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
从17世纪末开始，每年借助强劲的信风，世界贸易的大帆船驶入黄埔，广州进入贸易季节，今天的广州秋交会似乎还带着当年的影子17世纪50年代，大清最终在中国确立自己的统治，从多雪的东北到遥远的彩云之南，都归入其下。
帝国随后进入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康乾盛世”，在平定“三藩之乱”和将台湾重新收入版图后，朝廷部分解除了明朝以来的海禁政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粤、闽、江、浙四大海关，开海通商。
新的王朝延续古老的朝贡贸易体系，从理论上讲，它的规章涵括各个领域：包括船只大小、船员数量、禁止出口货物、外国贡品储藏模式和港口官员的行为规范等等。
不过，中国官员对法律的理解似乎从来并不那么教条，关于贸易的限制最终被一再突破。随着外国商船的蜂拥而入，乾隆二十三年(1757)-道圣谕改变了对外贸易的格局，皇帝以“天朝物产丰富，无所不有，不需与外夷互通有无”为由，撤销闽、江、浙海关，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合法的对外贸易港口，中华帝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以此为端口，广州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
大约在1685年，伴随着日益频繁的国际商业交往，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方外贸专业团体一广州十三行应运而生。行商一大清帝国的特许商人，在广州从事进出口贸易并垄断该港口同欧洲国家的经纪业务权利。他们组织接待远方客商、统购进口洋货、营销中华特产，在中外贸易史上显赫一时，成为与晋商、徽商芥名的中国三大商帮。作为中西贸易的终端，厂州因为这些人而迎来令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中，漳州商人积累的巨大的贸易网络和资本并没有因为月港的淡出而失去舞台，“走广’便是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当外洋船经过中国“一口通商”政策的引导前来广州贸易，原先聚集在漳州河口一带的贸易专业人才，很快随市场而来，成了广州和外洋贸易中的关键人群。行商、通事、买办大多来自福建闽南地区，其中同文行的潘振承和丽泉行的潘瑞庆，同属漳州文行的和行的来漳州和富显赫一时。
海外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各地商人云集广州，康熙二十二年(1683)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间，到达广州的外国商船312艘而乾隆二十二年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间增加到5107艘。
从17世纪末开始，每年五六月间，借助强劲的信风，世界贸易的大帆船驶入黄埔，厂州进入贸易季节，今天的厂州秋交会似乎还带着当年的影子。这些船带来西方的工业品和手工艺品，并且在珠江边的商馆区，通过行商换取华丽的丝绸和芳香的茶叶，典雅的瓷器则在每年九十月，在乘风回航时，作为可靠的压舱石。
朝廷一如既往地把对外通看成是对“夷”的一种恩赐，外被一厢情愿地视为贡使。一个初来乍到的荷兰人，因为不懂得怎么给中国皇帝写“贡表”，劳驾了一位有些交往的中国官员，那官员便代表荷兰商人以中国人特有的谦逊向皇帝表示：外国的弹丸之地，就好比是中国的几粒灰尘，外国的那点只够用勺子舀、只会纟在马蹄印里积起来的水，也只不过是王朝的几滴雨露。这样的上表想必让皇宫后花园里的皇帝莞尔一回。
所以最初，外国商人按法律不能居住在广州城以内，只能在珠江沿岸商人区定居，如果需要，中国政府会要求他们全体撤离，但是做到这一点并非难事，他们可以很方便地转移到邻近的澳门，直到1999年回归中国前，它一直是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外国商人们的女眷，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一直留居在那儿，等待商人丈夫从广州过来相聚。
但是，当大帆船穿过绿油油的稻田顺着珠江到达黄埔的时候，人们的心情毕竟和即将离去的春天的晚风一样清凉愉悦。
因为，同中国的贸易的确是一项十分有利可图的事。
极富戏剧色彩的是1744年到达广州贸易的瑞典东印度公司商船“哥德堡号”，当它装载七百多吨总价250万西班牙银元的货物于次年的9月12日回到离哥德堡港不到一千米的地方突然触礁沉没时，被匆匆打捞上来的商品不足货物的1/3，但是，这1/3已经足够收回远航的全部成本并且再造一条“哥德堡号”。
与此同时，广州十三行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豪商巨贾，潘、卢、伍、叶四大家族领一时风骚。潘家别墅临广州珠江而筑，堂皇气派，至今仍是一处胜景。来自泉州的伍家资产在1834年约有2600万两白银，被当时来广州的西方人称为“天下第一富翁”。他们的资产，曾经为美国的铁路建设助力。2001年，《华尔街日报》将伍氏评为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个人之一。十三行搜集天下珍奇，1822年的一场大火，在十三行燃烧七个昼夜，洋银融化后流入水沟，长达一两里，其价值为4000万两白银。
