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墓前沉思
蓝英年
二○○七年八月，我与友人去俄罗斯旅游。最后观光的景点是莫斯科新圣母公墓，这是我在俄罗斯讲学期间常去的地方。光阴荏苒，这次重来，已经是十五年之后了。公墓里增加了不少新墓，瞻仰者最多的是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叶利钦和世界着名大提琴家、指挥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墓。叶利钦的墓紧挨着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墓，大概因为他们去世的时间相近。我在罗斯特罗波维奇的墓前驻足良久，回想起他的许多坎坷而感人的故事。
一九九○年二月，我在俄罗斯海参崴市国立远东大学执教。一天晚上，在宿舍里看书，俄国朋友敲门，在门外激动地喊道：“赶快打开电视，加利娅·维什涅夫斯卡娅回来了。”喊完就走了。我赶紧打开电视，但并不知道加利娅·维什涅夫斯卡娅是何许人，俄国朋友为什么如此激动地叫我打开电视？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群手持鲜花的人簇拥着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我不认识这两个人，但我认出地点是舍列梅捷沃机场，想到这两位一定是从国外回来的人。从他们眼睛流出泪水上，我推断他们曾因某种政治原因滞留国外，无法回国，现在终于回到祖国。这种场面我在电视上已经见过。着名侨民女作家别尔别罗娃下飞机的时候也曾泪流满面。第二天问阅览室管理员，她告诉我，男的是苏联着名指挥家、大提琴演奏家斯拉瓦·罗斯特罗波维奇（简称斯拉瓦），女的是苏联国家大剧院苏联人民演员加利娅·维什涅夫斯卡娅（简称加利娅）。他们是一对夫妻，一九七四年出国，一九七八年被褫夺苏联公民权，一九九○年恢复了他们的苏联公民权。至于他们为什么离开苏联，苏联政府为什么褫夺他们的公民权，她就说不上来了。我不满足她的回答，于是开始搜集有关他们的材料，材料看多了，特别是看了加利娅的回忆录后，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逐渐清晰起来，变得有血有肉了。如今罗斯特罗波维奇已长眠在新圣母公墓，妻子加利娅尚在人间。
妻子
加利娅是苏联大剧院的苏联人民演员，苏联最高艺术殿堂中的最高级别的演员。她进入大剧院多少有点偶然，进入大剧院后获得人民演员的称号则是实至名归，因为她的天赋极高，再加上个人的努力，获此殊荣理所当然。她没有上过音乐学院，自学成才。从“阶级观点”看，她出身并不坏，父母都不是剥削阶级，但家庭关系错综复杂。像她这样的人能进入大剧院并获得人民演员的称号在苏联极为罕见。
加利娅出生于苏联最艰难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外公是波兰人，外婆是吉卜赛人。她身上有四分之一吉卜赛人血统。父母结婚时都很年轻，两人对家庭都不负责任，不抚养自己的女儿。加利娅四岁时父母便分手，父亲把她交给祖母，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去了。加利娅是祖母抚养大的。此后母亲和父亲除了给加利娅增添麻烦，造成危害，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母亲追求真正的爱情，一次又一次陷入情网，一次又一次受到欺骗，从未给过加利娅母爱，四十三岁病死在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父亲是工人阶级出身，老布尔什维克，一九二一年参加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暴乱，屠杀自己的阶级兄弟，良心受到折磨，人性逐渐被扭曲。他一九四六年因喝醉了酒，讲了个有关斯大林的笑话，被人告发，判处十年徒刑。一九五六年释放后，为表现自己对党的忠贞，立即跑到大剧院人事处，告发加利娅进入大剧院，填表格“父亲”一栏时，填的是“失踪”，但她明明知道父亲被捕，欺骗了组织。但这已经在苏共二十大之后了，父亲的告发没给加利娅造成危害，不然她一定会被赶出大剧院。
