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忠公以苏武节为秦桧忌，孝宗怜之。其子迈以宏博入选，历官清显，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则非所以示天下，故特迟之。洪公每请上早谕庄文，上为首肯。间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正饮娼楼，亟命快行宣谕洪公云：也请学士教子！言讫无他。洪惊愕，退而研其子所如，方悟上旨。遂抗章谢罪求去。归鄱阳，与兄丞相适唱酬林壑甚适。
鄱阳县出土宋代洪妙慧墓志铭(铭载：“安人洪氏名妙慧，饶州番县(即鄱阳)人”，其曾祖为洪皓。)本身就不能为子孙作则，刻苦自勉的奋斗家风更是荡然无存，这直接导致洪氏后人在安逸放纵当中日渐凡庸，洪氏家族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时期之后就迅速衰落（许怀林先生在短制《鄱阳洪氏家族的升腾与殒落》一文中对此辨析甚明）。就此而言，洪迈三兄弟既是洪氏的功臣，也是洪氏的罪人。
不过这一切对于魂归天府的洪迈没有任何意义。他已经走完了自己辉煌的一生，他已经走完了自己痛苦的一生，他已经走完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唯一没有疑问的是，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天空中一颗永远璀璨的星辰。人生如此，夫复何求？
洪迈首先是作为一位文学家而在当年名噪一时。他所生活的南宋时期，在政治上是一个动荡期，在军事上是一个斗争期，在社会风尚方面是一个奋发图强和苟且隐逸共存的年代。这个年代以其独特的风貌影响和哺育了洪迈。
北宋从五代乱世中立国，因此对唐末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历史教训记忆尤深。宋王朝从立国之初就极力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重用文臣，不仅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而且主兵的枢密使等职务也多由文人担任。文臣由科举考试进入仕途，他们成为宋代官僚阶层的主要成分。这些措施有力地加强了君权，同时也使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和参政热情空前高涨。他们以国家的栋梁自居，意气风发地发表政见，这成为宋代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风貌。
洪适所着《隶释》宋代还是理学生根发芽的时代。但理学在整个宋代并没有成为官方学说，除了南宋的最后半个世纪以外，理学一直没有得到朝廷的公开承认。而且，宋代的理学和后世所公认的程朱理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宋代士大夫治学之风极盛，几乎人人都有自己的学术理解和体系。不仅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自矜掌握了古圣相传的安身立命之道，而且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杨万里等文士也热衷于讲道立学，开宗立派，其中王安石甚至要废《春秋》而改六经。并且，宋朝的士大夫们往往具有很强烈很自觉的卫道意识，积极地着书立说，排斥异己。仅在北宋后期，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而旧学内部又有以苏轼为首的蜀学与以二程为首的洛学之争。到了南宋，则有朱熹与二陆之争，以及朱熹与叶适、陈亮之争。翻开宋人文集，总能找到论学的文章。这种议论有时会旁溢到诗歌中去。
宋代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十分重视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儒家一向重视文与道的关系。开有宋一代文风的欧阳修、苏轼等人直接继承了唐人韩愈文以贯道的思想。从宋初的柳开、穆修开始，宋人对文道关系就进行了反复的论述。他们的具体看法虽然不尽相同，但在总体思想上都对文以贯道表示了认同。理学家则表现出了浓厚的理论兴趣，并更加强调道的第一性，把文仅仅视为一种负载工具，提出文以载道说。这种观点在宋代文坛居于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此有反对意见的苏轼等人，其文学观点的实质也与此颇为相似。只是在道的内涵上，苏轼等人认可的范围更加宽广而已。文以载道说实质上是一种价值观，它把文学的社会政治功能置于文学审美功能之上。宋代诗文说教意味远较前代浓厚，这可以归咎于文以载道说流行的负面影响。
宋朝特别重视文治教化，印刷业和教育事业都有空前的发展。宋代公私刻书业的兴盛使书籍得以大量流通，不但皇家秘阁和州县藏书汗牛充栋，就是私人藏书也动辄上万卷。与此同时，学校的数量和种类也大量增加。除了从国子学到县学的各级官办学校外，私立书院也日益兴盛。像着名的白鹿洞书院等四大书院，其规模和水平都足与官办学校媲美。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就记载过私立书院当时的盛况：