广州城外，与商馆对应，形成漳州人与泉州人的小社会，按照中国商人社会传统，他们以语言、同乡、同宗为纽带形成群体，跟晋商、徽商一样，游离于主流之处，却实力强大，富可敌国。
所以，最初到达广州的外国商人，大体还能忍受那些隆重如大戏的朝贡规则。当船到达澳门关外，先是报关投讯，延请引航员在虎门，一艘中国官船将载着港务官员在西方船只的礼炮声中对船上的船员、枪炮、火药检查登记在丈抽仪式上，港务官员代表皇帝向他们送上犒赏的牛酒，以使他们更像前来朝贡的朝鲜、琉球的使臣。然后，商人们才可以上岸，建仓库、找保商、做生意。
在珠江水面上，悬着不同国家旗帜的商船，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进进出出，为广州港一一。
皇帝关注中国南端这个港口的买卖，在清宫档案中人们看到，皇帝每年要过问这里的海关税收上缴及他的特许商人们为他搜集到的海外珍奇。到19世纪中期，区区一个粤海关的税收，占广东一省财政收入60%和清政府全部关税收入的40%。
在广州贸易走向繁荣的时候，中西历史正在经历一个微妙的时段。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巨大的满足中走向全盛，物质繁荣程度一时让西方还难以企及，如诗如幻的圆明园在这时期建成，曹雪芹的袓父正在江南为皇帝织造帝国最华美的衣裳。但是，在此期间来访的马尔嘎尼已经从帝国庞大的躯体中嗅到腐朽的气息而西方正酝酿一场波澜壮阔的近代科技发展和思想启蒙运动，并由此推动社会变革。在俄罗斯，彼得大帝夺取出海口营造了他的横跨欧亚的帝国英吉利走出岛屿，很快，它将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利坚作为年轻的国家在1776年诞生，一个多世纪以后，它将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当外洋大船来到广州并开台他们的贸易模式，东西方世界的物质、科技与思想的交汇掀起波澜，最终使两端走向失衡。
随后，古老的帝国进入它的震荡期。
在封建王朝的外贸管理体系中，洋商是外商的商务伙伴，法律意义上的承保人和监管人，在外交层面上，他们是中国政府的传话人，同时还要保障海关税饷的征收0这种特殊的身份折射出封建王朝面对外来文明的复杂心态研究广州十三行历史，人们发现无法绕开一个人，那就是行商首领潘启。
十三行创立“公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85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达39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成了十三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潘启官家族。
潘启，又称潘振承，出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41)，他的号文岩，有人认为与他家乡的文圃山龙池岩有关联，是否臆会，没人较真。他的老家栖栅社，当年在漳州与泉州交界，现隶属漳州，称龙海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与明代中国着名外贸港口月港近在咫尺。这一带百姓出海谋生是一种传统。潘氐是唐开漳将领潘源的后裔，至今依然在这里集族而居，尽管族谱中关于潘振承的记载寥寥几笔，不过，在他故去200年后，这地方已经受研究者的关注。这里有他的袓祠、他父母的坟墓，他自己和他的元配夫人在广州死后也归葬这里。在他父母的墓碑上，刻着他的名字和他的荣誉性官衔——用兵马司正指挥加四级，当时是乾隆三十四年(1769)。不过史料记载是三品顶戴，和一百年后的那个岩一。
白礁，已有一千七百多年历史，比漳州建州时间还早。村中文圃山，是潘振承魂牵梦绕之地，据说他的“同文行”名字来源于此。山中有龙池岩，景致优美，传说是唐太子李忱云游之地。朱熹曾在此建“华圃书院”，并作“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水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水，为有源头活水来”一诗传世。白礁慈济宫是闽台保生大帝信仰的发祥地，台湾政要王金平的袓先也来自这里，连战袓家、阿基诺夫人袓家也都与这个村相邻。
现在，这个村在漳州50强村中名列前茅，台湾灿坤公司、王永庆的钢铁厂、金龙客车、申龙客车，均在这儿落户，可谓人文荟萃，藏龙卧虎。
一生传，家子的代世界最富有的商人……
潘启年轻时曾先后3次赴马尼拉贸易，那时，漳州与马尼拉的贸易，已持续200年时间，是传统的贸易线。他最初的财富大致是从航海贸易中赚取的，而那日后让他在十三行如鱼得水的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我们也很容易地推测他最初的贸易伙伴的来历。
广州是海上丝路的始发地，千百年来市舶云集，来自福建的商人们随着贸易季节如候鸟而来，然后，渐渐把这里当做家。潘启壮年入粤，在同样来自福建的陈姓行商门下做事，然后在1753年开设“同文行”这个同文行为他吸纳天下财富，最终让他富比王侯。
