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流是有生命的，随着河流健康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通过对以工程为主的治水思路进行反思，提出了“为河流让出空间”、“为湖泊让出空间”、“为洪水让出空间”、“建立河流绿色走廊”等理念，这些理念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流域所接受，并进一步由理念转变为实际的行动。“为河流让出空间”这一理念，让人们开始明白河流除了养育我们人类，还养育着大自然中的其他生灵。水不仅属于我们人类，也属于江河。长江，除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地球村里人类其他朋友、邻居的家园。
为邓小平做手术
李炎唐口述肖思科整理
我有幸结识小平同志，并为他进行手术治疗，是在一九七六年末的一个暖冬。
那天，我从三○一病房下班回家较晚。那时我家就住在医院生活区，我家五口人，一共住二十四个平方米。记得那天是刚吃完饭，我听到三层走道的电话铃声响，很快就听有人叫：“李主任电话！”那时，三○一医院尽管经过动乱的岁月，但医生都保持着我军的良好传统，电话就是命令！果然，电话的另一头让我速到南楼！让我快到指定的地点，无疑是有急事。我按照以往的经验判断，肯定是有重要任务。这种经验来自一位三○一医院科室领导的习惯判断。因为这个医院是解放军的总医院，南楼是领导同志住的病区，同时还担负着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任务。我急忙赶往新南楼。
新南楼刚建成不久，门岗森严，直到今日在许多过往人员的眼中，仍保持着几分神秘感。一跨进大门，我就看见了医院的蒲荣钦副院长。他当时负责南楼的保健任务。还有刘轩亭院长、白崇友政委。我气喘吁吁地走过去。果然他们告知有重要任务。我仔细打量他们三个人，他们都很严肃。南楼的四周都布置了警戒，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我们有纪律的约束，不该问的不问。
很快，一道车灯闪现，“客人”到了，待命的护士已经把准备好的轮椅推过来。车门打开，我看见曾经在报纸、电视和新闻纪录片中经常见的，而最近却没有了消息的人物——邓小平从车里出来。同来的还有他的夫人、女儿，他的保健医生和护士。
电梯徐徐上升，我们和小平同志站得很近。他不大说话。电梯里很安静，静谧的气氛让我对这个“打不倒的小个子”特别注目……
我记得一九七五年夏天，毛主席身边的一名护士经常来找我看病。因为他们知道我是搞保健医务的，经常给领导会诊，说话也不避讳。她无意中说过一句话：“主席对邓小平非常信任！”到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底，邓小平又被打倒了，我问那位护士：“你不是说主席对邓小平挺信任吗？怎么现在好像又出问题了？”毛主席到底信不信任？！她说她也纳闷，反正现在她也搞不清楚了。
真没有想到，现在小平同志竟然出现在我们眼前。
我知道，首长到来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从他脸上的那丝凝重我已经感受到他不大舒服，既然院领导让我来，我便立刻进行问诊。
“首长，怎么样？”我问，“哪里不舒服？”
小平同志挪了挪身子，四川口音很浓，尾音有点拖，显得还轻松。
小平同志的回答很简单，倒是家属和工作人员很操心，补充了首长何时感受不舒服，怎么不舒服和以往病史。但他们都只说了症状，没提要求，一切听医生处理。
小平同志和大家说完，我又问了几个问题，进行了检查，感到情况不妙。根据各种症状分析，我心里有了基本判断。我向院领导汇报了我的判断。院领导都是内行，都点头赞同。然后，我提出进行会诊。
经请求后，立刻到值班室打电话，请示我的老师许殿乙，他是泌尿外科正主任，我是副主任。他身体不好，已近七十岁，而且身患癌症，心脏也很不好，所以一般事情由我操办，但关键时刻还得请他出场。同时，也请我的搭档，主治医生周柏铭及内科曾诚富主任一起会诊，通过摸、查、问，也基本上同意我的判断和治疗方案。
我们让护士做了准备，我对小平同志说：“先给你插根导管，有点痛。”“没事！”他很干脆地回答。
在这个不寻常的岁月，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治疗就这样开始了……
那一夜我在医院没有回家，一直守候在病房。给小平同志进行了紧急治疗后，他安稳地休息了。我仔细地分析了小平同志的病势，一切判断都只是可能。说“可能”是当晚考虑到老人家的痛苦，我没有进行指诊。如果进行指诊，我基本上就可以得出较准确的结论了。
我是一九五○年选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医学系本科学习，毕业前分入协和医院实习。一九五六年九月，我们一批人集体转到新组建的解放军总医院。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有幸成为中央保健委员会的一名专家。七十年代中后期，在十位元帅中，我参与治疗的就有七位；十位大将中，参与治疗的有八位。同时，还参与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外国政要及友好人士的抢救、手术和会诊……因为神圣的责任心，使我钻研业务不敢懈怠，并在诊断病情方面积累了用手指检查病变，基本上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的经验。后来，海内外一些媒体上有“神指”说法皆因于此。当天晚上，主要是为了减少小平同志疼痛，我没有进行详细检查，只是做了应急处理。
