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死这个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十二岁时便听父亲和作曲家、钢琴家斯克里亚宾争论过，尽管其中“有一半我听不懂”。如今，这个问题竟实实在在地搁浅在了“形而下”的现实上，而他本人却因被斯大林视为“天上的人”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甚至被推向了天空，和曼德尔斯塔姆们的境遇有了天壤之别，以至他产生了一种无以言说的负疚感。
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后不久，帕斯捷尔纳克便与高尔基并坐在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台上，布哈林在报告中称赞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诗坛巨擘之一”，并当选为作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几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便病倒了，“患了精神障碍症，睡不着觉，生活失常，经常哭泣，总说到死。”很多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对这段日子仍记忆犹新，在斯大林去世前两天（1953年3月3日）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回忆起了自己当时的境况：现在“我就坐在十八年前（即1935年）认为是死胡同的窗前，那时我面对着窗户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六月，帕斯捷尔纳克应邀出席巴黎国际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当现场翻译、法国作家马尔罗介绍“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一位诗人”将发表演讲时，代表们全体起立，向帕斯捷尔纳克致以长时间的掌声欢呼。而据作家爱伦堡回忆，帕斯捷尔纳克会前提供的在疗养院里写的发言稿，竟然“主要是谈他的病”。
帕斯捷尔纳克病了。
“大清洗”开始了。
一九三七年二月，诗人尊敬的布哈林被捕，一去无回。七月，他的好友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亚什维里开枪自杀。十月，另一位格鲁吉亚诗人、也是他的好友塔比泽被逮捕并很快被处决。同月，另一位好友、作家皮里尼亚克从家里被带走，从此“失踪”……在帕斯捷尔纳克居住的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当时就有二十五位作家被逮捕。（有人根据1962年出版的企鹅版《俄罗斯诗歌史》作了统计，结果显示，自十月革命以来，流亡异域的诗人平均活到七十二岁，而一直生活在俄罗斯或重返俄罗斯的诗人，其平均年龄仅为四十五岁。）
“天上的人”虽然没有受到“触动”，但他变了。楚科夫斯基回忆说，“在战前最后几年里，每次跟他相会时，有一种印象越来越分明，那就是：仍然是原来的帕斯捷尔纳克，但又不是那个人。……他变得沉静了、稳重了、沉思了，而且心软得令人惊奇。他终于从拖延得相当长的稚气中脱身了。”——诗人不再天真。
打击接踵而至。一九四一年六月，战争爆发。两个月后，帕斯捷尔纳克最挚爱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对此，他深感负疚。因为六年前在巴黎，茨维塔耶娃曾向他征询是否应该回国，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明确的意见。我不知道应当向她提些什么建议，我生怕她和她那可爱的一家人，到了国内，生活会感到困难。这一家人总的悲剧大大超出了我的顾虑。”一九三九年夏，茨维塔耶娃回国后不久，大女儿阿丽阿德娜即遭逮捕、流放，接着是丈夫锒铛入狱，最后她连谋得一份食堂洗碗工的工作以维持生计的要求都被拒绝了。她给儿子留下了这样一份遗言：“小莫尔，请原谅我，但往后会更糟。我病得很重，这已经不是我了。我狂热地爱你。你要明白，我再也无法生存下去了。请转告爸爸和阿利娅（阿丽阿德娜的爱称）——如果你能见到的话——我直到最后一刻都爱着他们，请向他们解释，我已陷入绝境。”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在回忆录《人与事》最后一章“三个幽灵”中，他这样写道：亚什维里、塔比泽“两个人的遭遇，还有茨维塔耶娃的遭遇，是我经受的最大悲痛”。一九四三年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又将这种悲痛和负疚交织着化成了这样的文字：“既然不是坑害他人的人，就不要给他人做坏事……”
