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求一致，反伤团结”——从三封信看茅盾
钟桂松
在网络时代，格式化的电子邮件和稍纵即逝的电话乃至流行的短信替代了富有历史价值的书信，历史也就在电子信息接收的瞬间中流逝！而保存下来的私人信函里却可以让人看到历史上写信人的真实的一面。近读茅盾书信，印证了这一点。茅盾一九六三年给邵荃麟、俞平伯、吴世昌的三封信，留下了茅盾一个真实的历史面影，也留下了文学大师茅盾的一段从政佳话。
因为要纪念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茅盾作为文化部长和作协主席赴北京四川饭店主持并参加一个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学术座谈会。但是曹雪芹是逝世在一七六三年，还是逝世在一七六四年？当时学术界尚未有一个定论，而且争论很激烈，所以这是一个学术气氛极浓的座谈会，与会者都是国内一流的红学家和有关专家，据茅盾日记记载，参加的有俞平伯、吴世昌、吴恩裕、曾次亮、周绍良、周汝昌、陈毓罴、朱南铣、邓绍基，以及何其芳、阿英、邵荃麟、赵万里、余冠英、范宁、刘世德、徐平羽、严文井等。但是这些红学家们对曹雪芹的卒年持有两种不同的见解，即卒于壬午说、癸未说。双方各执一词，争论十分激烈，而且互不相让。当时由茅盾主持会议，也没有办法统一大家的意见，座谈会一直开到晚上十时才结束。
然而，座谈会争论没有个结果，反而因此引申出另外一些意见和问题。
第二天，茅盾就收到俞平伯和吴世昌的来信，都对前一天四川饭店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讨论及他们自己在学术研究中碰到的种种不如意向茅盾提出意见，并要求茅盾给予答复。当时作为文化部长、作协主席，茅盾没有怠慢，而是以文化部长、作协主席的身份，收到信后立即写了三封信，分别给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以及俞平伯、吴世昌，一方面对曹雪芹卒年的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又将自己的复信及自己对这场争论的看法报告给邵荃麟。他在三月二十五日给邵荃麟的信中说：
荃麟同志：
廿二日四川饭店座谈会后，廿三日我就收到俞平伯、吴世昌来信各一封，都提出了意见。他俩并都要求答复，所以我就写了复信，表示个人意见，兹将他俩来信及我的复信均抄副本送请参阅。
我以为我们应认真办下列二事：
一、俞平伯反对纪念会时在一七六三年之下加问号，并提出应广征文教界意见；此非他一人如此主张，我想凡主张壬午说者都作此想，换言之，亦即他们认为癸未说不能成立，故反对在一七六三年之下加问号。我细读两方论辩之文，深觉壬午说照现在的说法不能使癸未说心服（请参看我复平伯的信）。反之，癸未说亦然。所以暂时存疑，实为实事求是之道；而一七六三下加问号，虽属不得已然而照顾了事实，也照顾了团结。今平伯既提议若要加问号应广征文教界意见，我以为应乘中宣部即将召开文艺工作者会议之际，将此问题先征求到会人的意见，然后用书面征求各大学文史教授们的意见，廿二日四川饭店座谈会所发刘世德整理之《关于曹雪芹卒年问题的争论》，太简单了些，似应修改补充另印发给文艺工作者会议到会代表及各大学文史教授。
二、吴世昌信中提出两个问题，A.《东风》及《文学遗产》编辑部对他的稿子有歧视，因为他是主张癸未说的；言外之意，他也为曾次亮说话。B.他说陈毓罴在讨论《四松堂集》（抄本或付印底本）时故意隐瞒了诗的编年性（每年第一首诗题下都注干支），并指斥这是捏造证据。他把A、B两事都提高到原则性，认为是破坏了百家争鸣的原则。我以为此事应严肃处理，应由作协或文研所调查事实真相，向吴世昌解释明白，不然，搞不好团结。（我于两周前即闻说文研所中工作人员同吴世昌搞不好，结症何在，我不知道。但对于一个从国外归来不久的人，即使他有脾气，或其他缺点，我们有责任主动团结他。）至于《东风》何以既已将吴世昌关于曹雪芹画像一文排好了又抽掉，我不明底细；但曹画像之真伪问题相当复杂，我粗知一二，故在复吴信中已为解释。我以为《东风》也应当向吴作解释。
以上两项，我以为要认真一办，务使双方除了学术问题各有所见外，不夹杂其他意气或门户之见，以期加强团结。否则，纪念会开时，意见将很多，我不敏，不敢担任作报告了。
为了省时间，我不另写信给康生及周扬同志，请您把我这封信及附信转送他俩一阅为荷。
匆此，顺颂
健康
雁冰三月廿五日
