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根据上述引用的那篇研究论文的资料，早在二○○二年初，就有学者在《北京日报》上提出了口述史未必是信史的质疑，认为口述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存在疑问。上海社科：历史研究所为成立口述史研究中心，于二○○四年三月举行了一次座谈会，会上也有学者提到口述史的真伪问题，认为做口述史应把自己的感觉放进去，而不是把自己的感想放进去。座谈会记录发表在《史林》杂志二○○四年增刊口述史专号上面。连出版口述史的出版社，也对口述史史料的真实性不大放心，要求口述者“避免情感的因素”，要求整理者“文采不求飞扬”（意思是少用些文学笔调吧）。这见于“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的《出版说明》。
这样看来，口述史的真实性存在一个“信任危机”问题。按本文第一节的看法，口述史既然是一般回忆录的延续与扩大，那么口述史存在的问题，也就是一般回忆录同样存在的问题。不过口述史的作者除了口述者本人，还有一个整理者，所以口述史的可信度问题，除了口述者本人要负责任，整理者也要负责任，有时整理者还要负更多的责任。
中国是历史文献大国，古人读史便讲究一个读法。宋朝时候有人问程子（二程兄弟中的一位）：“《左传》可信否？”答：“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又问：“《公》、《谷》（指《公羊传》、《谷梁传》）如何？”答：“又次于左氏。”《春秋》三传，《左传》以纪事胜，但有夸诞之讥；《公》、《谷》以义理胜，但有穿凿之嫌。所以程子有如上的评论。我看他回答得好，“信其可信者耳”，可信者中又有高下之分。这似乎又可适用于当代出版的许多口述史，包括一般的回忆录。由于某一历史真相每每隐藏于细节之中，所以还可加上一句：于细微处看大文章。怎么个看法呢？看法就是读法。每本书各有不同，因此也各有读法。但总的读法只有一个，就是借用程子的读法。
这里试举一例。《胡乔木回忆******》是口述史中十分重要的一本回忆录，他在口述开始时就说：“与薄老的书（指薄一波着《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不同，他写的是重大决策，我写的是回忆。”读者可以顺着他的这个思路读下去。薄的书里有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专章，胡的书里“谈话录”与“初拟搞”都缺少这个章节。但在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关于写作此书设想的谈话中，他却提到了庐山会议时刘少奇与胡乔木与******三人之间的一个不大为人知的细微过节：
庐山会议在毛主席讲话（指1959年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德怀）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胡自称，下同）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现在看，如果写出来，少奇同志也要牵进去。（《胡乔木回忆******》15-16页）
一九六一年，胡乔木随******去广州开会，回来的路上与毛又谈起此事：
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在庐山会议时曾经想提出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同上，16页）
从这里，读者不是可以读出一篇大文章来吗？
2007年9月2日，于上海
二○○七年七月，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引进出版，口述史出版物在中国图书市场再掀一阵热潮。
口述史学也称口碑史学，主要指一种搜集和利用口头史料研究历史的方法和流派。口述史学（源流长，可以追溯到荷马史诗、希罗多德的《历史》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十九世纪以前，口头传说一直是很重要的史料来源，直到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兴起，档案库的资料被看做最可信的记录，口述资料才遭到冷落。但是二十世纪初，法兰克福学派的治史主张开始受到各国史学家的批评，口述资料又重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一九八三年，美国历史学家A·尼文斯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首次发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呼吁。二战以后，也就是一九四八年，尼文斯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口述史料学研究室，一九六○年出版了第一部《口述史料汇编》。一九五七年，唐德刚开始参加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并以《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闻名，为学界公认为中国现代口述史的开山学者。在尼文斯的带动下，口述史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整个西方发展起来。