其实还有一个“幽灵”，那就是曼德尔施塔姆。他的遭遇或许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最大悲痛”，但可以肯定是其内心深处的“最大隐痛”。帕斯捷尔纳克曾告诉曼达尔施塔姆的妻子娜捷日达，自斯大林电话后，他很久写不出诗；当流言四起，娜捷日达建议他把电话记录下来时，他又表示不愿意……隐痛，只有隐痛才难以言说，尤其是诉诸文字；而这种隐痛如果得不到疏导，将导致手足无措般的“神经失常”——也就是斯大林电话之后没几个月帕斯捷尔纳克得的那种“病”。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在不同时期向亲近的、可信赖的人不断讲述那个电话（这些内容大同小异、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多年的电话记录计有：阿赫玛托娃版、娜捷日达版、吉娜伊达版、伊文斯卡娅版，以及曾为诗人塑像的女雕塑家马斯连尼科娃版等）；于是帕斯捷尔纳克只能在回忆录中借着“三个幽灵”将曼德尔施塔姆这样捎带一过：“我对茨维塔耶娃长期估计不足，同样，由于不同的原因，我对其他许多人——巴格里茨基、赫列勃尼科夫、曼德尔施塔姆、古米廖夫也都估计不足。”隐痛，让帕斯捷尔纳克陷入了一种欲言又止、欲说还休的尴尬。
幽灵……“生存还是毁灭”……沉寂。“我成年时代的主要时光都花在翻译歌德、莎士比亚及其他难度大的巨着上了。”茨维塔耶娃自缢身亡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哈姆雷特》的翻译，并由莫斯科艺术剧院开始排演。但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招待会上，当哈姆雷特的扮演者问斯大林应该怎样理解哈姆雷特、如何演好这个角色时——不排除这是一种“讨好”，现实中很常见、似乎也很智慧很文化的“讨好”，斯大林却作了这样的回答：本来就不应该排演《哈姆雷特》，因为它不适合当代现实。斯大林又一次“撂下了电话”，《哈姆雷特》的演出计划被取消了。
帕斯捷尔纳克和哈姆雷特一样不现实，但生活在恐怖现实中的被动的人们是无法理解诗人的真和天真的。“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坎，正如“上”“下”结合便成了“卡”（qiǎ）字一样——“天上的人”遇到了地上的问题，帕斯捷尔纳克“卡”住了。
四
一九四五年五月，年届高龄的父亲在英国去世，惊醒了帕斯捷尔纳克：除了他亲历的诸多噩梦般的非正常死亡，生命的自然终结同样不可避免。那一年他已经五十五岁。次年，他在给堂妹、列宁格勒大学古典语言教授奥丽娅的信中写道：“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我哪一天就会死掉，所以我不能把自己要自由表达真实思想的事搁置到无限期去。……一个人到了三十岁，四十岁，甚至五十六岁，总不能还像八岁儿童那样生活：对自己的能力抱消极的态度，对周围的人保持良好的关系——让整个一生不得不在一种乏味的程序中度过。”
就在他父亲去世的那年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开始构思并创作他称之为“我生存的目的”的《日瓦戈医生》。一九四六年一月，帕斯捷尔纳克几乎在“第一时间”写信告诉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捷日达：“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
在开始创作的最初几年里，帕斯捷尔纳克多次写信给奥丽娅透露自己的创作心迹，或者说某种隐秘——
如今，当关于我的误会和丑闻已经根深蒂固的时候，我反而真的想成为一个人了！我抱着极其愚蠢的想法企图纠正和说明所有这些含糊不清的话和有头没尾的故事。老实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写一部真正的作品。
我在所有人的面前都负疚。可是让我怎么办呢？所以说，这部长篇小说是我偿还债务的一部分，证明我也尽了自己的努力。
如果我不能在其中生存与成长，那么我一年也活不下去，我心中的某些东西，我神经的某些部分，几乎是以完整的明确性移植其中了。
由此，帕斯捷尔纳克将生与死的问题“移植”给了一位“医生”——日瓦戈，他要让这位“医生”来消解世人对自己的“误会”以及他内心的“负疚”，解开那个越抽越紧的心结，冲出那个“卡”。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在创作《日瓦戈医生》时，他“力求使人相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还活着，他们的时代还存在，而作者却走开了，他躲到一旁，他不存在了……”
不仅帕斯捷尔纳克自己“躲到一旁”，甚至连他的“生死对手”斯大林也“不存在”了。一九五五年秋，《日瓦戈医生》脱稿后，时任苏联作协理事会第一书记的费定注意到：在这部“从勃洛克写到这场战争”的历史小说中，没有斯大林。
“天上的人”自以为将“形而下”托付给了日瓦戈医生，自己便回到了天上，已经在和上帝交谈了。于是他说：天上没有斯大林。——这并没有全错。
其实，当帕斯捷尔纳克有一天放下手中的笔，“强忍着眼泪，声音哽咽”地打电话告诉伊文斯卡娅，说：“你知道么，他死了！死了！”的时候，他肯定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日瓦戈医生死了，一如曼德尔施塔姆死了，而他还活在地上，甚至连躯体已经僵硬的斯大林也还在地上——生与死的问题仍在帕斯捷尔纳克手中，只要活着，他便难以冲出那个“卡”。
一九五八年，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下来便是国内对他和《日瓦戈医生》的猛烈批判。噩梦般的岁月。渐渐地，他感觉自己就像“书页之间夹着的一片枯叶”。一九六○年五月三十日，一阵夜风掀开书页，枯叶飘飞……
“……甚至生命结束了，我的问题也不会结束。人们将来还会谈论我，最后大家才能承认我，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天上的人”最后时刻看到的是他在“地上的不朽”——不朽，其实很可疑，甚至很滑稽：谁能说他不希望存在的斯大林不在不朽者之列？——帕斯捷尔纳克至死依然“卡”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
