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俄罗斯人在中国
他叫康斯但丁·米尔斯基，一个普普通通的俄国姓名，一九一六年出生在黑海边奥德萨市的一个普通家庭。晚年时他会寻思，如果没有二十世纪的那些战争和革命，他的一生会是怎样的呢？
从小是他的两个姑妈抚养他，米尔斯基的母亲原是中学里的文学老师，俄国内战爆发时从军当了战地护士，她帮助的是白军一方，当白军失败时随军撤退到了南斯拉夫，成了有家难回的白俄。他父亲原来在奥德萨大学里教化学，战争中被征召到红军那里生产氯仿，后来被关押在乌克兰某地。靠着他酿蜂蜜酒的本领，看管他的红军战士放了他三天假让他回到奥德萨探亲，小米尔斯基和他父亲一生只相聚过这三天。
在奥德萨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他的姑妈决定把他送到贝尔格莱德他母亲那里。偷渡居然成功了，他从此离开了他的祖国，却没有想到他会由此和他一生的另一个祖国更加紧密地相连，那是遥远的中国。
贝尔格莱德有一个俄国移民社团，南斯拉夫那时的旧政权还资助俄国移民办的学校。他就在那里读书，在俄罗斯学校里一直读到中学。就在他上中学二年级时，有个人闯入了他母亲的生活，也完全改变了他的生活轨迹。通过一个朋友，他母亲认识了一个也是避难在南斯拉夫的华裔白俄，名叫西索伊叶夫斯基。他原是天津卫的一个孤儿，在庚子拳乱那年，八国联军的俄国军舰“大西索伊”号上的俄国水手收养了他，把他带回了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那里的一位俄国海军上将负起了教养他的责任，把他培养成了一名俄国海军军官。布尔什维克革命打断了他的海军生涯，他死里逃生，来到贝尔格莱德。
在朋友的撮合下，米尔斯基的母亲决定和远方的丈夫离婚，嫁给了这个不会说一句中国话的中国人。小米尔斯基老大不高兴，但他那时还意识不到母亲的再嫁将给他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巨变。
新组成的一家三口都不满意在南斯拉夫的难民生活，他的母亲只能当个小学教员，他的继父则根本找不到工作。街上的一次偶然相遇让他继父和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时认识的老朋友联系上了。这位姓刘的朋友是一个在俄国经营茶叶的中国富商，俄国革命后只好回国谋生，现在在哈尔滨的中东铁路公司做事，俄国侨民在那里过得还不错。
失业了的旧帝国海军军官不免心动，于是他们远涉重洋来到了陌生的中国。
但是哈尔滨却显得并不怎样陌生，一九三一年的哈尔滨更像一个俄罗斯城市，至少住在南岗新城区和马家沟的三十万俄国居民不会感到乡愁。那里有许多俄国学校，小学中学大学齐备：有多家俄文出版社：还有剧院，不少第一流的俄罗斯艺术家在那里出演。俄罗斯居民生活在自己的文化天地里，他们自认为自己也是当地人，对一旁的中国人的生活几乎不感什么兴趣，两个城区的两国居民们最多互相远远地看一眼。小米尔斯基在这里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民族文化的根，哈尔滨的俄罗斯学校的质量显然大大高出他原先就读的贝尔格莱德的学校，上课后，师生们醉心于讨论从普希金到蒲宁的作品：
一年到头，他们按照着俄罗斯的传统生活节奏和习俗过着日子。
好日子总不长久，海那边有日本人，早就对东北的那片沃土虎视眈眈。“九一八”以后不久，日本人成了哈尔滨的占领者。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中东铁路这块肥肉，想尽办法要把这条战略铁路线攫取到手。果然，在日本的压力下，苏联政府把它手上的中东铁路股份全转让给了日本，由此退出了铁路的管理。这是俄罗斯的哈尔滨的结束，因为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或直接或间接地都是为中东铁路局工作的，现在他们的生计从根本上动摇了。再说，夹在苏联和日本之间，哈尔滨的那些白俄居民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的空间了。
被赶出铁路局的旧雇员中，中国人大多回关内，俄国人大多选择流亡到第三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半华半俄的米尔斯基一家怎么办呢？
正是惶恐之时，他的舅舅来哈尔滨看望他的妈妈。他舅舅是母亲家唯一的男裔，那时正在北京的一家英国人的商行里做事。他建议让小米尔斯基跟他去北京，并慷慨地提出由他来负担小米尔斯基在北京的学习费用。
大战前的北京还保持着它故都的古朴风貌，在这里他真正进入到了中国。舅舅家人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有一个旗人的管家兼厨师。小米尔斯基好奇地观察着这个新世界：天空中传过的阵阵鸽哨声，街巷里歌吟般的叫卖声，铺子里的各色小点，更令他着迷的当然还有绿荫下的古老宫殿和皇家花园。康熙爷时来的哥萨克骑兵的后代还住在北京，已经成了地道的老北京了，和他们在一起的是俄罗斯东正教教士团。另一边，北京大饭店、六国饭店和北京西绅总会是外国侨民的世界，舞会、晚会、音乐会不绝。他在那里听过夏里亚宾的歌唱。尽管这里不像哈尔滨那样中西隔绝，北京的西方人大多对中国并不太感兴趣，汉学家们几乎是他们中的另类人物。