在中国大陆史学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开始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的调查和访谈，其成果有****方面高级军事将领和党政要人的回忆，如《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丛书；规模最大的口述史学实践活动当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汇编的《文史资料》。它汇聚了从全国范围内收集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史料，从晚清到民国重大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珍贵资料都有收录，到目前为止，一共出版了一百五十多辑(不包括地方收集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学开始在理论与实践上和国际口述历史学接轨，与此同时，一大批口述历史出版物也应运而生。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先后逢到毛、周、刘、邓等的百年诞辰，回忆他们生平业绩的口述历史性质出版物便形成热点；而且还有不少老同志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以他们为代表撰写的回忆录已蔚然成风。而群众性的群体口述历史，则以反右、知青等为题材，也出现了颇有分量和影响的作品。
此后，口述历史出版物便一直在图书市场走红，并受到********的重视。如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版有贺黎、杨健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干校”告白》、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等。《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从一九九五年起已出版多辑。在实证历史路线口述史方面，当代中国研究所不断地在《当代中国史研究》杂志上刊登口述史成果。从二○○四年开始推出“当代中国口述史”丛书。一些学术********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二○○二年开始由专业学者主持编选“口述自传丛书”，二○○三年推出了连续出版丛书《口述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从一九九九年就开始出版“口述传记丛书”……
口述历史出版物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除了独特的学术取向和历史眼光之外，很重要的一点，恐怕还在于读者从这些口述历史中发现了被以往那些历史记载忽略或掩盖了的鲜活的史实。正如英国口述史学家保罗·汤普森有句名言，“口碑历史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西方口述史被认为是用新方法来发现“新历史”，这种新历史就是所谓的“普通人的历史”，而历史学只有反映了包括以前被忽略的这种普通人的历史才是全面的、科学的，这也就是一种所谓的“人民史观”。
一句话，口述历史不排斥大人物，它所关注的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数。
（雪明）
《毛选》英译内情点滴
王水照
英译《******选集》是建国初期的一次重要的译事活动，因其特殊的政治性质和当时的保密制度，至今仍显得神秘莫测。钱锺书先生是参加时间最长、用力最勤、且最受倚重的译者之一，但他的具体工作情况亦不为外人所知。汤晏的《一代才子钱锺书》对史实蒐讨详尽、查证严谨，是目前据信程度较高的一部“钱传”，而于钱先生此段经历却付之阙如。钱先生平日健谈无饰，对此事却三缄其口。只是有次听他发感慨道：从事文字工作，最容易的是编写大部头书，洋洋洒洒，易掺水分；其次是论文，自应要有新观点、新材料，但若有自己尚未弄懂的问题，尽可按下不表；再其次是注释，字字句句都得追究，万一遇到拦路虎，还可以不注或径作“不详”、“待考”，一般也是容许的；最难的是翻译，就连一个字都逃不过去了。用他在《林纾的翻译》中的表述，是“原作里没有一个字可以滑溜过去，没有一处困难躲闪得了”。当时听他这番议论，我立刻联想到其中恐有他参加《毛选》英译的甘苦体会在内。这一着作、论文、注释、翻译的难易次序，虽是一时戏笑之言，却包涵一定的道理，恰与目前流行的学术评价标准相反，至今不少地方对古籍整理、注释和译介等是不算“成果”的。
钱先生在一九五五年填写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表》中说：“自一九五○年七月起至去年（1954）二月皆全部从事《******选集》英译工作（现在尚部分从事此项工作），故无暇及其他活动”，如果加上他后来参加的《******诗词》英译工作，一共化去五六年的时间，实是他无法抹去的人生历程，也是重要的学术活动。以前只断断续续听到一些“故事”，如他指出《毛选》原稿说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腹中有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应为铁扇公主，从而使《毛选》正文避免了一次缺失；又如他译“吃一堑，长一智”为Afallinpitisagaininwit，使有的英译专家“拍案叫绝”（绿原《几次和钱锺书先生萍水相逢》，《新文学史料》2002年3期）。有些传闻也饶有兴味，如《七律·到韶山》“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中的“黑手”，究竟是地主之手，镇压农民运动，还是农奴之手，夺取地主武装，据说英译组也有争论。他们还把有些疑难问题直接向毛主席请示，但毛总不批复。总之有关英译情况，至今只见到程镇球《（毛选）英译回忆片断——纪念******一百周年诞辰》（载《中国翻译》1993年第6期）等少许篇章，才露出冰山一角，期待有更详细的资料能予披露。
《毛选》英译工作是由******《毛选》英译委员会（后称英译室）负责的，其主持人是徐永煐。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其子女编辑印行了一部纪念文集，披露了不少珍贵资料，可以大致钩稽出其工作进程和概况，点点滴滴的遗闻逸事更映照出当年历史情貌，值得推介。