乾隆二十二年(1757)，一道圣谕给广州和潘启带来巨大机遇，朝廷实施“一口通商”政策，广州十三行成为唯一法定海外贸易地区，独掌外贸垄断，拥有通往世界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一口通商”在给中国对外贸易造成实际束缚的同时，客观上却造就了广州经济文化的繁荣。
潘启和行商们借着古老帝国勉强打开的一道细微的门缝，一跃成为世界冨。
“一口通商”实施3年后，潘启联合8家行商，向朝廷呈请设立“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潘启被朝廷任命为行商首领，一直到28年后病逝。
清政府显然已经意识到，控制“公行”既可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益，又能够控制商业资本，迫使商人不得不终生服务于皇朝体制。事实上，潘启和十三行的行商在成为屈指可数的皇家特许商人的同时，他们命运已经和帝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封建王朝的外贸管理体系中，洋商是外商的商务伙伴，法律意义上的承保人和监管人，在外交层面上，他们是中国政府的传话人，同时还要保障海关税饷的征收。这种特殊的身份折射出封建王朝面对外来文明的复杂心态。
作为十三行富商之首，1793年，同文行的资产为2000万两白银，当年，清政府财政收入约为4000万银元。那个时候，做行商的“入门券”是20万两银子，而两广总督的年俸是2万两银子。日后被美国人誉为世界首富的福建同乡伍氐家族，当年也来自潘家的门下。
来自那个年代的绘画至今仍可显示潘家的财富状况。1776年，潘启在广州海幢寺西侧购置了一块地皮兴建潘家新宅，新的宅院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犹如人间仙境，极尽奢华。“龙溪乡”的取名则显示了主人与老家漳州龙溪县的渊源。
潘家花园东至风光旖旎的漱珠涌，北接悠悠珠江水，规模宏大、雍容华贵、名动南粤。园中古树参差、名花争艳。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和外国使节常常在这里会晤和举办餐会。人们有时会在这个人间仙境里看到如花美眷以及她们身上华美的服饰。在她们身边，游走的麋鹿、孔雀、鸳鸯与她们亲密无间。许多年后，当人们从文字或外销画中看到这一幕时，总是忍不住将其和《红楼梦》中的某些细节联系在一起。
潘氐家族的成功得益于谨慎地选择合适的贸易对象。潘启以英国和瑞典为主要贸易对象，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支付能力强。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茶叶贸易量分别位于第一、第二位。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232030担，出口英国154964担，出口瑞典46593担，这就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同文行几乎垄断与英国公司的生丝贸易。1768年，英国向他订购2000担生丝，此后，同文行每年都有1000·2000担生丝交售公司。
在一些着述中，潘启被认为是最早到过瑞典并且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中国人。
在瑞典哥德堡市博物馆旧日东印度公司办公大楼里至今保留着一幅潘启的玻璃画像，这是他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萨文格瑞的礼物，这份200年前的友谊，因为那片玻璃而泛着古典的光泽，以至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画像上那个气宇不凡的商人，是第一个到达瑞典的中国人，当他身穿华丽的大清官服出现在1770年哥德堡市的街头，曾经引起怎样的轰动，如同今日的影一。
事实上，对于瑞典或者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来说，当他们经过漫长的旅程到达黄埔港，兴冲冲地带着白银直奔十三行时，潘启一定是他们最想到的中国人。
潘启和欧洲东印度公司贸易额是多少，已经难以确切考证。仅仅从那些零星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当年的贸易。1753年，也就是同文行成立这一年，潘启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一项贸易就达生丝1192担、丝织品1900匹、南京布1500匹，其中生丝一项就达20.86万两白银，而1757年仅一艘西班牙商船就从潘启手中买去20万西班牙银元货物。
潘启的商业网络已经越过传统海域而伸展至欧美，并由此成为一个置身全球贸易体系的真正的“世界商人”。事实上，潘启始终没有放弃传统的南洋贸易的机会，1768年进出广州港的有名可考的37艘商船中，“协盛”、“万泰”、“坑仔鹅”三艘船的主人就是潘启。
在那个不算遥远的年代，潘启和洋商们开启了一种融会西方人文精神的商业文化，开放包容、重视实际、平等互惠是他们遵循的行为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