加利娅四五岁的时候，一天看到窗外一家住户前停着一辆大车，几条壮汉往大车里扔包裹、衣服、锅盆，女主人死命抓住铜茶炊不放，不肯交给壮汉，壮汉用力抢夺，平时同她一起玩耍的孩子们惊恐地躲在母亲背后。只听女主人不停地喊：“恶棍！恶棍！”这便是加利娅眼里的农业集体化。加利娅祖父去世后，祖母只靠领取四十卢布的抚恤金过活，而商店里一公斤黄油卖十六卢布。加利娅一直不明白她们怎么熬过来的。祖母死于卫国战争列宁格勒围困期间，加利娅也处于死亡的边缘，那时她已经十六岁了。列宁格勒饿死百万人，饿殍载道，由四百名健壮妇女组成的居民防空队沿街收集死尸，扔进车里运走。她们经过每户人家便喊道：“还有活人吗？”发现加利娅后，把她编入居民防空队，她得救了。因为居民防空队队员劳动量大，口粮按军人定额分配，她能吃饱了。列宁格勒围困解除后，加利娅加入马克组织的音乐剧院，到各地演出，主要是唱歌，演轻歌剧。加利娅美妙的歌喉很快征服了各地听众，成为小有名气的歌星。她一有空闲，便跟一位退休的女高音歌唱家学习声乐。加利娅不久嫁给了马克，有了自己的家。他们演出的地点都是中小城市，所以加利娅深知战后俄国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很多地方没有牛奶，母亲如果自己不能哺乳，只能用嚼烂的糊糊喂婴儿。居住条件就更不用说了。苏联老百姓都住公共住宅。公共住宅比我国的筒子楼还差得多。原来一家人的住宅搬入三十至四十户。一间房间住一户，即父母子女同居一室，包括成年子女，结了婚的儿子还要把媳妇带进来。几十户人家共用一间洗漱间和一个厕所，早上经常出现三十几个人排队的壮观景象，个中况味只有亲历者知道。
一九五二年五月的一天，加利娅经过涅瓦大街，看见墙上贴着国家大剧院招收见习演员的广告，非常激动，想报名一试，但只剩最后一天了。她急忙赶到评委会，要求报名。评委会告诉她，他们已经到过很多城市，今夜便返回莫斯科，要参加考试只有现在。现在就现在吧，她向评委会报了两个曲目：拉赫马尼诺夫的抒情歌曲《噢，莫悲伤》和威尔第歌剧《阿依达》中阿依达的咏叹调。评委们惊讶不已，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竟选难度如此大的曲目。他们问她是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加利娅回答说没上过音乐学院，只跟一位退休的歌唱演员学过声乐。评委们已经不想听她唱了，站了起来，其中一位大概出于怜悯，让大家坐下听她唱，因为离开车的时间还有几小时。加利娅先唱《噢，莫悲伤》，唱完后评委们怔怔地坐着，谁也不说话，脸上毫无表情，不知满意还是不满意。加利娅想他们也许不喜欢她唱的歌，全完了，怯生生地问还要不要唱《阿依达》。评委们仿佛苏醒过来，异口同声地说：“唱，一定唱！”唱完《阿依达》，评委们请加利娅到莫斯科复试。这样，加利娅进了大剧院。
办入院手续先填表，其中有“父亲”一栏。加利娅知道父亲被捕，如果如实填写，肯定被涮掉。加利娅心一横，填了“失踪”。那时失踪的人很多，并未引起人事部门的注意。加利娅心里有鬼，生怕查出来，终日惴惴不安。两个月后的一天，人事处叫加利娅去一趟。那处里坐着两个陌生男人。处长给她介绍，其中一位自报家门：“我是克格勃少校瓦西里。”加利娅听了吓得魂飞魄散，完了，他们查到父亲的下落了。但从他们对她的态度上看又不像。原来他们要求她与克格勃合作，即招募她加入克格勃。后来加利娅知道，大剧院的独唱演员几乎都被克格勃招募过。被克格勃招募也有好处，有了后台，嗓子不行了仍可留在剧院。克格勃少校叫加利娅第二天到他指定的旅馆详谈。加利娅去了，瓦西里说：“我们请求您帮助我们。”“我能帮你们什么呢？”加利娅回答。“您出入政府要人圈子，参加外国人的宴会和招待会……您知道大剧院是多么重要的部门！我们国家被敌人包围，帮助安全部门揭露敌人是每个苏联人的责任。”加利娅知道在克格勃少校面前耍花招不仅没用，反而危险，只得答应。没想到瓦西里还让她填表：“这只是走形式。我们这里所说的不能对别人讲，包括您丈夫。有事跟我联系，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电话。再见！”加利娅填了表，算被克格勃招募了。几个月后，瓦西里把加利娅召到旅馆，对她说：“您跟钢琴师佩图宁关系不错，有人向我们报告，他经常散布反苏言论。是不是有这回事？”他们的情报准确，佩图宁确实讲过，这也是他们的唯一话题。但她装出惊讶的样子：“您说什么，哪能呢？我从未听他说过这类话。”“那他跟您都讲什么笑话？”瓦西里追问。“哎呀，我简直说不出口，都是些庸俗不堪的笑话。”“他就没跟您说过政治笑话？”“佩图宁是个蠢货，他哪儿来的政治头脑？”瓦西里要求加利娅把她说的话写下来。他给加利娅布置任务：佩图宁和象棋手斯梅洛夫要好，斯梅洛夫刚从国外比赛回来，打探他们都说了什么。
加利娅尽量躲避佩图宁，可佩图宁偏偏老出现在她眼前，跟她闲聊。几天后加利娅又被召到旅馆。瓦西里问她他们都谈了什么，加利娅回答：“我准备演出，整天忙得脚朝天，哪能记得每个演员都说了什么。”瓦西里问斯梅洛夫从国外给佩图宁带来什么？加利娅回答送给佩图宁一条红色领带。瓦西里又让加利娅把她说的话写下来。加利娅压住心头的怒火，离开旅馆。她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佩图宁也为克格勃工作，根据克格勃的指示，故意在大剧院讲政治笑话，然后把听笑话的人的反应报告给克格勃，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反应。想到这里她的心仿佛被人捅了一刀。