第二天一早，吴阶平院长到了，许殿乙主任也带病来了，有关同志都到场了，我们开始给小平同志会诊……
三○一医院南楼是新建成的楼，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以后，没有开放，后来开放了下面三层。据军委和院领导的指示，为了保密，也为了安全，安排小平同志住在五层，整个一层都作为小平同志的病房。
安排在五层还有一个考虑，就是以后也许要手术的话，出了中间走廊就能进入手术室，安全保密工作也好做。
“干脆做手术，免得以后再麻烦。”还没等我们说什么，小平同志先发话了。这说明他对自己的病很了解，态度明朗。见他有心理准备，吴院长和我们都说等检查完了再说。在他的默许下，我们开始了进一步检查的准备工作。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全身的检查，泌尿系统是我和许主任检查，内科由曾诚富主任、赵毅刚主治医师进行检查。同时做了心电图，心脏正常；抽血化验也情况正常。另外，还化验了尿，也没大问题。
经过诊断，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吴院长与小平同志很熟悉，检查前，他告诉小平同志会不太舒服。
“没事！”还是那句浓重的川音。
小平同志的忍耐性非常好，他很配合检查。我们接触患部，发现了问题，看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经过检查和会诊，大家都倾向做手术，一次性清除。
确诊和确定方案之后，我们先把情况通报给家属。家属很开通：把情况告诉他本人，没问题！
我向小平同志通报情况。为了减轻他的精神负担，我在汇报时进行了准备，先通报了病情，然后介绍这种老年人常见病的现状，多数人都是通过做手术治疗……
小平同志听了点点头说：“我早就说要做手术，没问题，做！免得以后麻烦。”
我又代表医生询问了卓琳同志等亲属的意见，他们都同意。我们就确定准备手术。
手术准备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是将情况报告上级，请求中央批准，这是规矩；二是确定手术方案。同时，麻醉、手术器械和参加人员进行全面配备。
关于在哪里做手术，我们还是动了一番脑筋。到外科楼手术室，路途长，不保密，也不安全。院领导和我们大家都决定在新建的南楼手术室做。新楼手术室还没有用过，需要消毒；灯光、器械需要配齐。什么都准备了双份，怕万一有情况可能要用。人员都确定了：麻醉科两个主任都参加，病房护士准备了双班特护，一共是八名护士。手术室除台上台下有两名护士，还配备了护士长，各项工作分工负责。
准备工作非常周密。各种设备都进行了试用，手术器械和其他设备反复消毒，力求万无一失。
小平同志的病情对外绝对保密，但报告刚打上去，中央和军委的首长就知道，很快就有人来看望，非常关心。一位军委首长对我说：“李炎唐同志，你手术要过细呀，出了问题九亿人民饶不了你。”“一定照您指示办！”我对首长说，“一定仔细，主要是做手术按科学办事，给首长多缝一针，少缝一针都会出问题。”“对！这就很对！”那位首长满意地离去了。
手术准备的日子，小平同志一直在病房休息、看书，进食正常。一层楼的病房只用了五间，首长一间，住六号房；卓琳同志（当时大家都叫她卓秘书，所以我也叫她卓秘书）住一间，我记得是八号房；我和内科的主治医生赵毅刚（当时他也是小平同志的保健医生）住五号房，护士们好像住在十二号病房。我睡一张行军床。晚上，我难以入睡，心里想着白天那位军委领导讲的话。我的责任重大。
我们在等待上级批准给首长手术和进行手术准备的日子里，我对小平同志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一直不知道，在“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之后，小平同志这一段日子是如何度过的。
原来，“天安门广场事件”的这段日子里，小平同志先是被软禁在家，继而，他和夫人被通知“不带秘书、不带警卫、不带车”，从宽街的住所神秘地被接走。他走之后，孩子们都不知道父母身在何处。后来才知道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怕邓家被冲击，让警卫局在东交民巷给邓小平夫妇安排了一处秘密住所。在东交民巷十七号，邓小平夫妇被带有保护性质地软禁起来。
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后，小平同志是住在家中地震棚里得知毛主席去世和“四人帮”被打倒的消息。他在地震棚里对“四人帮”被打倒，再一次如同“林彪事件”之后一样，给中央写信展露自己的心迹。在信的最后，他用了一个他从来没有用过的词：“让我们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作为医生，我更能感知小平同志的心情和病情。所以，我心里一次又一次告诉自己，一定要认真、细致地治疗，让小平同志早日康复，尽快站出来担起历史的重任！