在上面这封给邵荃麟的信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共和国最高文化行政长官的博大心胸和睿智的行政能力。我们知道，茅盾对《红楼梦》，在青年时代就滚瓜烂熟，能背诵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自然对作者曹雪芹的卒年的种种学术问题并不陌生，也不乏有自己的见解，但他作为文化部长、作协主席，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有关学界的不同见解，没有居高临下，以自己的身份去决断是非，更没有以权威去武断见解，而是本着实事求是，争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去处理。同时也采纳俞平伯要广泛征求学界意见的建议，并妥善地作了安排和处理，无论是动机还是方式方法，都体现了一个大国文化部长的大度和智慧。尤其对吴世昌的来信中反映的问题的处理，更可以看出茅盾作为文化部长的胸怀和责任性，信中说到：“对于一个从国外归来不久的人，即使他有脾气，或其他缺点，我们有责任主动团结他。”其胸怀即使在今天也让人感动！对有些因不了解而误解的反映，茅盾并不是一笑了之，而是认真对待，要求作协“调查事实真相”“向吴世昌解释明白”，因为“不然，搞不好团结”。
再看茅盾给俞平伯、吴世昌的两封信：
平伯先生：
廿三日手示敬悉。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年，例应标明某年至某年；因壬午、癸未两说相持不下，中央雅不要在此学术问题上遽作结论，故有于一七六三年加（？）之拟议。兄谓应广征文教界同意，弟亦谓然。前日饭后谈及，不过透露有此一说，非正式也。至于影响国际观感，似亦未必；因世界各国颇有类似之事，大作家生年和卒年加（？），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弟于曹氏身世，并无研究，壬午或癸未都无成见；但近日读双方驳难之文，私意谓壬午除夕之说固有明文，但既有异议，不妨倾听，求其深入，不宜遽作结论。癸未说之论据，“小诗代简”一证实不硬朗，倒是“四十年华付杳冥”之挽诗一证较为有力（因抄本此诗题下明注甲申）。鄙意亦正同尊论：原挽两首，此为改作；原两首写于初丧，此改作则在一年后——假定为雪芹逝世周年之后数日。如此解释，本亦可通，但究属推想，如无旁证，不能杜反对者之口。且反对者亦可质问：既改作于周年祭，何以诗中完全看不出？如此循环质难，如无新材料，则仍为疑案。鄙见以为卒年问题非可多数取决；因其为考证问题。强求一致，反伤团结。
大函论及近来研究《红楼梦》文章，颇伤繁琐支离。一部分文章确有此病。承嘱注意，甚为感佩。报告估计不达四千字左右，主要论点当在《红楼梦》之思想性与艺术成就，至于近年对曹氏身世考证，对《红楼梦》版本研究——此两方面成绩，虽在能不提，然亦不打算多费笔墨。尊见以为如何？杂事甚多，一个月内恐尚无暇起草报告。初稿成后当印以广征意见。匆复顺颂
健康
雁冰三月廿五日上午
世昌先生：
奉读大札，并惠赐大作等件，不胜感谢，诗词存稿序跋论江西诗派之流弊，弟颇有同感；至于词，未尝深研，故于尊论不能赞一词。至所私喜，则清真，甚于白石，苏辛甚于梦窗、花间，而又以为苏不如辛。此或亦偏见，聊博一笑耳。
曹雪芹画像，前数日曾闻已在香港觅得，大概可以借来一观。李祖涵其人甚怪，坚不肯抄示题词，不但吴恩裕先生两次托张国淦代请未得一获，据闻数年前叶圣老亦曾索之而不得。因此颇疑其有诈。《东风》编者大概知有此种纠葛，故不敢刊登大作；但观其既已付排，则阻此文发表者度非年轻之执行编辑，盖青年同志未必知有如许背景也。
承告以百家争鸣中有捏造证据、扣押稿件之事，甚为感荷。当转告有关方面注意纠正。如情节严重，尚应严肃处理。雪芹卒年壬午、癸未二说，鄙见以为虽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各有弱点；在未得新材料可以确定何者为真实以前，不遽作结论，似属正办。盖勉强求同，或多数取决，既非对待学术之道，亦有害于团结，尊意以为然否？匆复顺颂
健康
雁冰三月廿五日