为了不使舅舅负担太重，米尔斯基最后选择了读北京财政商务专门学校，而放弃了心仪的北大和协和，尽管他对商务一点兴趣也没有。在这个学校里他开始认真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他把学校里的中国同学分成两类，一类是长衫派，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和规矩；一类是西装派，以欧风为尚。他在两边都有不少朋友。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的风气还是非常保守，有次他和一个女同学到公园看牡丹花展，到东安市场吃小吃，到影院看了部英国电影，开开心心地过了一个轻松的周末。
不料那位小姐是个大家闺秀，是他所读学校的前校长的女儿，第二天的小报上就此登出花边文章，小姐从此被关在家里，他再也没能和她见面。
故都里的这段悠闲学生生活是他在中国最幸福的时光，也是他中国情缘的真正开始，他以后在中国历尽苦难，但是对北京颐和园、北海和古城墙的回忆总能在他的心中引起温情，也是在北京萌发的对中国的热爱使他义无返顾地走上了为中国受难的道路。
北京早已在日本侵略者的觊觎之中，亡国的阴影日渐深重。耳闻目睹的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使他坚定地站到抗日的阵营里。一九三五年，北京的学生组织了“一·二九”运动，在天安门的游行队伍中也有他的身影。他不懂复杂的中国政治，听说中国各个党派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就以为除了汉奸，所有中国人都会欢迎他加入抗日的行列。
他在毕业后听从家人的劝告，到天津一家航运公司当了经理。不久，“七七事变”发生了，华北一带都在向南方逃亡，天津港人满为患。因为米尔斯基在航运界的关系，他常常帮助熟人弄离津的外国轮船的船票。有一天，他突然遇到了在北京相识的一位吴姓的朋友，老吴向他描绘了全国的抗日大势，说就要到南方去参加抗日运动。这番话激起了米尔斯基心中的热血。他决定了：“我和你一起去！”
米尔斯基要找到人顶他的工作才能走，而老吴等不及了，留下了一个在济南的地址就先行南下了。等米尔斯基一切安排妥当来到济南时，老吴已经去南京了。他找到了济南的“平津学生会”，等待着和下一批的平津学生一起组团去南京。
就在他盘桓于济南街头时，一天，两个穿黑袍的陌生人夹住了他。“你是不是叫李索夫（这是他的中国名字）”“是的，”“跟我们走一次。”他被带到了济南警察局，关进了大牢。这是他和中国监狱打交道的开始。
济南那时是军阀韩复渠的天下，韩的密探怀疑上了这个和抗日学生组织来往的俄国人，于是就把他抓了起来。米尔斯基心中充满了愤慨的不解：我是一个外国人，来帮助中国的抗日事业，为什么你们反倒要抓我？不明不白地被关了十多天后，终于有人来带他过堂了。
他吃惊地发现，这里审讯和判决犯人的方式和他在京剧里看到的一模一样。在一个旧衙门大院里，上边端坐着一个老爷，狱警们把犯人依次带到他面前，旁边一个书记官念出犯人的案情。老爷一边听一边就发出判决，枪毙，打板子，关押，或“找保”，那就是释放了。米尔斯基过了两次堂，才听到这个大老爷吩咐“找保”，结束了在济南的这一个月的牢狱之灾。
这时南京已经沦陷，整个沿海地区都在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下了。米尔斯基和其他中国学生开始了向西寻找抗日队伍的漫长旅程，经太原，过黄河，最后来到了西安，他们决定加入八路军，和当时无数的进步青年一样，申请去延安的“抗大”或“陕北公学”学习。
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接待人员告诉他们说，那两所学校早就满员了，如果他们一心要参加抗日，可以去山西临汾，那里新开办了一所八路军的抗日军政学校。
俄国人米尔斯基来到了临汾，成了八路军的一员。就在他到达临汾的晚上，路过临汾的周恩来接见了他，称赞他汉语说得好，欢迎他加入抗日阵营。就像其他人一样，短短一刻钟的会见给米尔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他被编入“学兵大队”，入驻临汾南边的一个小村，开始了紧张的学习生活，学理论，学军事，还被派到村民中发动群众。
林彪和贺龙以及李公朴都来给他们作过报告。有一次，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卡尔森也来到这里，不过不是来做报告，而是来会见林彪。米尔斯基被叫去充当翻译，听到林彪一边画图一边向卡尔森讲解平型关战斗的过程。
后来他又陪伴卡尔森来到丁玲的剧团，美国人想了解剧团在战争中起的鼓动作用。
当然，理论学习和军事训练之外还有政治斗争。批判张国焘，批斗奸细，批斗破坏分子。人人上阵，口诛笔伐。参加这些斗争会的米尔斯基上了他的第一课，以后他要亲身领教更厉害的。