我们按手术要求准备好了。中央的批示也转下来了。后来才知道，对于小平同志的手术，是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和汪东兴亲自批准的，批准时间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随着给小平同志手术的正式确定，我们为保证万无一失又检查了一次准备工作。
这中间，我们按照手术要求，对小平同志的家属和一般普通患者一样履行手续，请家属签字。家属很理解，痛快地签了字。
为了保证这次手术万无一失，我们还做了抗菌素、麻醉药过敏实验，当时氨基类的药物是最好的抗菌素，打了两天……
要给小平同志做手术了，院里只有几位领导和参与手术的人知道，南楼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有些人问我：“你收了个什么神秘人物？”我们科室的人也是在两年之后，从别的医院得知这一消息。
我对家属也没有讲实情，我的妻子只知道我有重要任务，两个月不在家，不知道我为谁治疗。这是纪律的需要，我们都自觉遵守这一条。据我所知，后来这件事情传出来也不是三○一医院，而是从个别领导口中传出来的。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工作，精心准备……
小平同志和家人也积极参与了准备。
手术准备到最后，涉及到一个环节，那就是要对患者理发、洗澡。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便于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卓琳同志推荐女婿贺平，就是毛毛的老公来理发。我了解贺平，他是我们总后卫生部老领导贺彪的儿子，很能干！洗澡的事也是贺平帮忙。
手术前的晚上，基本上万事俱备。我进行手术前最后一次例行查房。
卓琳问我：“你看手术后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
小平同志接过话茬说：“你不懂，不要问。”
他转过来跟我讲：“我，相信你们医院，相信你会尽最大努力来治病。天下没有绝对的事情，万一出了问题，由我跟我的全家负责。”还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所以说小平同志非常理智，非常懂得心理学。因为他明白，他这样高级身份的领导，谁都不敢马虎，他让你精神上、思想上放松。这就跟打乒乓球一样，你要是紧张了，就不能正常发挥好技术。有小平同志的安慰，让我思想放松，按正常状态发挥技术，这使我上了很深刻的一堂课。伟人就是不一样！
我回去问护士：“睡觉的药准备好了没有？”
因为病人在手术前一定要休息好。护士告知：药准备好了，而且已经灌了肠，都准备好了。看到所有人都尽心尽责，我就决定回家睡一觉。因为在病房睡觉总是睡不太稳。这是我在小平同志来了两个星期之后，回家睡的第一个安稳觉。
第二天，天气特别地好，“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请首长一起进手术室。手术室护士请小平同志躺在手术室接病人的车上，卓秘书、邓楠、毛毛和我一起陪着进入手术室。小平同志自己从车上挪到手术台上，曾诚富主任和宋运琴测试了血压，结果一切正常后，让麻醉师开始注射麻药。
手术室外还有一支队伍。院里组织了有力的后勤工作，包括电源、供氧等，保证绝不突然停电和缺氧。他们不知为谁做手术，只管保证完成好任务。
上台前，我刷手消毒时，深吸一口气，然后保持平静心态，嘱咐自己一定要按正常操作，千万不要顾此失彼，更不要画蛇添足。
一切准备妥当，麻醉师先给小平同志进行了硬膜外麻醉。因为他自己坚持不要全麻，我们就采用了硬膜外麻醉，就是手术那一段麻醉，一旦需要，可再给药。麻醉之后，药已见效，但小平同志脑子很清醒，见吴院长、许主任和我在身边，他再一次给我们减轻压力：
“我没事，你们放心做吧！”
手术由我主刀，周柏铭、陆惟善配合，大家有条不紊。
手术很顺利，一个多小时，出血很少，没有输血。因为判断准确，一切都是按预案进行，切除最后一刀时，我说了一句话：好了！大家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我们把取出来的东西交吴院长给小平同志看，有一个小苹果那么大。小平同志看了笑着说：“哦！这么大！”
小平同志不愿全麻，也不愿意睡觉，手术进行到一半，麻醉科靳主任担心他会紧张，问他要不要用点药睡觉。他说：“不要紧！我不用药，没事。”等到缝针快关腹时，小平同志突然问了一句话：“现在缝哪儿呢？”我立刻反应式地作了回答。他又说：“哦！还有三层。”奇怪！他怎么知道还有几层？这是医学专业问题啊？！后来，我问小平同志怎么会知道这个专业问题？小平同志说：“周总理做手术的时候，我在旁边看。”
几乎就在他问我答之间，我们就顺利做完了手术。
手术后，回到病房，他只能或坐或躺着，很不好受。但小平同志一针止痛针，一片止痛片都没用。翻身活动自如，又是一奇迹。我想让小平同志早日康复，开始让他吃半流食，喝牛奶，小平同志进食很好，恢复非常快。
手术后两天，就听说小平同志想吃肉，还要肥一点的。卓秘书怕他血脂、血压高，不好表态。我们说反正就这么几天，“开斋”两周吧！小平同志偶尔吃一点没关系。结果，他见了红烧肉就说香，吃得也高兴……
手术前，我们交待过小平同志不能抽烟。小平同志说不抽就不抽，从手术前几天到出院，一支也没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