所以，可以看出，茅盾在给俞平伯和吴世昌的信中，对两位学者来信提出的问题十分重视，回信中有分析有解释，态度十分明确，没有一点官腔，比如俞平伯在给茅盾信中认为，如果以纪念曹雪芹时在卒年上加个问号的做法，会影响国际观感，对此，茅盾并不认同，他在复信中说“至于影响国际观感，似亦未必；因世界各国颇有类似之事，大作家生年和卒年加（？），文学史上比比皆是。”所以不必担心。而对曹雪芹的卒年时间的不同争论“强求一致，反伤团结”。而给吴世昌的回信，茅盾也以平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坦诚地与吴世昌交流，在曹雪芹卒年时间问题上，茅盾对吴世昌说：“雪芹卒年壬午、癸未二说，鄙见以为虽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各有弱点；在未得新材料可以确定何者为真实以前，不遽作结论，似属正办。盖勉强求同，或多数取决，既非对待学术之道，亦有碍于团结。尊意以为然否？”
从茅盾关于曹雪芹卒年时间问题给邵荃麟、俞平伯、吴世昌的三封信中可以看出，无论作为一代文学大师的学术谦虚、涵养，还是作为文化部长，其心胸大度、处事开明、宽容负责，其风范都跃在纸上，让人读过后无法忘怀。
在孔府买了本有意思的书
伊人
一
去年初夏，上海作协散文组到泰安开笔会，除了登泰山之外，曲阜当然是必去的。我是第一回赴孔子故里，很惭愧，竟没有一点“朝圣”的激动心情。跟着导游进孔府，观孔庙，访孔林，一个直接而肤浅的感觉是：真大。用文诌诌的话来说是：三孔气象大矣哉！大无疑是必须的——历朝历代，时有皇帝驾临，卿相拜谒，祭祀盛典更有皇皇八佾之舞，不大如何显尊贵、壮观瞻？而况如鲁迅所说：“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弗大更何以沫圣荫、享尊荣？古书上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夫子之泽竟能绵延两千多年，承露传衍至七十七世（孔德成），这堪称是绝无仅有的世界奇迹了。
这回游三孔，要说个人感受中最不堪忍受而又不得不忍受的，就是“这是乾隆的……”、“那是乾隆的……”了。这个大搞“文字狱”、虐杀文人庶民令秦始皇都望尘莫及的爱新觉罗弘历，曾经多次“驾幸”曲阜，在“圣人之乡”做诗啦，题词啦，大过其“风雅”之瘾，几乎到处可见其“御制”遗迹。此外还留下一些肉麻当有趣的所谓轶闻，比如有棵歪树，说是因为乾隆倚靠了一下，那树皮便化作了龙鳞——“你们看，像不像呵？”导游用小旗指着那歪树问。我想说声“无聊”，可还是忍了。芳龄二十的导游小姐说这个，不过是给游客添趣助兴而已，这是她的活儿，也不容易。
要说此番游历的收获，也有，就是买了一本有意思的书。
这本书名为《孔府档案选》，是在孔府里买到的。
进入孔府，见两旁设有几个书摊，卖的大多是关于孔子和曲阜的读物，于丹女士的那本自然是摊摊皆有，且放在醒目的位置。我却一眼盯住了封面灰暗的《孔府档案选》，拿起翻了翻，里面选录的是孔府原始档案，都是真材实料，不是随心所欲、信口开河的什么“心得”。我喜欢真实的东西，就未加犹豫地买下了。
二
这真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而在孔府里面买到它，就更有意思了。
《孔府档案选》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2002年），主编骆承烈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的教授，潜心研究孔子及儒学凡五十年。这本书的前身是他参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3册），曾获国家级图书奖。据他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参与整理孔府档案的颜世镛先生，是孔子爱徒颜回的七十七代嫡孙。这本《孔府档案选》的封面书名，则是由颜回的七十八代孙颜廷淦题写的。
而《孔府档案选》向世人展示的，却不是“圣人家”的光耀，倒是揭露出不少的阴暗和耻辱。但它绝不是什么“谤书”，因为书中所陈示的大都是孔府自家笔墨所写的真实记录。
翻阅着这本书，让我说什么好呢？我只能一个“唉”接着一个“唉”。
我实在不能不“唉”。且看——
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几乎兵不血刃地入主北京。九月初一，孔府衍圣公就奉上了《初进表文》，谀颂满清君主“承天御极，以德绥民”，什么“六宇共戴神君”啦，“八荒咸歌圣帝”啦，“山河与日月交辉”啦；还诚惶诚恐地自称“臣等阙里竖儒”、“今庆新朝盛治”云云。如此急切地向“新朝”献忠输诚，不能不令人吃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