学期结束了，学员们要派往抗日前线了，米尔斯基就要实现他参加抗战的理想了。但是，八路军办事处把他找去，说没法派他去前线战斗部队，问他想去西安还是想去汉口工作。失望之下的米尔斯基选择了汉口。但是到了汉口，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也没有什么工作可以分配给他。显然，革命队伍不打算接纳一个背景可疑的俄国人，一个白俄。
汉口租界里的一个名叫“抗敌救国学生会”的学生组织收留了他，他们从事抗日宣传工作。不久，通过一个相识的演员，他打算去参加唐纳主持的“大公剧团”，唐纳同意了，米尔斯基非常高兴，加入“大公剧团”后他可以为抗日作贡献，同时周游全国。
但是，没等到他去报到，有个警察来到了他在“抗敌救国学生会”的寓所，说要请他到局里去问他几个问题。一辆车把他带到了警察局的大墙里，但是没人问他任何问题，没人回答他的问题，他不知道为什么要逮捕他，开始甚至不知道到底是谁逮捕了他。后来有难友悄悄告诉他，他是落到了戴笠的军统手中，在八路军的那段经历显然是个原因，但是没有审判没有刑期，他就这样被关到了军统的监狱里去了。
从此他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从汉口到湖南，从湖南到贵州的息峰，从息峰到重庆，米尔斯基辗转在这些森严的监牢里，最后关进了“白公馆”。在那段时间里，尽管监狱生活难以忍受，他倒是学了不少东西。难友中有旧中国三教九流的人物，有黄显声，宋绮云这样的张杨一系的人，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罗世文，车耀先，还有江湖术士职业小偷。他们使米尔斯基明白了中国社会的许多秘密。一位做过邓演达秘书的老先生给他上文化课，教他读了不少古文。
忽然有一天，宣布他自由了。可是没等他高兴，释放的条件让他冷了半截。他是离开了军统的监狱，但是军统要吸收他参加他们的组织。他被授予上尉的军衔，分配到军统的二处，责任是翻译。米尔斯基满腹无奈地接受了。
在朋友的指点下，米尔斯基还是想法远离了军统。他先是请了长假去上海看望母亲，随后转道去北京，回到了他舅舅身边。靠着塞钱，他支开了来和他联系的军统特务，在北京的俄国侨民中重新开始了正常生活，一边帮他舅舅从商，一边在北大修课。
解放军很快就兵临城下了，北京解放了。新政府需要米尔斯基的服务，华北大学农学院的一个老革命院长找到了他，要他翻译俄文的农业科技资料，那时李森科的伪生物学理论正红，苏联老大哥的这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让米尔斯基忙了好一阵，包括为来访的苏联科学院院士做口译。
但是平静的生活总是和米尔斯基无缘，一个炎热的下午，华北大学人事处的一个人来敲他宿舍的门，门外还有两个持枪的士兵。他被捕了，那时“肃反运动”正席卷北京和全国各地。
米尔斯基被关进了北京有名的草岚子监狱。“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好人是不会来这里的，赶快坦白吧！”审讯者的逻辑使米尔斯基无法辩白，再说他确实是军统的上尉，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是逃不脱的，坐牢是免不了的，让老囚犯米尔斯基感到难以忍受的是监狱当局安排的同狱犯人的“帮助”，那些刑事犯的围攻太可怕了。
十年后他被释放了，法官说他认罪了也改造好了。外面的北京已经不再是他原来认识的北京了，但他总要生活下去，米尔斯基幸而很快找到一份新工作，他为《人民中国》
的俄文版翻译文章，按字数拿报酬。当时的稿酬还满丰厚，米尔斯基甚至还能雇个手艺不错的阿妈为他做饭。
但是他逃不脱草岚子，一天派出所叫他去，那里一个穿制服的人向他宣布了逮捕令。这次在草岚子的审讯更加严厉，常常从晚上十点进行到早上五点，要他坦白的是现行反革命罪。
最后判他的是流氓罪。这以后他在草岚子、北京公安局拘留所和天津市监狱之间进进出出，一直到一九六五年九月才结束了他在中国监狱的历程。
这时已是“文革”前夕了。他决意离开中国回自己祖国，于是到苏联大使馆申请。苏联领事处的官员听了他的苦难却无动于衷，冷冷地建议他不要申请苏联国籍，只申请入境签证。
米尔斯基回到上海他母亲和继父那里，住在瑞金二路的一所窄小的房子里。一到上海，他马上去公安局报到，外籍人员事务处的一个警察警告他，我们知道你已经申请离境，所以我们不会延长你的居留证，你一年之内必须离境。
苏联大使馆的回音迟迟不来，上海公安局坚决不考虑延长他的居留许可。时到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了，红卫兵已经上街，和米尔斯基来往的朋友没有一家逃脱受冲击的命运，到他们家抄家的红卫兵一直到早晨才走。形势越来越可怕，苏联大使馆的回答姗姗来迟，最后是否定。绝望中，他妈妈想起她有一位移民法国的朋友，马上写信去求救。
希望几乎没有，居留证再过三个月就到期了，而西方国家的签证一般需要七八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