《毛选》的编辑，据说是毛主席访苏时，斯大林向他提出的建议。其前三卷的英译工作与中文版《毛选》同步完成，时在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参加翻译和审订的有钱锺书、金岳霖、王佐良、郑儒箴、浦寿昌等。译稿完成后，交英共中央，一九五四年由英国Lawrence&Wishart出版社出版了《******选集》前三卷的英文版。国内前三卷的中文版，则分别出版于一九五一、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时间稍前。这个英国出版的英译版本被称为“初版稿”。围绕这个“初版稿”，与英共之间颇有一些周折。在出版前，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时任英共总书记的波立特给****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准备将《战争和战略问题》（《毛选》第二卷）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从英译本中删去。五月，****中宣部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的批评。他在八月十三日给陆定一的信中直接了当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同月，由中联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不同意删去该文的头两节内容，“因为******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以上情况均见《建国以来******文稿》第四册，《关于不同意英译本（******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一文及注释，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年公开出版，颇易寻读。《战争和战略问题》开篇即云：“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第二节中又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着名论断。而波立特的来信引述他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经历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了解国际共运的人们，很容易发现这是往后“反修”斗争的前兆。
“初版稿”出版后，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年间，又由一位英共作家主持了对“初版稿”的修改，其修改稿被称为“旧改稿”。应这位英共作家之邀，钱锺书参加了修改审订，徐永煐、浦寿昌曾参加部分工作。至于为什么要修改，据绿原先生说：“不料过了些时，却听说外文局的英国专家史平浩（Springhall），或称‘春堂先生’，竟对这个译本（指英国初版本）提出了批评，说是‘译得太雅了，我们伦敦码头工人读不懂！’”绿原当时在******国际宣传处工作，与“毛选英译室”同在堂子胡同的一所大宅：内办公，一起用餐，与钱先生有“同桌之雅达半年之久”，故而知闻。此“旧改稿”后没有正式出版。
然后在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五年，由中央联络部重新组织对《毛选》前三卷的审订修改，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始有国内出版的英译本。
以上是《毛选》前三卷英译工作的大致情况。至于第四卷的英译，据前引程镇球的回忆，他在一九六○年夏参加仍由徐永煐主持的第四卷英译工作，同时参加的有杨承芳、陈龙、吴景荣、方钜成、于宝榘、郑儒箴、赵一鹤等。为译稿作润色有外国友人马尼娅（ManyaReiss）与柯弗兰（FrankCoe）等。工作地点在万寿路十八所。初稿完成后，又由章汉夫组织审定，地点在东交民巷十五号宾馆，至一九六一年春全部完成并出版。因而就国内出版而言，《毛选》第四卷英译本比之前三卷英译本提前面世，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毛选》英译分为翻译和定稿两个工作程序，钱锺书先生没有参加第四卷的翻译工作，但也作过“润色”。程镇球文中说：“钱（锺书）五十年代初即参加过《毛选》前三卷的英译定稿工作，亦曾为《毛选》第四卷英译进行过润色。徐永煐一直对他很倚重。”徐永煐写于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关于英译毛选稿再次修改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对前三卷“英译旧改稿”的修改工作，“建议由程镇球、SOL（即SolAdler，中文名爱德勒）、钱锺书三人，组成咨询小组，专责整理历次修改建议”；在介绍钱锺书时，他写道：“（钱）汉文英文却都很好，特别是始终地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文学研究所现在让他每星期在翻译组工作两天。他只能参加一部分稿子的校改。又因为陷于会议，更不能发挥全面和深思熟虑的作用。……如果把这三个人摆到一起，担任全面地、细致地衡量性的工作，则能收政治和技术、英文和汉文、旧人和新人的结合的效果”。钱先生大概是作为“技术”、“旧人”的一方被“结合”进去的；至于“英文汉文”兼擅于一身，比之程、SOL两位似更具优势；而“始终地和全面地参加了初版稿和旧改稿的工作”，则是无人可比了。可见钱先生在整个翻译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难怪绿原先生在文章中称他“是英译室的主持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