五
忽然想到，帕斯捷尔纳克如果遇到的不是“对文学感兴趣”的斯大林，而是列宁（这并不是说他对文学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也许就不会这么“卡”住了——
“您该知道，政治——向来是肮脏的东西，您最好不要过问这些事。”当高尔基因友人落入契卡之手而求助于列宁时，后者的回答是那样掷地有声，足以振聋发聩到将高尔基拉回到“形而下”的现实中，因此高尔基虽然也生气，但毕竟没有“卡”住，说起这事还能“大口吐着烟”。
由此看来，无论“形而上”还是“形而下”，只要在同一层面上（同“上”或者同“下”），纵然是绝对相反的见解，都还能自圆其说，都还有自我圆通的希望，只要想“圆”；但倘若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则无论两者如何靠拢，总是“卡”，而且那个“卡”字会很难看。——遗憾的是，但凡求真的生命便无从躲避这个“卡”。
帕斯捷尔纳克年轻时曾经说过：“我们唯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调。”也许，的确仅此而已，如曼德尔施塔姆。
题外话：斯大林的“手指”与别德内依
曼德尔施塔曼“反诗”中的“手指”据说取材于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后者曾在日记中写道，他不想借书给斯大林，因为书页上留下油腻腻的指印。
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中出现这只“手指”并不奇怪，他一定是听别德内依说起过，或者听别人转述过这事。令人好奇的是别德内依和斯大林的“借书”关系，于是探寻，结果大吃一惊：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别德内依在中国也是一个响亮的名字，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根据目前有限的资料，虽然还无法判定别德内依的文学成就，但下列情况基本上有助于了解别德内依这个人——
别德内依的作品曾受到列宁和斯大林的高度评价。列宁曾对高尔基说，别德内依的诗有巨大的鼓动意义。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在讲话中将别德内依和高尔基相提并论：“我们国内有两位大作家——高尔基和别德内依，他们起着党的最杰出领袖的作用，也许还要更大些。”
也许是作用太大，让别德内依自己都膨胀了起来——责任意识越来越强，竟淹没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不久便犯了错误，而且错误很严重——他竟然在作品中对斯大林模式下的社会生活提出了批评。和别德内依有着“借书”关系的斯大林立刻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他给别德内依写了一封信：
你的错误的本质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于：对苏联生活缺点的批评，这个必不可少的和需要的批评，开头被你运用得颇为准确和巧妙的，可是你过分地醉心于它了，而且你一旦醉心之后，它就在你的作品中开始转变为对苏联的诽谤，对苏联过去的诽谤，对苏联现在的诽谤了。你的《从热炕上爬下来吧》和《不讲情面》就是如此。你的《比里尔瓦》就是如此，这篇小说我已遵照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在今天读过了。
斯大林进而严厉地批评道，你“不去了解革命历史中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
斯大林的信当然不只是写给别德内依个人的，而是写给所有无产阶级作家的。二十年后，中国作家也读到了这封信——
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编者按说：“这封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性的问题，即文艺作品如何表现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党的作家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
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和毛泽东的《实践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反对自由主义》，联共中央关于文艺问题的四个决定及日丹诺夫的报告，以及《人民日报》社论《必须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一起列为指定阅读文件。
……
据说，别德内依被斯大林严加呵斥、勒令其改正错误后，写过一些为斯大林歌功颂德的作品，但毕竟还是失宠了。他在日记中写下“油腻腻的指印”，应该是在失宠以后。不过也有人说是他的秘书告发了他的“油腻腻的指印”之后，他才失宠的。
二○○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初稿
四月八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