太平兴国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为褒信主簿。洞在庐山之阳，尝聚生徒数百人。李煜有国时，割善田数十顷，取其租廪给之；选太学之通经者，俾领洞事，日为诸生讲诵。于是起建议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渐废。大中祥符二年，应天府民曹诚，即楚丘戚同文旧居造舍百五十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府奏其事，诏赐额曰应天府书院，命奉礼郎戚舜宾主之，仍令本府幕职官提举，以诚为府助教。宋兴，天下州府有学自此始。其后潭州又有岳麓书院。及庆历中，诏诸路州郡皆立学，设官教授，则所谓书院者当合而为一。今岳麓、白鹿复营之，各自养士，其所廪给礼貌乃过于郡庠。近者巴州亦创置，是为一邦而两学矣。大学、辟雍并置，尚且不可，是于义为不然也。
虽然洪迈对此稍有微词，但客观上这样的基础条件使宋代士人的总体学术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像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等人在文学作品之外，还写了不少经学（包括小学）和史学的着作，都堪称学者型的作家。学术修养的提高，无疑会使作家更善于深刻地思考社会和人生，也更善于细密周详地进行议论。
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宋代的文学作品，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宋代的文学家继承了唐代文学家杜甫、白居易等人直面社会生活，摹写民生的文学传统，描写民瘼或抨击时弊成为整个文坛的创作倾向。宋诗中缺少像杜甫“三吏”“三别”和白居易“新乐府”那样的名篇，但此类主题的普及程度远远超过了唐代，即便是以“浪子词人”而闻名的柳永也写过刻画盐工悲惨生活的《煮海歌》，一向被看作专重艺术的词人周邦彦也有讽刺宋将丧师辱国的《天赐白》。社会政治功能的加强使宋代诗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和刚健的骨力。
有宋一代，内忧外患几乎贯穿整个国家史。在对抗外敌战场上的频频失利，极大地加强了南宋文人的忧患意识，把他们本已有之的强烈国家社会责任感推向了一个极致。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造成宋代文学中爱国主题的高扬，使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作家很少用文学来歌功颂德，也很少借助作品来抒发个人的宏伟抱负，经常出现在唐人诗歌中的那种漫溢的豪情壮志甚至是虚妄的幻想很少在宋人的作品中得到表现。宋人的作品，具有严谨、平实、细密、深沉等特征，却难以发现唐人那种天马行空、气冲斗牛的昂扬气概。宋代诗文的现实意义很强，但缺乏唐代那种骨子里的潇洒浪漫气息。
宋代的文人还有着与前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宋代一改前人灭佛政策，使得中国传统思潮中又融入了释学和禅学的新血液，逐渐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潮。甚至连理学家的性命义理学说都以释、老为津梁，“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那些非理学的文人更是对自己浸染释、老毫不讳言，比如王安石就曾与宋神宗当面讨论佛书。三教合一的思潮使宋代士大夫的文化性格迥异于前代文人。首先，士大夫对传统的处世方式进行了整合，承担社会责任与追求个性自由不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前代文人的人生态度大致上可以分为出仕和隐逸两个方向，出仕是为了兼济天下，隐逸则是为了独善其身。这两者互不兼容。宋人则不然，宋代士人都有参政的热情，经科举考试而入仕是多数人的人生道路。入仕以后也大多能勤于政务，勇于言事。然而他们在积极参政的同时，仍能保持相对宁静的心态。他们已经把自我人格修养的完善看作是人生的最高目标，一切事功仅仅是人格修养的外部表现而已。因此他们向内心去寻求个体生命的意义，去追求经过道德自律的自由。其次，宋人采取了新的生活态度。他们认为个人的努力和贡献是整个传统或整个阶层中的一部分，应当受到理性和道德的制约。宋人的个体意识不像唐人那样的张扬发散，而是倾向于理智、平和、稳健和淡泊。正像范仲淹所说的，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是脚踏实地，更加冷静、理性，臻于成熟。
生活态度的改变也带来了审美情趣的转变。禅宗对传统的儒教发生了重要的影响，禅宗宣扬内心的顿悟和超越，宋人的儒学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宋儒弘扬了韩愈把儒家思想与日用人伦相结合的传统，更加注重内心道德的修养。所以，宋代的士大夫多采取和光同尘、与俗俯仰的生活态度。在他们看来，生活中的雅俗之辨应该注重的是大节，应该体现的是内心，因此信佛不必禁断酒肉，隐居也无须远离红尘。随之而来的是，宋人的审美态度也世俗化了。他们认为，审美活动中的雅俗之辨，关键在于审美主体是否具有高雅的品质和情趣，而不在于客体是高雅还是凡俗之物。这种以俗为雅的独特审美观念也成为宋代文学独立于文学史卷自成一家的精神标志。
洪迈作为南宋的文学大家，在文学审美活动中，他继承了宋人的时代风貌以及审美观念，同时形成了自己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现有资料中他没有系统地阐述过自己的文学观点，但是从散在诸多着作的精彩片语中，我们可以集腋成裘，一窥全豹。