莫斯科大剧院是誉满全球的艺术殿堂，多少闻名遐迩的演员在它的舞台上登台演出过。我们熟悉的有夏利亚平、乌兰诺娃、米哈伊洛夫和列梅舍夫等伟大艺术家。大剧院是叶卡捷林娜二世修建的，历代沙皇都把大剧院视为自己的骄傲。斯大林对大剧院情有独钟，对演员爱护有加。在这里观看帝王戏，可以产生一种帝王的感觉，所以斯大林特别喜欢看格林卡的《伊万·苏萨宁》（歌剧原名《为沙皇献身》）。一九三七年遍及全国的大清洗几乎没有触及到大剧院，大剧院演员的工资比其他剧院高得多，它是斯大林的私人剧院嘛。大剧院门禁森严，进门必须出示带照片的通行证，即便在大剧院工作几十年的老演员也如此，因为大剧院根据克里姆林宫的好恶，时常突然更换演员、导演以至院长。总导演戈洛瓦诺夫在大剧院工作了三十年，传说克里姆林宫对他不满。一天上班，门卫拦住他：“请出示通行证。”“怎么不认识我了？”总导演笑着回答。“请出示通行证。”门卫重复了一遍。总导演掏出通行证，但在走廊里收回了他的通行证，从此不能进入大剧院。戈洛瓦诺夫受不了这种侮辱，几个月后便死了。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到大剧院看过几次戏，给加利娅留下恐怖的印象。斯大林看戏的前几天，克格勃人员便要检查大剧院的每个角落。斯大林来的当天，剧场入口、过道、前厅以至乐池都站满穿便服的克格勃人员。街上行人不许靠近大剧院。斯大林不坐沙皇的包厢，而坐在入口处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平日被演员们戏称为浴室更衣间。演员上台要出示三次证件。进大门出示本院通行证，进入剧场出示克格勃的通行证，上舞台还要出示克格勃发的特别通行证。加利娅扮演的角色都穿贵妇服装，上场后可以把特别通行证藏在衣服里。芭蕾舞演员就很为难了。她们光溜溜的，上台后只得把特别通行证藏在舞鞋里，就像上澡堂把存衣牌拴在脚脖子上一样。所有演员都使尽浑身解数讨斯大林欢心。斯大林喜欢不喜欢决定大剧院演员的一生。喜欢的可以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各种称号。称号也是福利。如苏联人民演员可以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就诊，那里的医疗条件是一般医院无法相比的。
斯大林在剧间休息的时候要吃煮鸡蛋，所以他面前总摆着一盘煮鸡蛋。他一边剥鸡蛋，一边同他的“战友们”谈天，院长、导演和指挥一旁伺候。斯大林忽然对着名指挥家萨摩苏德说：“萨摩苏德同志，今天您指挥的歌剧少了降半音符！”萨摩苏德吓得魂不附体，不知斯大林是批评还是开玩笑。政治局委员异口同声说：“您要注意，少了降半音符！”萨摩苏德只好说：“感谢您的指导，我们一定改正！”一次斯大林听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看见塔季扬娜穿着晨装站在奥涅金面前，随口说道：“女人怎么这个样子站在男人面前呢？”自此塔季扬娜换上紫色天鹅绒装，梳妆打扮好。但普希金的诗是这样写的：
公爵夫人一人呆在房间，
没有梳妆打扮，脸色苍白，
坐在那里，把书信翻看，
她用一只手托着香腮，
悄悄哭泣，热泪涟涟。
斯大林才不管普希金呢，他可以让塔季扬娜穿上皮袄。斯大林死前最后一次到大剧院看戏，看的是柴可夫斯基的《黑桃皇后》。斯大林来看戏，演员们异常激动。唱耶列茨基公爵咏叹调的演员谢利万诺夫激动得竟发不出声来，乐队又奏了一遍，只听他大声说：“我热爱您，无限热爱，没有一天不思念您……”这种事在剧院从未发生过，加利娅吓坏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斯大林把院长阿尼西莫夫召到跟前，院长两腿发软，站立不稳。斯大林问他：“今天谁唱耶列茨基公爵咏叹调？”“演员谢利万诺夫，斯大林同志。”院长颤抖着回答。“他是哪一级演员？”“俄罗斯联邦功勋演员……”斯大林沉吟了片刻，感叹道：“俄国人民多好啊！”一场风暴过去了，大家松了口气。二战后对斯大林的崇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看到一九五○年二月十七日《真理报》上的一篇文章，摘译一段如下：“如果你遇到困难，怀疑自己的能力——想想他，想想斯大林，你便获得足够的信心。如果你感觉疲倦，而那时不应疲倦——想想他，想想斯大林，疲倦必将消失……如果你计划做更大的事，想想斯大林，工作一定进行得顺利……如果你寻找正确的答案，想想他，想想斯大林，答案定能找到。”
一九六六年加利娅获得苏联人民演员的称号，成为享誉世界的女高音歌唱家。卡拉扬邀请她为《伊万·苏萨宁》录制唱片，多明戈把她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女高音之一，与她联袂演出《托斯卡》。
情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