本人》再一次成为话题。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形很是耐人寻味。
关于《丑陋的日本人》的写作动机，作者在前言里交代得很清楚：在长达十余年旅居南美诸国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在类似“地球村”的国际化的生活环境中，通过对“蜗居一偶的日本人对事物的看法和想法弊端”的不断反省，他由一个日本主义者变成一个世界主义者，终于发现：“日本人憧憬的，却是外国人所不屑一顾的：而日本人回避的，却是外国人所刻意追求的。我们同他们之间的精神生活之间，有着莫大的分歧。而我认为，其主要部分，是由日本人‘人的意识’落后造成的。”作者进而认为：“明治维新百年后的日本，必须再进行一次‘发现人’的维新。”正是在这样指导思想之下，作者现身说法，主要以海外日本人为考察对象，对日本人的种种“丑陋”予以揭发，如狭隘的爱国心、等级观念、工作狂、死要面子、官本位、自私、虚伪、冷漠……在作者看来，这五花八门的丑陋表现发自同一种精神疾病，即人的意识的落后。
这本书对于我们认识日本人精神世界的负面无疑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作为一个日本人，能够突破根深蒂固的岛国意识，对本民族的劣根性作如此彻底、毫无保留的揭露，也很令人钦佩的。问题在于，作者做这一切的时候，是站在绝对的世界主义的立场审视日本人的，此时的日本，实际上被置于与“世界”对立的位置，前者丑陋，后者完美，泾渭分明。由这种思维方式刻画出来的日本人，不能不是平面的、单一的，剪影式的，日本人性格特有的两重性，比如虚骄表象之下的根深蒂固的忧患意识，死要面子中的自我超越动力，等级观念中的“各安其分”的集团凝聚力，无形中也被遮蔽。
从“人的意识”的角度反思日本人的劣根性，可谓高屋建瓴，日本人在这方面确实存在着深刻的问题，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日本人事事皆非的根据。由于绝对的世界主义立场和思维方式（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西方，《丑陋的日本人》展开的背景虽然不是欧美典型的西方国家，而是南美的“第三世界”，其精神资源无一不是来自西方的人本主义）．作者处处以西方的人性尺度衡量日本，日本不能不黯然失色，“丑陋”俯拾皆是，南美则成了一个无可挑剔的人间乐园，甚至连那里的无赖都没有“丢面子”的自卑感，连小偷都有生活情趣，狂欢节时分加入翩翩起舞的行列而不屑于作案犯罪。书中这样比较：“外国人的眼泪是夸耀人性的眼泪，日本人的眼泪则是舍弃人性的眼泪”：“世界上的其他语言，都是表明意志的手段，唯有日语是掩盖意志的手段”：甚至连日本人的勤劳敬业、克己奉公，都成为有违人性的证据，成为《圣经》启示下南美人幸福和谐生活的反面陪衬。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日本似乎无药可救。
作者这么做，无疑是恨铁不成钢，想给日本人的虚骄之气泼点冷水，然而矫枉过正，一不小心掉入“日本劣等”的陷阱。黑格尔早就说过，“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必须整体地、辩证地加以把握，落实到文化比较上，就是以客观冷静之眼。审视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性，既要看到时代的落差，又要看到种族地域环境的不同，尤其是后者，涉及文化类型的差异性，更需作细心的体察和梳理，方能达到“理解的批判”。以此衡量《丑陋的日本人》，其不足是明显的。由于思维方式的绝对化和价值认同上的一面倒，难免顾此失彼，时代的差异与文化类型的差异被混为一谈，复杂的问题因此而被简单化。比如在书的“结语”里作者试图对日本人“丑陋”的根源给出一个说法，其中这样写道——德川幕府三百年的锁国时期自当别论，日本两千年的历史完全是聚精会神地吸取外来文明的历史。祖先们背负着落后于世界文明的沉重包袱而开始的呕心沥血的努力，才是日本民族真正的历史。
可是，在漫长的而激荡的岁月里，犹如目标前置、却未察觉身体欠佳的长跑者，恰似与世隔绝、过着音调乏味的书斋生活的少年，忘记了人世最重要的“某种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